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难之年必有大变。
1960年庚子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开端,全国大面积受灾,老百姓陷入前所未有的饥荒。但也正是这一年,中国第一枚地对地近程导弹“东风”1号发射成功,打破了“中国导弹上不了天”的国际流言,东方巨人就此触地反击。
疫情当前,前线战士冲锋陷阵,作为大后方的我们,在保证物资粮草足量供给、出钱出力的同时,更需要站高一层,多想一步。2003年非典一役没教会我们的,我们必须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变种疫情里,彻底看清楚、想明白。
经济寒冬,GDP保六压力大已不再是预测,而是市场对中国经济未来五年甚至十年的全面共识。冠状病毒的疫情一来,遭殃的绝不仅仅是百姓的身体,更可能是最广大的底层民心。
《崩溃》这本书在疫情期间值得一读。书中谈到,由于现代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与各环节之间的耦合程度越来越高,系统的容错率大幅降低。整体的复杂与局部的高度耦合,都是为了保证系统能够安全运行的程序进化,但也正是这两大特征,使得一旦系统中某个细微节点出了问题——通常是难以被全社会警示的细节问题——系统就会面临全线溃败。
飞机失事、核电泄露、奥斯卡颁错奖项,包括这一次的全国冠状病毒疫情,都可以用崩溃系统的理论解释。经济发展带来的城镇人口流动、生活宽裕后对饮食的猎奇心理等,都加大了社会系统的复杂性,而疫情出现、地方瞒报、春运迁移等因素使得社会要素产生了环环相扣的耦合反应,从而导致了全国疫情的大规模爆发。
目前形势来看,全国普遍延长假期,大多民众闭门不出。这一年的经济惨淡,大概率将始于疫情导致的餐饮、旅游、酒店、零售等行业的萧条衰败。而这次的黑天鹅事件,会引发什么样的系统性崩溃?逐步走向关键期的经济结构改革,是否会在这一节点的负外部效应下一退再退?
以史为鉴。2003年抗击非典,当年GDP依然保持在10%以上的双位数增长。但有两点可能被大家忽略了。
第一,SARS引起全国大规模惶恐的二季度,GDP增速为9%,对比全年明显走低。但得益于中国加入世贸不过两年,经济增长踩在风火轮上,疫情对于经济的破坏力,在全年数据拉平后被大大弱化。
第二,遭受病疫打击最大的是第三产业,2003年二季度的三产增速仅为0.8%。但2003年时,中国的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的贡献率仅有39%,而2019年三产的贡献率则达到了59.4%,消费产业的GDP贡献更是超过78.5%。
2019年的中国,还能在经济已摇摇欲坠的改革关键期,经得住如此剧烈的打击吗?A股市场年前超过7%的全面大跌,似乎已提前反映了市场预期。
凶狠的狙击手,正在瞄准中国的心脏。
因此,眼下这场战役不仅始于湖北、蔓延全国,更点燃了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心尖上的战火。全国假期延长,疫情悬而未定,企业考虑得最多的问题无非是,上下游供应链开工情况如何了,现金流还能健康地走多久,一旦低消费局势长时间不扭转,2020年会不会是中小微大面积团灭的年份?
