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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订单消失以后:两个时空里的义乌生意

“直播现在基本上还是处于投钱的状态,还没有钱赚。”陶小燕说,“货还是需要的,所以我们做传统生意的还是要把生意做好。”
2020-07-11 10:21 · 经济观察网 陈伊凡

今年,可能是圣诞老人最寂寞的一年。

而这座承载着全世界超过60%圣诞用品出口的东方小城义乌的商户们,也正在度过最艰难的一年。原本4月就开始的圣诞订单,至今都鲜有人问津,往年6月份圣诞订单基本就已经结束,但今年,商家们还在观望,期待接下去的7月能出现可能的复苏,挽回上半年的损失。

一面是取消的订单、彷徨的外贸企业主、关闭的印度餐厅、停滞的货运业务,另一面是火热的直播、凶猛的电商、随处可见的电商培训广告和电商学校……各色元素在这个浙中小城碰撞。

随着全球复工复产推进,一些国家的消费和生产正在重启,这对于在义乌的商家们来说是一个好兆头,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之后会不会有变动?未来是什么样?谁都没底。

“最难的时候还没有来,如果下半年还是继续这个状态,可能也就关门了。”有外贸企业主说。

“疫情只是一次催化剂,其实外贸订单这几年被跨境电商挤压的也很厉害。”一位义乌的商人这么说。

义乌的商家们,或许是最熟悉国际局势变化的一群人,和在义乌做生意的人聊天,他们对于中东战争冲突、美国贸易政策变化、东南亚疫情的详细情况,甚至中印边境什么时候可能缓和解封,都能侃侃而谈。因为国际局势的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这里人的生意。

外贸寻路

义乌国际商贸城,是这座城市的地标性建筑。营业面积400余万平方米,拥有7万个商铺。

“2块钱,2块钱批发价,2块钱还嫌多。”

一层的玩具区,店主们热火朝天兜售着自己的产品。一位女商家举着店里的橡皮球吆喝着。店铺外面挂着招聘启示,要求类似:一要会电脑,二要会英文。一个来自非洲的客户拿着手机,用流利的中文在店铺里挨个询问是否有出售一款玩具枪产品。

与嘈杂的玩具区对应,楼上的工艺礼品区格外安静,这里主要做外贸出口的订单,节日气氛浓郁,圣诞节的饰品、摆件、圣诞袜、雪花球、彩灯、圣诞球挂满货架,一些店里挤满了挂了彩灯各式各样的圣诞树,3块钱一个的圣诞挂件,25块钱一个的圣诞玩偶……让人误以为进入了西方的圣诞。往年这个时候是订单最多也是他们最繁忙的时刻,因为从订货、出货、运输,抵达国外,正好能赶上圣诞节的销售。

“拿货不啦?”

店员拎着一个木制的圣诞老人挂件晃着,“100件起拿,不零售。”她熟念地递上摆在桌上的名片说,不想错过任何一个可能的客源,“要货扫上面二维码就可以”,顺便加上一句,“我们也会做一部分内销”。

“6月份有稍微好一些,但采购也基本上快结束了。”一位从事圣诞饰品外贸出口的店员说。比起前面主动询问的店员,这位戴着眼镜的小伙子显然不愿意多费口舌,如果7月8月的订单量能上来,或许能够减少一些损失。

工艺品们的日子也许算是外贸行业里较为好过的领域。

邬元璋,是一家风铃工艺企业的总经理,企业的创始人是一个台湾人,因为市场集中程度高,他们如今在风铃出口上可以做到亚洲第二大水平,主要针对美国大型超市,例如Costco的批发出口,疫情发生后,他们的订单量减少了40%左右。尽管6月中旬开始有所好转,但与往年相比订单量少了很多,如邬元璋所说,往年一款产品大概是2000-3000的订单量,现在大概是240-360的量。不过,因为有稳定的客源,形势在逐渐好转,即使是工厂的工人,有许多也在他们这里干了十几年,一是如他所说的福利待遇好,二是在风铃厂干了之后,他们也很难找到需要同样手艺的工厂。

行业的特殊性,使得像邬元璋他们这样的风铃企业正在逐步好转中。但从事外贸服装出口生意的罗女士就没有那么幸运。

距离苏溪镇人民政府大约45分钟车程的厂房里,罗女士在厂房旁的一个办公室接待了我们,身后的柜子上摆满了包装好的各式服装,办公室外的衣架上,是各款服装的样品。比起专门做一个地区的外贸服装出口商,做工贸一体的罗女士的境况相对好些,毕竟没有“把鸡蛋都投到一个篮子里”,并且没有经过中介机构,是自己直接对接外商,她们主要做欧美,也会做一些东南亚的订单。不过,这样“相对好些”的状况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好转。

“6月份有好转一些吗?”

