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再投钱了，或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

　　凤凰财经：前两天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刘鹤到广东调查，发现仍然产能过剩，有好多的僵尸企业。如果央行再货币再宽松的话，那会不会更加产能过剩？

　　韦森：这代表了一大批经济学家的观点，包括我的好朋友许小年教授等等，他们大致都持这种想法。这些经济学家认为，现在中国的各行各业产能都大量过剩，而过剩的企业大都落在一些落后的传统产业，所以，在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上，仍应该采取比较紧的货币政策，迫使一些产能过剩、负债过重的企业退出，该倒闭的就叫它们倒闭。一些僵尸企业，还不了负债，就应该让它们破产倒闭。这样才只能实现腾笼换鸟、产业的转型升级。

　　但是，我自己对这个想法是不甚同意的。为什么呢？现在我们提出来以创新驱动来实现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理念上是好的，方向上也是对的。但是，要知道，创新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而且主要是企业的事情，是企业家的事情。不能指望大学生还没毕业，就都去创业、搞创新。

　　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37年来，中国快速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源，就是一大批企业家的崛起。这些企业家大都是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中走了出来的，下了海，创办了自己的企业，或承包了企业，也有的是从原来的乡镇企业自发成长起来的。不管原来干什么，他们在各行各业拼搏了二三十年，建立了很多很大的企业。他们在实际经济部门从事经营，更知道在本行业以及临近行业中创新的机会和可能。

　　经过30多年的创业，一些企业——尤其是在2007至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引领下盲目扩张的那些企业，发现本行业的产能过剩，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或者以低于成本价卖了出去，还不了银行贷款，企业面临关门、倒闭的窘境。谁之过？责任要完全由他们来负吗？现在要看着一大批企业关门倒闭吗？

　　话说回来，即使这些在各行各业艰难挣扎和打拼的企业家，发现了新的创业机会，但是现有的银行贷款还还不了，工人工资发不出去，哪有资本和资金以及可能和能力再去搞创新升级？但问题是，一些还没有毕业、还没有找到工作年轻人，难道比这些在各行各业闯荡多年且在企业生死线上挣扎着的企业家更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

　　近代以来，无论在什么国家，发明与创新，主要来自于企业，来自于企业家。因此，只有现有的企业和企业家能在目前还款负担极重，而又产品卖不出去的恶劣环境中挣扎着存活下来，他们未来才能创新，才能实现企业和产业的升级和“腾笼换鸟”。

　　一大批企业家存活下来，他们才更能知道未来要生产什么，该怎么开拓新的市场。最近，国务院号召要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愿望无疑是好的。但是，最近我一听到这个口号，我马上就联想到了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全民大练钢铁”的口号，也使我马上记起儿时田地间遍地小高炉，四处冒狼烟的“全民大练钢铁”的情景。

　　总之，我的看法是，在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上，政府的所有宏观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都应该尽*可能保现有企业不让它们倒闭，能保多少保多少。当然一些企业确实是在前几年盲目扩张得太厉害，企业负债极重，产品又卖不出去，变成了现在大家所说的“僵尸企业”。

　　国内应该有一批这样的“僵尸企业”。实在它们的负债还不了，该倒闭的就得倒，这是不能救的，这也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铁律。但是，目前全国各地的大量中小企业，现在已经是关停倒闭的一片一片的了，这十分不利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也会造成当下的失业以及农民工拿不到所欠工资等大量社会问题，且更会伤害这一代和下一代人的“中国企业家精神”。

　　因此，我们政府的宏观政策，包括货币政策、税收政策，乃至汇率政策，都要首先考虑救这些频临倒闭的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而不是再盲目上项目、扩大政府推动的投资，去搞什么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现在企业都关停的一片一片的了，谁还敢去再创业，谁还有能力再去创新？

　　根据上述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的判断和最近自己的一些观察和思考，我在一些年会上提出了对目前央行货币政策一点个人看法：要进一步量化宽松，以不支持实体部门（进行项目投资）而进行量化宽松，才能真正救实体部门。

　　之前，我和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同行交流，包括一些在央行部门和金融行业的咨询经济学家交流，不少人均认为，现在央行通过降低准备金等措施增加基础货币正投放的货币政策没用，因为央行向市场投放的基础货币到不了实体部门，尤其是到不了那些急需银行贷款的中小企业。我说这个思路本身就有问题。

　　因为，中国经济经过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到了目前的发展阶段上，各行各业均大量产能过剩。在此现有科技革命发展阶段上的中国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上，我们的货币政策应该是避免银行坏债剧增和金融风险，而不再主要是再保投资和推高增长。

　　具体说来，就是前几年高速增长时期，一波剧增的银行贷款的还款期到了。这时候，应该尽快增加基础货币正投放，使实际利率降下来，以减少现有企业的债务和还款负担。这才是所有政府宏观政策的当务之急。

