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考，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因此改变

我想起了我的奶奶。当年闹日本的时候，一听说日本鬼子来了我奶奶就往厕所跑。解放后许多年了，我们恶作剧，大喊一声：鬼子来了！我奶奶马上就脸色苍白，把提着裤子往厕所跑去。唉，这高考竟然像日本鬼子一样可怕了。”

这是一位陪考父亲的手记，叫《陪女儿高考》，作者莫言。

1

“我们不讲我们为你付出多少，我们为你付出是应该的，但你自己对不对得起自己奋斗的十二年！”吴俊不停把儿子吴世康的试卷向桌面摔打。

吴俊家里从来没有出过大学生，为了“改变门庭”，他暂时关闭了经营得风生水起的工厂，到毛坦厂中学陪儿子复读。他在毛中做了一名保安，近距离侦查情况，随时做出调整。

“如果我有张大学文凭，这个毛中里面，任何一个办公室，可能就有我的一席之地。关键就是缺那张纸。”

所以当吴世康从全年级300多名退步到全年级3000多名时，他几近崩溃。

“愤怒！恨铁不成钢。如果不是高考即将来临，打，肯定是跑不掉的。”

不堪重压的孩子辩解道，自己在学习，成绩不好自己也很想哭。

一阵暴怒之后，这位父亲也只能归于平静，“只有进前十名，你才有机会往一本的路上走”。

吴世康只是毛坦厂高中复读大军中的一员，窒息的压力弥漫在复读生和家长间。儿子考好了，吴俊就喝点儿小酒，考不好，就是暴风骤雨。

毛坦厂镇位于安徽大别山深处，毛坦厂中学是小镇经济的支柱，在校24000多名学生中，有三分之一是复读生。

为了挤进大学那扇窄门，他们在*年的失利后，被父母送来这座“修理厂”，经受高压的淬炼。

清晨，操场上有万人背诵，校园广播“今日不是人，明日人上人”不时提点。

傍晚，模拟考试教室窗口的灯光一望无际，监控室内，密密麻麻的屏幕记录着每一个学生的学习动态。

最后，吴世康考了526分，远超当年的一本分数线439分，被武汉工程大学录取。四十多岁的父亲泣不成声，泪如雨下。

毛坦厂中学是按照高考成绩来收费的，最高的复读费一学期高达3.8万元，贫困农家子弟想被高压而不得。

中国西北部的甘肃省会宁县年降水量只有300多毫米，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但会宁却是传统的教育名县，从明朝开始，这里就以考取功名为荣。而今，考大学仍是会宁子弟跳出农门最可靠的途径。

刘洋洋从小是孤儿，由叔叔和奶奶抚养长大。高三备考，摸底考试成绩足以让她迈入最*高校的大门，她的目标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问题是学费。

叔叔两赴白银市找亲妹妹资助，被拒；叔叔找村委会寻求帮助，被拒；叔叔不得已把土豆和羊羔卖掉，可学费还差一大截；叔叔硬着头皮去银行申请贷款……一次次筹钱失败，刘洋洋的成绩开始下滑。八十岁的奶奶只有一个信念，等孙女考取大学再闭眼。