一直以来,广大的中小民营企业始终是中国经济的活水源头,一旦他们的目标从挣钱变成了活命,经济形势之困顿可想而知。倘若多年积攒下来的改革信心就此毁之一旦,实在是积重难返、令人扼腕。
疫情是场大病,病来如山倒。但谁能开得出根治的药方,又如何做到对症下药呢?所幸这把药引子,此刻就在国家手里。
疫情见真情。这些天来,社会团体与有责任的企业纷纷捐款捐物,出钱出力地驰援湖北,甚至民众们都在自发组织爱心车队,送出一份份医生爱心餐,从海外调动物资支持疫区。
但民间自发的救援行动多少带着点无奈,甚至假冒高仿的口罩大规模流入市场,发国难财的专业黄牛对防护服坐地起价。人性正在被欲火拷问。
急切的形势尚能如此应对,但疫情之后,经济可预见的大面积滑坡,绝对不能靠万达给商户减免房租等民营企业的自发行为托底。民间力量的相互救济只能减缓问题,却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这波疫情终有散去之日,但百姓心病的药引子,依然实打实地握在中央手里——减税让利,藏富于民。
首先,进行适应现状的直接降税减负。
国家税收政策的本质是调整“民不患寡患不均”的社会收入结构,在保证社会资源效率最优的基础上平衡各阶层的税收负担。因此,根据疫情严重冲击国民经济的现状,适当调整税政是合理且必要的。
对面临经营危机的中小企业,呼吁国家在这半年内降低甚至免征增值税及所得税,延缓汇算清缴等税政改革的推广周期,一方面缓解中小企业面临“无所得却要交税”的不合理局面,另一方面减少特定社会阶层在经济恢复初期的结构性矛盾。
其次,推行灵活用工、租金减免以惠民达众。
直接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不可控劳动要素主要是人力和租金。国家应当自上而下地对地产业主给予规模化补贴,并通过减租免租等方式精准惠及中小企业,实打实地降低其日常经营负担。
此外,基于疫情可防可控的前提,允许企业对劳动制度进行适时调整,根据其自身的经营状况灵活决定用工政策,并在社保、五险一金等方面予以优惠补贴,帮助疫情期间依政承担了巨额员工成本的企业主们,度过眼下可预见的经营危机。
再者,精准滴灌,强化对服务业的资本支持。
众所周知,对第三产业尤其是大消费与现代服务业而言,现金流堪比企业的大动脉。然而疫情对消费的直接冲击及其引发的企业运营空摆,导致诸多企业的现金流遇到了短时周转的难题。这其中不乏许多优质的创新型公司。
对此,国家应当充分鼓励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拓宽融资通道,针对部分历史经营业绩良好、但迫于疫情影响遭遇现金流困境的企业,提供中长期的低息甚至无息贷款,并加大资本扶持力度,让这些国民经济的活水源头,尽早恢复正常的经营状态,继续为经济民生贡献力量。
最后,鼓励创新商业模式,积极探索新资源。
中华民族历来弘扬国难兴邦的乐观主义情怀,在疫情危难之际,智慧的民众仍然创造出了诸多新的商业机遇。电商物流模式开创出避免直接接触的自提货方式,无人零售等提供了低劳动要素投入的经营模式优化思路,远程办公、虚拟社交、网络游戏乃至传媒文化等传统产业都焕发出了新的变革活力。
创新的动力在民间,百姓智慧值得更多来自国家顶层的资源倾斜。对于疫情期间独特的社会消费环境下应运而生的新商业模式,政府应给予充分的重视与支持,积极探索新资源,以应对疫情后的经济托底压力。
大灾之痛,痛定思痛。如今摆在当局眼前的,不再是对民营经济悬而未定的政策支持,而是不得不做的全面激活。全面意在思维、政策、措施、决心。
民间再多捐款捐物和武汉加油,赢得都只是一次疫情的胜利,而人心的稳定,则必须、也只能依赖稳健的经济增长和扎实的改革支持。
为中小微企业减税让利,降低最普遍民众的税收负担,为站在困境里的民营企业提供低息贷款等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定向托底第三产业可能面临的系统溃败,以国家势能拉动经济的触底反弹。此乃疫情之下的苦口良药!
有恒产者有恒心,有恒心的民族有希望。人心的修复是比疫情治愈更难的国家工程,失去信心,失去一切。
看到民众信心的丧失是悲观者的视角,能够借此真正把该做的事情落到实处,把该有的政策加快推进,把国家对人民的责任化为行动,这是乐观者解决问题、反手回击的方式。
能做事的人做事,能发声的人发声,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纵然是暗夜里的荧火,也能带给黑夜以光亮,不必执念于等候火炬。此后若无炬火,我便成为这唯一的光。
正如普罗米修斯从阿波罗处盗取火种,即使他经历风吹雨打,鹰啄隼食,也始终无惧为人间送来光明。当下的我们,身处大灾之年,同样渴盼着庙堂之高可忧江湖之苦,痛快地减税让利,实在地藏富于民。
稳经济、稳民生、稳消费才能最终稳人心,政府必须托底经济,抚慰民生,方能振奋人心。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期许一个“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的未来复兴。全国人民都在等待着,期盼着。
在多灾多难的年代里,国家必须给人民最好的保护。带着内部结构转型的巨大负重奔跑的中国,偏偏又遇到了命运设好的艰难弯道。
企业生存的需求、经济活力的激发都势在必行,此刻我们亟待政府拿出手里最正确的药引子,挺直腰板,甩掉束缚,在这个弯道跑出绝美的弧线来,还世界一个更加强盛的中国!
疫情倘若能带来这些,2020年初的心痛就当为值得!
本文来源投资界,原文:https://news.pedaily.cn/202001/45077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