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0亿夫妻，中国药神稳居制药巨头

“你没有技术，你的命运就在别人手里。”

一个A股行业*，一个H股行业*，合计超过4000亿市值，但除了上市公司必须的公告以及各大富豪榜，你几乎很难在大众传媒看到他们的名字。

他们是中国民企最强夫妻档。

最强夫妻档

6月14日，翰森制药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发行当天，公司股价暴涨37%，一跃成为港股市值最高的医药股。翰森制药的运营实体是江苏豪森药业集团，实控人钟慧娟正是孙飘扬的妻子。

恒瑞医药的名头不必多说，长期霸占着A股市值最高的医药股，最新市值约为3105亿元。也就是说，孙飘扬夫妻二人同时控制着A股和港股市值最高的医药公司，总市值超4000亿元。

医药界最强夫妻档，二人当之无愧。

此前，豪森药业一直被认为是恒瑞医药的影子公司，大概率会被并入到恒瑞医药。

在公司年会上，孙飘扬总是将两家公司的销售额相加作为公司的年度销售业绩。两家公司多次出现药品批文、产品研发、销售渠道“不分彼此”的情况。

一个典型例证是：2012年11月，孙飘扬宣布，恒瑞医药旗下西帕替尼和海那替尼两款新药由于客观原因中止开发。可国家药品审评中心网站信息显示，两项药品的申报企业均为豪森药业。

豪森药业的招股书显示，恒瑞医药还是豪森药业的关联交易方。尽管数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2016年-2018年，豪森药业对恒瑞医药的销售额和采购额分别共计467.3万元和1550.6万元。

不过，豪森药业的上市彻底打破了合并的传言。

一向隐于恒瑞医药光环下的豪森药业总算“翻身农奴把歌唱”了。

1995年7月，江苏豪森医药成立，注册资本70万美元。次年，钟慧娟辞去连云港市延安中学化学老师的工作，以创始人的身份加入了豪森药业，从执行副总经理做起，一步步爬到总裁的位置。

这一年，连云港制药厂已经在孙飘扬的带领下成为医药界的一匹黑马，年销售收入过亿。可是，无论孙飘扬的功劳多大，能力多强，也只不过是这家国企的厂长而已。一旦厂长的位置不保，孙飘扬多年的努力将一夜间付诸东流。

他必须给自己留条后路。

也正因如此，豪森药业一直被外界视作孙飘扬家族自立门户的备胎。

1997年，在孙飘扬的推动下，连云港制药厂改组为恒瑞医药。孙飘扬这才有了控股恒瑞医药的机会。

另一边，妻子钟慧娟巾帼不让须眉，很快展示出非凡的领导力。

1997年4月，豪森药业*个拳头产品抗生素“美丰”投入市场，被定为“国家级新产品”，当年实现销售收入3000万元，不久便成为年销售额过亿的支柱产品。到2003年，豪森药业已经进入全国医药*企业。

现实的发展远超孙飘扬的预期。

2006年，孙飘扬顺利通过曲线MBO（管理层收购）控制了恒瑞医药。而豪森药业非但无须扮演备胎的角色，还大有赶超恒瑞医药之势，迅速成长为孙氏家族旗下的第二家医药巨头。

孙飘扬“撒豆成兵”，棋局越下越大。

招股书显示，翰森制药2016年-2018年的营收分别为54.33亿、61.86亿和77.22亿，复合增长率达到19.2%；同期净利润分别为14.76亿元、15.95亿元及19.03亿元，复合增长率13.5%。豪森药业三年间毛利率分别为92.7%、92.6%及92.2%，同期毛利率甚至超过了有A股现金奶牛之称的“贵州茅台”。

Froster&Sullivan数据显示，翰森制药是国内*大精神疾病类制药公司，市场占有率为9.1%。翰森制药同时还是中国第五大抗肿瘤制药公司，市场占有率为2.5%。2018年，翰森制药抗肿瘤产品收入占比高达45.6%，接近半壁江山。

值得一提的是，豪森药业首仿药比例接近97%。首仿药通常是指新药专利保护到期后的*仿制药。首仿药拥有定价优势，利润可观，无须承担过高的研发风险又可以提升企业的技术储备，因而受到国内药企的热烈追捧。

在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瑞士进口药格列宁售价高达3.7万元一瓶，而印度仿制药格列卫只需2000元一盒，价格悬殊。有趣的是，翰森生产的昕维正是格列宁的首仿药，经医保报销后，每盒售价约为624元，比电影中的印度仿制药还便宜不少。

“2017胡润女企业家榜”中，56岁的钟慧娟以200亿的财富值首次上榜，并一跃成为医药类女首富。

豪森上市后，钟慧娟的个人财富再度井喷。以最新市值计算，钟慧娟的身家约为825亿元，已经超过了孙飘扬的669亿元。而孙氏家族的总身家超过千亿，成功跻身中国十大富豪之列。

