2013企业家犯罪报告：357位涉案 民企最多

六大犯罪因素

　　在明确企业所有制类型的357例案件(其中1例案件的企业为跨国公司，归入民营企业范畴)中，国有企业家犯罪或涉嫌犯罪的案件为87件，占357例案件的24.4%，民营企业家犯罪或涉嫌犯罪的案件为270件，占357例案件总数的75.6%。

　　虽然各年度的案件类型大体一致，但在罪名比重上，每年都有不同的排序。这两年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曝光率一直处于首位，但2013年集资诈骗、组织领导传销都在排位上有所提前，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也*次跻身发案前十，反映出各种犯罪类型的每年变化与各年度的社会政策、刑事政策设计有关。

　　如非法吸存案件、贪腐类案件的持续高发，与经济转型中的不顺畅有关，涉黑案件在2011、2010年达到高峰，与当时的重庆治理模式有关。2013 年曝光的大量食品安全犯罪、环境污染犯罪，也是在十八大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社会和谐发展大背景下，加大了对此类犯罪的查处、曝光力度。因此，经济犯罪就是经济发展的缩影，经济发展中的失败抑或进步，都会通过经济犯罪这个反面的例子反映出来。

　　结合2013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整体现状，《报告》透视了企业家犯罪的几大根本性因素：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未能理顺”成为企业家犯罪现状的根本因素。中国当前面临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根本上都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如地方债务、金融风险、产能过剩、国企转型不畅、高房价等，无不是由于政府越位、缺位、错位，导致市场的作用未能有效发挥。

　　“民营企业融资难、市场准入受限”成为企业家犯罪现状的直接因素。我国在过去30多年里，人均GDP增长的倍数是178倍，而人均储蓄增长倍数是1619倍，是经济增长的10倍左右，由此产生了很多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拥有巨大的社会资金，但这些资金缺乏良好的投资渠道，只能通过炒房、炒矿等投机方式，或者利用各种地下金融方式进行投资。

　　“政府转型副产品”是企业家犯罪现状的制度因素。政府转型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包办一切，到市场经济时代政府居于市场之后，从台前到幕后的角色转变既需要制度支持，又需要观念转变。长期以来，我们虽然经过了多次机构调整，但经济事务的管理部门仍设置过多、分工过细，由此导致职能交叉、职能重叠、多头治理，这些反过来助长了政府的部门利益。 “规则缺失、监管不利导致官商勾结”是企业家犯罪现状的客观因素。经济犯罪与自然犯罪不同，不是自古而来就约定俗称作为犯罪处理的，而是随着一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根据政策调整的需要，对经济犯罪的认定和处罚也随时发生变化。 “刑法*思想与政府责任的隐蔽化”是企业家犯罪现状的主观因素。刑事法网的扩张主要体现在经济犯罪领域罪名、罪状的增加，司法领域扩大追诉范围、任意追诉的现象也层出不穷。 “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内部监督失灵”是企业家犯罪现状的个体因素。企业内部的权力制衡是企业治理结构的核心。它应当以公司内部权力建构为基础，在权力行使主体之间予以制衡。公司内部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才能够充分发挥公司*运作潜能。

企业家犯罪新趋势

　　虽然犯罪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刑罚的烈度也在随着法律修改、社会宽容度的增大而不断降低。从统计数据来看，近三年媒体报道的企业家死刑案例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死刑立即执行的数量大幅减少，更多的判处死缓或者无期徒刑。

　　另一方面，随着刑事诉讼法对证据标准的提升和明确，很多民刑交叉案件由于证据标准不能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或者当事人双方进行了刑事和解，从而可以进行非罪化、轻刑化的处理，近三年涉案企业家被判5年以下轻刑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加，从2011年的21.43%上升到2013年的40%。

　　《2013中国企业家犯罪研究报告》结合多年来的研究基础，对于未来3—5年中国企业家犯罪趋势做出了研究性预测。

　　首先是“旧账还要算”，历史性犯罪仍会被持续查处。

　　犯罪暗数的存在，导致过去经济发展中企业家的原罪会因大力反腐而逐步曝光。十八大反腐决心更带来了“苍蝇”、“老虎”一起打的效果，今年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就达到15位，随着这些落马高官贪腐事实的曝光，与之千丝万缕的企业家们也难逃法网。

　　其次，随着改革的深入，新的经济犯罪查处逐渐减少。

　　2013年可谓改革元年，上海自贸区设立、金融改革启动、“营改增”扩至全国等利好政策，加之政府已取消和下放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并进一步推进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能源开发、公用事业、服务业等领域放宽市场准入。随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顺，民企与国企的界分将逐渐模糊，企业家犯罪将更多的集中在市场调控领域，而且动用刑事手段应当更加谨慎。

　　再次，犯罪类型将出现较大变化、民生类、疑难、新型案件、灰色案件将频发。

　　随着经济转型的加大、民众对于自身权利需求的增加，这些危害民众生存、生活基本条件的行为将成为今后打击的重点，如毒胶囊、地沟油、毒豆芽、毒奶粉等等，地方政府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姑息养奸的做法，会成为舆论监督、法律监督的重点曝光对象，政府监管缺位的现象也将从刑事案件的惩处中得到一定的改善。

　　第四，刑罚规制减少，行政制裁甚至是对企业家的职业禁止、政治生涯的冻结会加大。

　　经济犯罪的立法更加宽缓、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换，使企业家犯罪的查处厉度逐渐降低。但是对于企业家从业资格的限制会越来越高，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出台了中国首份负面清单，列明了企业不能投资的领域和产业，相当于投资领域的“黑名单”，力图规避正面清单所带来的政府权力寻租空间。

　　最后，公司治理结构和企业风险防控进一步完善，企业家的个体犯罪风险大大降低。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决议中特别强调要“让国企和民企拥有更平等的市场地位，形成更良性的竞争环境。”这势必要求国企高管们完善自我，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同时，还要真正落实现代企业制度，让董事会、监事会发挥真正的监督制约作用，让总经理或CEO等国企高管扮演各自的角色。

　　以此厘清国企高管及其背后国企本身的“官商政商”界限，真正让官员的归官员，商人的归商人，行政的归行政，市场的归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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