　　当然，也有许多经济学家家，包括许小年教授等则认为，目前企业的经营状况普遍不好，银行负债严重，故央行降低基准利率和增加基础货币正投放，也没用。他们认为，因为利率的风险溢价太高，你央行想把利率降下来，市场也降不下来。

　　对此，我也有不同看法。多年来，我信的经济学比较简单：利率无非是货币市场上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的价格。市场上货币供给多了，供大于求了，利息率自然就会降下来。

　　所以，我认为，央行不必考虑靠降准和其他量宽办法所投放的基础货币到哪里去了，是否到了急需贷款的中小企业——如“定向降准”——也不重要。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给多了，基准利率也降下来，市场利率也自然会下来。另一方面，现在的实际利率过高，主要还有PPI为负的成分。当我国经济从PPI的“通缩”中走了出来，才能真正把实际利率降下来。实际利率降了下来，“帕廷金效应”消失了，才能真正帮企业。

　　一大批现有企业活了下来，才能进行创新和产能“转型升级”。这就是我要反复解释的一个道理：目前的货币宽松，似要以不明确说支持实体经济，才能真正救实体经济。这是我最近的一个的主要观点。

　　为什么说如果把降低央行法准金和降低利率不明确支持实体部门才是当为的货币政策呢？请大家仔细想一下，如果所有的新增银行贷款或社会融资全都支持已经大量产能过剩的实体经济，即再支持新建项目投资，那还不是靠增发基础货币刺激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的陈旧政策思路吗？

　　那结果必定是如刘鹤在广东调研所见的情形：目前宽松的货币政策，会继续加剧目前和未来的产能过剩问题。这样所通过降准增加基础货币的宽松货币政策的结果，在未来必然会导致银行坏账越来越多，金融风险会越来越大，最后甚至会产生“去杠杆”的金融风暴。

　　最近，我曾经就自己的这点初步想法与几个省市的建行行长们以及上海公积金管理中心的高管讲过，也给南方一些省市的市厅级以上干部领导讲过。经过解释，他们听了都表示同意。他们反映说，现在央行已经五次降准、六次降息了，货币市场不怎么缺钱了，但各银行的超额准备金也在上升。

　　一些行长们说，现在银行的贷款经理到各处转了一下，发现实体部门确实很差，很难找到可信赖的贷款对象。一些急需贷款但快要沉没的企业，各银行则不敢贷款给它们，贷给它们多少钱，将来都会变成坏账。而一些真正少数好的企业，又不缺钱。所以各银行的可贷资金目前应该比较充裕。在此情况下，进一步降低央行的基准贷款利率的空间还是有的。

　　另外，目前央行所规定的贷款和存款的息差太大。到10月24日最近这次央行降息，贷款和存款的息差还仍有2.85%。要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不要央行再规定和公布基准利率了。最近央行好像也有这个意思。在10月26日的一个新闻稿中，央行曾表示，在条件成熟后，央行将不再公布存款和贷款的基准利率。这应该符合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大趋势，是一项非常值得采取和推动的改革措施。

　　凤凰财经：好的企业不缺钱。

　　韦森：这种情况下，各银行内部有大量的款贷不出去，超额准备金在增加，乃至攀升。坏企业银行不敢贷、惜贷，好企业不求贷——“我还不知道我怎么投资，现在房地产不能投，股票不能投，我还不知道我的钱怎么投，我借你银行的钱干吗？”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市场就大量的货币过剩，货币供给过剩了，实际利率才能降下来。

　　这里我再给你一些国外的例子，你就就明白了。美国从2007年开始，实际上更早从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期间开始，美联储就开始连续降息了。到目前为止，美联储已经维持基准利率在0.25的水平上已经十几年了。在2007-2008年金融风暴后，美联储又经过4次量化宽松，增发了许多基础货币，这才使美国在在资本市场上整体上维持了一个很低的利率水平。

　　日本央行实行零利率政策多年了，欧洲央行也维持0.05的利率多年，瑞士则是负利率。你要知道，西方国家的央行之所以发了那么多货币，首先是为了维持低利率，因为他们的政府负债很高，经济复苏步履维艰。但是要看到，尽管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负债很高，但整体来看企业负债率并不怎么高。我们国家的情形正好反过来，企业的负债很重，政府的负债率相对而言还不算是很高。

　　按照麦肯锡的估算，在2014年，我国的企业负债（包括非金融企业和金融企业的负债）、政府负债、家庭负债加在一起，为GDP的282%。其中，企业负债是125%，就是1GDP有1.25的负债。按照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元春教授的团队的最近估计，现在中国的非金融企业负债与GDP比例已经高达将近1.68倍，再加上地方政府有30多万亿元的负债（包括连带隐形负债），远远超过100万亿。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利率像日本、欧盟和美国那么低，那还怕什么？反正没多少利息要付，这样中国的大量企业就会轻省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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