机遇

中国药科大学素有“药界黄埔”之称，培养了圣和药业董事长王勇、浙江医药董事长李春波等一大批医药企业家。

1982年，24岁的孙飘扬从中国药科大学药物化学专业毕业。彼时他还是毛头小子一个，没见过什么世面，完全不敢想象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知名校友中的一员。

现实往往比小说更离奇。

34年后，在2016年中国药科大学80年校庆上，孙飘扬作为知名校友与圣和药业董事长王勇等人在求真楼前合影。站在最前排的孙飘扬戴着墨镜，宛若江湖大哥。

此时的孙飘扬也确实有张扬的资本。他掌控的恒瑞医药市值已超2000亿元，贵为A股药企市值*。孙飘扬所到之处无不受到明星般的追捧。

别看孙飘扬如今“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样子，当初也并非一帆风顺。

大学毕业后，孙飘扬被分配到连云港制药厂做技术员。说起来，连云港也算是一块风水宝地，恒瑞、豪森、康缘和正大天晴等医药巨头都发迹于此。

当时，连云港制药厂主要生产红药水、紫药水和片剂，既没有品牌，也没有技术，主要收入来源是帮大厂加工原料药。技术出身的孙飘扬毫无用武之地，只是一名普通的技术员，一直得不到升迁。

几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主管连云港制药厂的医药工业公司（后来的医药局）把他调到了医药工业公司做科研处副科长。在那里，科班出身的孙飘扬表现出了产品研发方面的突出能力，受到了当时工业公司总经理徐维钰和副总经理魏思忠的赏识。

与此同时，连云港制药厂经营状况每况愈下，连续换了两任厂长都没能改变局面。

徐维钰看中孙飘扬，将他调回连云港制药厂工做副厂长，扮演救火队长的角色。可是，孙飘扬虽然能力突出，但毕竟是副职，受到老厂长的排挤，改革频遭阻挠。甚至，连他的入党申请，都被压下了。

到1990年，厂里有300多名职工，账面利润却只有8万元，几乎处于破产边缘。徐维钰只好死马当作活马医，换掉老厂长，扶正孙飘扬。

孙飘扬终于等到了人生中的*个机会。

新官上任三把火。上任后，孙飘扬随即决定把开发新药作为突破口。在他看来，做低附加值、低技术门槛的代加工是没有出路的。

这个决定遭到了一众干部的反对。药品代加工的生意做了20年，他们早已习惯了。他们不相信一个从没做过“新、特”药的小厂子可以在短期内掌握这样的技术。他们不敢、也不愿冒这个险。

在动员大会上，孙飘扬绞尽脑汁说服大家：

“你没有技术，你的命运就在别人手里。我们要把命运抓在自己手里。”

尽管困难重重，但计划总算是推行了下去。孙飘扬开始寻找可供仿制的新药。

他看中了当时市面上大火的抗癌针剂VP16。可是，连云港制药厂没有生产针剂的能力。孙飘扬灵机一动，带领工人将针剂做成胶囊。VP16软胶囊一炮而红，连云港制药厂当年营业额增长了34%，盈利接近百万元。

这场翻身仗让新厂长孙飘扬站稳了脚跟。

不过，孙飘扬并不满足。1992年，他决定斥资120万元，收购中国医科院药研所开发的抗癌新药——异环磷酰胺的专利权。

这是一场豪赌。120万元几乎相当于厂子一年的营收，是药厂的大半条命，并且买的只是专利，还要自主生产、临床测试，离上市还远得很。一旦失败，刚刚救活的厂子随时有倒闭的风险。

孙飘扬孤注一掷。抢到专利后，他花了三年时间进行试生产和临床试验，最终于1995年推出新产品。

当时，癌症的发病率并不算高，大药厂不愿意做这种小生意，而小药厂又没有相应的研发能力，市场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该药一上市便成为明星产品，连云港制药厂也藉此确立了抗癌药领域的地位。

有钱之后，孙飘扬又开始着手研发手术用药等新品类。1991年～1996年间，他主导研发了20多个新药，其中有5个被评为“国家级重点产品”。而药厂的销售额也在1996年突破亿元大关。

攻克抗癌药的这两仗打得相当漂亮。孙飘扬和连云港制药厂成功“逆天改命”。

与我国经济进入快车道相伴而生的，是癌症的发病率的激增。美国癌症学会官方期刊发表的《2018年全球癌症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癌症发病率、死亡率均为全球*；在1810万新增癌症病例中，我国占380.4万例；在960万癌症死亡病例中，我国占229.6万例。