奶奶孤零零地站在山坡目送孙女去高考；叔叔蹲在考场外的背影焦灼而无力。

高考结束，刘洋洋填报志愿。她报了一所师范大学，学费减免。叔叔一直奔波的问题被这样解决了，真实而无奈。

刘洋洋离开大山时，对奶奶说：“你等着我，等我放假回来看你。”奶奶无言地目送刘洋洋走上泥泞的山路。两个月后，奶奶去世了。

2015年，央视的这部纪录片《高考》，从不同侧面探讨了高考制度下的奋进与纠结，真实而残酷，豆瓣评分高达8.9。

吴世康、刘洋洋们在高考的制度下走出大山、跳出农门，不可否认，高考仍是目前实现阶层蜕变最有效最快捷的办法。

他们一遍遍机械地训练着应试技巧，一道道考题只是攀登的台阶。你无法责怪他们选择了应试教育。因为若在素质教育中“野蛮生长”，势必会损耗在高考这个标准化量杯中的容量。

2

在韩国，流行着一个词“四当五落”，就是说，你每天睡四个小时，就很接近自己的理想大学，但是如果睡五个小时，那你就会落榜。

洪明基是江原科学高中的高二学生。

这是一所学费高昂的精英高中，明基是作为社会关怀对象录取进来的，就是给优秀的贫困孩子以入学机会。

高一开学，明基惊讶地发现，这里的学生竟然已经在初中就学完了高中课程。他即使不吃不睡，也赶不上。

更让他绝望的是，优等生随便数学就能考80分。即使他已将自习时间的一大半花在了数学上，成绩却很少超过50分。

大部分的同学会直言不讳：我们学校里成绩差的都是社会关怀对象。

2016年，韩国EBS电视台推出纪录片《学习的背叛》，展示的是普通韩国学生的高考之路，比热剧《天空之城》更加接地气。

片子一开始，就抛出了这句大家常听到的话：学习不会背叛努力的人。

但，这是真的吗？

韩国高考早已不是单个学生的较量，而是家庭、阶层与社会之间的战争。

在越来越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家境贫困的孩子，越来越被边缘化。尽管有所谓的社会关怀政策，但是通过绿色通道进入名校的寒门子弟，会面临超越年龄的压力。

根据统计，月收入612万韩元以上的家庭，孩子的升学率为44.6%，月收入在194万韩元一下的家庭，孩子的升学率只有13.8%。

韩国孩子几乎都要上补习班，2009年韩国补习班获利总额约73亿美元，比三星电子的盈利还多。

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可以有课后一对一的精英教育、重金打造出来的才艺、国际化的视野和父辈的社会资源。

韩国曾爆出一起造假事件，做医学教授的父亲把孩子署为自己三篇论文的*作者，发表在 SCI后，后者成功被医学院录取。事情在媒体发酵后，该名学生虽被取消了入学资格，教授圈里却催生了更复杂的操作方法：靠交叉写对方子女的名字来规避风险。

《天空之城》的英文剧名叫Sky Castle，SKY是现实中韩国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的统称。

在《太极虎韩国》一书里，作者、《经济学人》杂志驻韩记者丹尼尔·图德详细介绍了韩国这三所*大学，把它们描述为“类常青藤联盟或英国剑桥大学”，每所学校每年录取率大概只有1%，但三所大学总共出产了韩国70%的大规模企业CEO和80%的司法机构公务员。

甚至，这部反思教育体制的电视剧，编剧俞贤美，也是来自SKY中高丽大学的文学硕士。

光靠努力是很难越过那堵墙的。

比明基大一岁的亲姐姐，已是明基“见过最努力的人”，仍然在高考中失利，没有去到理想的大学。

凌晨两点，大多数人已沉沉睡去，网络上的直播世界却热闹如白昼。在满屏的喧嚣中，还存在着一个安静而特别的群体：直播学习的韩国考生。

每次写作业前，16岁的艺媛都会先打开手机里的直播，“只有亲眼看到别人的努力才能刺激到自己”。她每天在书桌前端坐十几个小时，手上多处脱皮，长满老茧。

每一天，她都处于紧张焦虑中。出生在韩国全罗北道益山市的她，一想到要和首尔那些从小拥有着良好资源的孩子竞争，就不寒而栗。

最让人痛心的是，才十几岁的孩子，都还没成年，就开始说自己已经晚了。

“如果我们这么努力学习，都换不来幸福的人生。那我们到底是在为什么努力？”

这些出身于普通家庭的韩国孩子们不是害怕努力，只是希望有一个努力了就会有回报的未来。

3

与中韩高考相比，日本高考的激烈程度并不逊色，甚至有“地狱考试”之称

日本社会对“哪些大学最为出色”有高度的共识，日本民间甚至把日本的大学分为S级到F级。日本企业在选择雇员时，将应聘者就读的大学作为条件快速筛选。

不只大学的相对地位，甚至以此代表的生活方式都积累了相当高的稳定性。一旦成为体力工人，就不可能再升迁为白领员工。

一个人获得保障和社会流动的机会被强力挤压到整个人生中一个极为短暂的时期。就读于一所名牌大学就等于获得了一份理想工作，甚至一个理想的人生。因此日本家庭往往将很大一笔资金投入到教育中。