“没有。”

“有什么缓解措施吗?”

“没有。”

罗女士说,最难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来,等到下半年到明年,如果还是现在这个订单状态,自己垫的钱亏得差不多,房租和银行的贷款还要按期交付。他们现在在内部管理上,尽量控制内部成本,把用料尽量节省下来。

外贸企业主们的心态与前几个月发生了变化,三、四月份的状态更多是愁无法复工复产,那时候,年前的单子还没走完,交不了货。当时,政府派人到劳动力输出大县招工,义乌市人社局和财政局还联合推出《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加强企业用工保障的意见》,提出企业包车补助、自行返义员工补贴、落实专车接送、鼓励企业多途径招录新员工等相关保障政策。

但当年前订单做完之后,很多工人开始面临无工可做的状况,于是到了6月份,很多工人又已经返乡。

由于国外疫情的影响,一位意大利的客户直接取消了一个季度的订单,因为这位客户的店也一直到6月份才开始开张,往年这时候,罗女士的企业已经开始在为这位客户赶做订单,大概会有8-10万件左右的规模。还有一部分已经做好的服装,等待客户通知发货。一些款式取消了,原来一个季度可能会下10个款,现在下3-4个款式。

办公室旁边,挂满了出口各地的服装样式,大多还停留在夏装和春款上。在隔壁的工厂里,穿过布料间,是已经装箱的等待运出的货,几个工人在产线上工作着。按照往年的惯例,这时候欧洲市场应该要出一些秋冬款的服装。

内销或许是一条路。6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提出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帮助外贸企业纾困,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坚持市场化运作,鼓励外贸企业拓展销售渠道,促进国内消费提质升级。落实地方属地责任,因地制宜推动出口产品转内销工作,重点帮扶本地区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外贸企业和中小微外贸企业。

不过,对罗女士来说,这条路并不适合她。

“我们本来出口以衬衫为主,内销已经是饱和的,十几年前是因为内销市场饱和,所以外贸才做起来。”罗女士说,另外,内销的逻辑和外贸完全不同,前者拼的是库存,外贸企业则是按照订单出货,此外,不同地区对花型、面料、质量、尺寸有不同的需求,很简单的逻辑,欧洲市场最小码的衣服,可能在中国就已经是*码了。

“市场细分化已经很成熟,内销就是内销,外贸就是外贸,马上掉转船头是很不容易的。”刘靖在义乌做外贸的货运20年了,对接诸多外贸供应商,这也让他能够全面洞悉这里发生的细微变化。他有一个做美妆产业的客户,产品销往中东、欧美还有一部分销往国内,不同地区匹配不同的销售团队,今年中东市场基本没有订单。他的一位同行,原来一个月能出140多个柜子,今年4月份才出了一个。

在刘靖看来,此次疫情对于外贸的打击或许更像是一个催化剂的作用,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跨境电商业务对传统外贸的打击很大,而且跨境电商每年增长很快,他的一个客户,去年一周也就不超过三十个集装箱,到今年4-6月份,每周可以出到150条集装箱。

跨境电商,罗女士她们也不是没有尝试过。2018年她们招了人,依托亚马逊平台做跨境电商业务,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投入,做跨境电商要对各种促销日了如指掌,例如“黑色星期五”,有多少优惠,有多少累加的折扣,什么时候能用,什么时候不能用,对于操作人员来说都是考验,需要投入一个团队专门运营。

“我们针对亚马逊做的衣服,现在还发不掉,货卖不出去也不可能运回来,只能处理掉。”罗女士说。万一对市场把握不好,整个做不起来,这些运到海外的衣服就成为库存,本来面料放在自己的仓库,还能4块钱一米,可是做成衣服,还需要付工人的成本,如果没卖出去,反而亏本。

消失的印度餐厅

与外贸出口的萧条直接相对应的,是义乌的外商们变少了。

到过义乌的人都知道,这里“有一流的印度餐厅”;义乌的高铁站专门有一条国外人员通道;沿街店铺招牌上往往会有三种语言:中文、英文和阿拉伯文;在货运公司店面招牌上,用英文和阿拉伯文写着“Door to Door Cargo”;城北路的印度餐馆,往往从老板到员工都是印度人,他们大多会说中文,个别说得流利,点餐时会热情推销他们的招牌菜——各色咖喱,用餐期间隔三差五过来问一句“好吃吗”?