这意味着，全球每新增的100个癌症患者中，就有21个是中国人。我国平均每分钟有7个人确诊癌症，将近5人死于癌症。

而恒瑞医药堪称抗癌先锋，抗肿瘤药销售连续十多年在国内*，市场份额超过12%。

看似生不逢时，但迟早脱颖而出。

神秘贵人

每一个白手起家的创富故事都离不开贵人相助，孙飘扬也不例外。

在孙飘扬夫妇的财富盛宴中，神秘人岑均达扮演着重要角色。

1995年，两手空空的孙飘扬为给自己留条后路筹备了江苏豪森药业，出资人正是岑均达。

起初，孙飘扬一直对外宣称豪森药业成立初期引进了港资。2007年在接受《华夏时报》专访时，他提及豪森药业成立初期引进了港资股东“陈俊达”。这一说法被多次引用，广为流传。直到2015年，恒瑞医药股权转让时，外界才发现，“陈俊达”实为岑均达。

恒瑞医药披露的权益变动报告书显示，岑均达为中国国籍，并非所谓的港资股东。

华商韬略查询发现，岑均达毕业于浙江大学药学院，系上海医工院化学制药部课题组长、博士，主要从事抗肿瘤药、抗糖尿病药及神经类药物等方面研究，与豪森药业的业务方向高度重合。岑均达在医药研究上颇有建树，曾获得20多项新药证书、30多项专利。

他的另一重身份是投资人。

翰森制药招股书显示，岑均达为“长期财务投资者”，从事学术研究和个人投资业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岑均达都担任着豪森药业的董事长和法人代表。

招股书显示，江苏豪森1996年曾发生一系列股权转让，到2001年12月，East Pearl Holdings Limited、江苏明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连云港明泰医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无锡宏大投资有限公司及四川圣奥医药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公司40%、39%、15%、5.5%和0.5%的股份。

*大股东East Pearl的控制人正是岑均达。而钟慧娟同时把控着明泰集团和明泰医药两家公司，也是公司真正的实际控制人。

有趣的是，East Pearl的前身Manswick成立于1995年4月，是一家私人股份有限公司，历史上只投资过一例，显然是为投资江苏豪森而专门设立的。

2015年12月，上交所曾就恒瑞医药和豪森药业间的暧昧关系发出问询函，要求其说明两家公司是否存在“药界夫妻店”“影子公司”“不分彼此”等情况。

对此，恒瑞医药矢口否认。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豪森药业有了明确的上市计划，开始着手清理股权。

2015年12月25日，经过一系列重组，江苏豪森成为翰森制药间接全资附属公司，岑均达持有公司股份从47.2%降至19%；而钟慧娟及女儿孙远通过Sunrise信托持股翰森制药81%的股权。

过桥结束。2018年5月，岑均达辞任江苏豪森法定代表人；同年7月，岑均达以将更多精力用于个人事务和投资事务为由，辞任董事。

孙氏家族彻底控制了公司，而岑均达也获得了不菲的收益。

在孙飘扬通过曲线MBO控制恒瑞医药的大戏中，同样不乏岑均达的身影。

上世纪90年代，“国进民退”之风兴起，大批国企通过MBO的方式完成私有化。海天味业董事长庞康、如意集团董事长邱亚夫等人都是在那一时期实现了财富飞跃。

不过，MBO的争议不小。不少人将其等同于“贱卖国有资产”，骂声一片。

为保险起见，孙飘扬决定先将药厂转为民企，然后上市，最后在资本市场上完成控股。

2003年，恒瑞医药启动股改。2005年7月，恒瑞医药第二股东中泰信托将19%股权转让给连云港达远投资有限公司，作价1.87亿元。当时，连云港达远的三大自然人股东吴羽岚、潘国洲、伏彩云分别是豪森药业的质量总监、和两名副总经理。而岑均达正是豪森药业的董事长和法人代表。

2014年，西藏达远投资有限公司取代连云港达远，成为恒瑞医药第二大股东。巧的是，连云港达远和西藏达远成立于同一天。启信宝显示，连云港达远现经营状态为迁出，岑均达持股比例为16.67%。

岑均达是西藏达远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持股比例同样是16.67%。也就是说，两者很有可能是同一实体，岑均达在孙飘扬控制恒瑞医药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可想而知。

至2006年6月，孙飘扬在短短3年时间里增持75%，最终成为恒瑞医药的实控人。

2006年，恒瑞医药市值不过30亿元，孙飘扬成功抄底。彻底掌权后，恒瑞医药的市值也坐上了直升机，在短短10几年时间里翻了近百倍。恒瑞医药是出了名的大白马，长期持有的投资者大都赚得盆满钵满。

就这样，岑均达助力孙飘扬夫妻完成了财富蝶变。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以财务投资的角度来看，岑均达的眼光着实不错。在2018年福布斯富豪榜上，岑均达以100.7亿元的身价上榜。随着翰森制药成功上市，岑均达的财富势必将迎来再次暴涨。