日本家庭中的母亲在子女入学的整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母亲承担绝大部分的准备工作，花大量时间研究就读费用、录取要求以及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参观学校、阅读升学指导，从亲朋那里收集相关信息自然都是必不可少的。

总而言之，母亲的工作核心是准确评估自己子女的能力，并让子女参加最适合自身能力的入学考试。

日本学生考试的成败不只关乎考生本人，更与一个家庭的成败系其相关。子女的成败，也是母亲的成败。

膨胀的考试制度，成了通往“新中产”的必经之路。

日本没有穷人吗？当然不是，弱势群体在国家富裕的宏观叙事中被忽略了而已。

NHK电视台的纪录片《穷忙族》将镜头对准了这个群体。日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农业农村荒废，造成农村人口的大部分外流。由于家庭贫困，一些孩子得不到普通市民待遇，造成学业工作上的贫困代际遗传。

父母离婚后，兄弟两人翼和优跟随父亲生活。为了贴补生活，兄弟二人一边打工一边上学。

哥哥翼从早晨9点工作到下午4点，每个月有8万日元左右的收入。但有时燃气费、饮食费、交通费等支出会超过10万日元，因此不论多累都无法休息。

结束打工后下午五点半要去定时制高中学习到晚上九点半。

放学的弟弟优代替哥哥去打工。工作到晚上10点，每个月收入5万日元。打工的工资中，3万日元作为自己的生活费，其余的钱用来维持家计。

兄弟两人都回到家一起坐到饭桌前，已经是夜里11点。

仅靠父母的收入无法满足全部生活需要的高中生，在日本正在不断增多。

以2500名公立高中学生为对象的调查问卷显示，正在打工的学生有半数是为了生活费而打工。

维持生计拼命工作的高中生还在增加，因为不希望被看出贫穷，所以不易被人们察觉。他们尚未走出校门，未来的阶层早已被划定。

4

东亚高考制度历来饱受诟病，其缺陷无需赘言。

在国内，敢于放弃高考的，大多是精英阶层的子女。他们只是转换赛道，忙于“爬藤”去了，其艰难程度甚至大于高考。

“对于中国大部分普通家庭来说，根本没有必要去羡慕英美的教育体系，而应该庆幸在中国。因为相比社会阶层已经非常分明的发达国家，跨越阶层要困难得多。而在中国，只要够努力，孩子依然有很大概率去冲破次元壁，去到更高的地方。”

这不算什么石破天惊之语，但出自曾经的反教育体制斗士韩寒之口，就耐人寻味了。

他曾经是那么多高中生的“精神*”，身后一群高考“白卷英雄”。

2006年，河南考生蒋多多高考时故意交了白卷。用双色笔答题并在试卷上留下很多自己的不满，用以反抗高考。

舆论关注退潮后，蒋多多重新落回地面。家境不好的她曾试图出门打工，因学历不高，没什么专业技能，找工作十分艰难。

“老觉得对不起父母，好几次连死的念头都有了。”原本成绩不错的蒋多多进入了一家技校就读。回忆高考，她无奈地说：“现在我觉得有点可笑。”

社会学统计大数据告诉你，低学历成功逆袭概率真的很低。底层向上流动，本是人间最艰难的一种爬行。在所有的选择中，学习可能是最平坦的路，高考可能是最容易的挑战。

2008年交白卷的吉剑曾是个数学上很有天分的孩子，高考后他一直辗转各地打工。做过餐馆杂工、当过建筑小工，贴过考研海报，给文化传播公司写过软文。最困窘的时候，他睡过公园边的长凳，为吃饭捡过垃圾换钱。

同年交白卷的徐孟南还曾上过微博热搜，因为他想重新高考，并四处劝告现在的学生们，不要放弃高考。

1977年，总设计师顶住压力，一锤定音恢复高考，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因此改变，中国因此改变。

今年，中国高考报名人数将首次突破千万达创纪录的1031万人，这是五分之一的韩国总人口、近十分之一的日本总人口……这一批又一批走进考场的年轻人，也是中国的未来，是未来的希望和栋梁。

高考这条路不容易，但它依然是决定众多人命运的分水岭，并且闪烁着希望之光。加油吧，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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