创新痴汉

在孙飘扬的创业过程中，有机遇，也有贵人相助，但最重要的还是他对创新的痴迷。

创业初期的两场翻身仗，靠的也都是创新。

孙飘扬对于创新的投入从不吝啬。早在1992年，他就在连云港建起了建筑面积2900平米的研究大楼。1998年，他开始把目光投向自主创新体系构建上。公司上市带来的资本加持使得孙飘扬的创新构想得以落地。2000年，孙飘扬又投资近两亿元在上海建立新的研究中心。

目前，恒瑞医药在连云港、上海、成都和美国设立了研发中心和临床医学部，打造了一支拥有3000多人的研发团队，其中2000多名博士、硕士及100多名外籍雇员。这些技术积累是恒瑞医药走下去的资本。

而孙飘扬本人更是公司的*技术核心。他参与了4项国家“863计划”项目的研究，个人拥有86项国家发明专利和35项世界专利。

恒瑞医药在医药圈有“研发一哥”之称。

2018年，公司投入研发资金26.70亿元，比上年增长51.81%，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达到15.33%。相比之下，国内药企的研发投入占营收比重鲜有超过10%的。同为一线药企的复星医药，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也不过8.25%。

在孙飘扬的影响下，豪森药业的研发投入占营收比重也常年维持在10%以上。

事实上，我国一直是一个仿制药大国，仿制药比例在9成以上。这也导致了医药市场对进口药依赖度极高，跨国制药巨头一度占据中国医药市场60%以上的的产品供应和产业利润。

关系国计民生的医药产业却被跨国企业所主宰。国内企业既没有议价权，也没有竞争力。

国内药企为什么这么不争气呢？

新药利润虽高，但成本同样高昂。德勤数据显示，前些年，研发一款新药的平均成本为12亿美元，耗时10年；2017年，这组数字已攀升至15.4亿美元和14年。

一旦研发失败，高昂的研发经费很可能把公司拖垮。巨大风险令国内药企望而却步。

可孙飘扬偏偏不信这个邪。他下决心要研发属于自己的新药。

几经调研，他决定将抗胃癌药作为突破口。胃癌是中国特色的高发癌症。全球有近一半的胃癌患者在中国，在我国恶性肿瘤中，胃癌的发病率位居第二，死亡率位居第三，每年有超过35万人死于胃癌。

由于胃镜检查尚未普及，60%～80%的胃癌患者被确诊时已到晚期，5年生存率不超过20%。一经确诊，只能等死。

孙飘扬决定开发这样一种救命药。

2005年，恒瑞医药确立胃癌靶向药项目，历经10年研发，终于在2014年获批上市，产品被命名为“艾坦”。

艾坦是全球*款用于胃癌治疗的靶向药，也是*一款被证实有效的小分子靶向药，可以显著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艾坦的研究成果被发表在全球*医学期刊《柳叶刀》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恒瑞医药的研发团队还赴美国肿瘤年会向全球各国专家做报告，在中国肿瘤界，这还是*次。

2015年9月，恒瑞医药的另一个新药项目——pd-1单克隆抗体项目，取得重大突破。其海外权益被恒瑞以8亿美元的价格转让给美国incyte公司，这也是中国药企*次向美国输出创新药技术。

2014年，恒瑞医药创新药艾瑞昔布和阿帕替尼（抗癌药）获批上市，1个创新药已申报生产，另有11个创新药处于不同的临床阶段。

目前，恒瑞医药在创新药开发方面已基本形成了每年多个创新药申请临床、每年有1-2个创新药上市的良性发展态势。

在中国制药行业，恒瑞医药是极少数可以在技术上挑战跨国制药巨头的公司之一。作为中国药企出海的榜样，恒瑞医药也一度被跨国制药巨头视作眼中钉。自2006年起，安万特、礼来等跨国制药巨头就开始合力围剿恒瑞医药，却仍没能挡住它前进的脚步。

2018年，是我国医药界剧变的一年。“4+7带量采购”政策的推出，宣告了国内仿制药高利润时代的结束。作为国内首仿药的“大佬”，豪森药业或将面临不小的挑战。而对于创新痴汉孙飘扬而言，恒瑞制药无异于以逸待劳。

很多时候，老板的人品、格局往往决定了一家公司的走向和未来。

同为医药界的超级富豪，技术出身的孙飘扬专注抗癌*药领域，以创新驱动企业发展，恒瑞医药稳居龙头；而业务出身的马兴田却把重心放在了商业模式上，一边大搞中药直销，拿地盖房，一边展示酷炫财技快速做大市值。

一边是拯救千万生命；一边是收割万千股民。也难怪康美药业会走到如今这亩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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