义乌的印度餐厅

往年的下午五点半左右,是义乌国际商贸城大多数店家下班的时候,那时公交站挤满了人,一些中东、印度、非洲面孔的人们背着黑色公文包,或者提着装得满满的布袋从商贸城出来。他们多是在义乌从事外贸行业的外商们。

印度,是义乌出口商品最多的国家之一。根据义乌国际贸易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的数据显示,2020年至今义乌出口目的国的排名中,印度排名第二,为6.5亿美元。而在此之前,印度曾多年成为义乌对外出口最多的目的国,2015年,义乌对外出口商品总额为338亿美元,对印度出口为180亿美元。

但今年的气氛冷清许多。

5月12日,印度总理莫迪在3月24日颁布全国封锁令之后的将近50天里,再度宣布延长“封国令”,3月23日,义乌国际贸易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上发布了一则风险预警,印度政府财政部长尼马拉?西哈拉曼(Nirmala Sitharaman)在其2020-21年政府预算中宣布,上调家具、鞋类、家电、手机零配件、玩具等产品的进口关税。

6月中印边境的冲突升级。

“6月份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很多货又不敢出了。”刘女士是一家叫做AMKAY的外贸代理公司,印度商人把订单给她们,她们负责找供应商拿货,然后发给货运公司。她的老板是一个印度人,在义乌做了十几年。今年,印度老板留在香港,来不了义乌,只能远程和她们沟通工作。福田商务公寓,坐落在城北路和城北中路,这座公寓里几乎都是和AMKAY一样做外贸代理的公司。“我们对面也是一个印度老板开的外贸代理公司,直接就滞留在印度进不来。”“你看到的街上的这些外国人,比以前要少一半了吧。”她无奈地笑笑。

许多印度餐馆大门紧锁。透过玻璃门还能看见里面的餐桌椅和吧台落寞地蒙着一层灰,或许只能从东南亚式艳丽的招牌中看到曾经的热闹。

疫情期间,为了鼓励外商回归,义乌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在春节和疫情防控期间,为外商开通24小时热线,发布中英文版的指南,解答疫情防控期间移民与出入境问题。

“6月份,外商到义乌还是慢慢多起来了。但是针对印度的外贸型企业现在影响特别大。”刘靖说,“而且印度市场有一定的独特性,如果是很针对性做印度这块市场的话,很难再开拓其他的出口方向。”

谈话间,刘女士的印度老板给她打了电话,确认一个订单的信息,她用英文逐个报出订单的数字和发货的情况。“现在就等着7月份看看有没有好转,我们先把货准备下。”

直播里的另一个义乌

笼罩在义乌上空的外贸订单消失阴霾,正在被另一重光照亮。

义乌北下朱,是义乌的直播电商聚集点。路口拱门上写着“中国?义乌江北下朱电商小镇”。进了这道拱门,好像与义乌国际商贸城并不处于同一个时空。

满大街大红招牌上醒目地写着“爆款之家”、“网红产品”、“平台对接”等字样。嘈杂,混乱,三轮板车往来穿梭,载着货物,或者前来寻货、衣着艳丽的电商主播们,黑色塑料袋里,装着淘来的各种爆款。卖烤串、烧仙草、炒面的摊点支在各个路口,东北口音的胖老板挥汗如雨地把一份炒面甩进塑料盒里。

走在街上,随时能被塞进一张直播电商培训的传单,有试听课,现场线下教学,传单上书:“5G直播培训基地,最专业的老师,*的学费,最干货的课程,最完善的售后。”一些沿街店面上,还贴着出售抖音、快手账号的广告。在疫情影响下再次被吹起的直播经济风口,给北下朱这个小区又点了一把火,义乌的商家们也看到了新路子。

主播直播中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今天这排商品一律9块9!9块9!”7月3号的义乌廿三里拨浪鼓广场的“拨浪鼓·夜集市”活动,,好像一个小型北下朱,商家们纷纷在广场上摆摊卖货,直播吆喝。

“货郎先生”的老板娘衣着靓丽,在商品间辟出一块地方,摆上直播设备,自己上镜卖货,7月,义乌的天气闷热潮湿,头上的汗混着化妆品,在脸上留下汗渍,她还是兴致颇高。

这是廿三里街道办事处和义乌市妇女联合会合办的一场活动,聚集了70多家企业,在广场上带货直播。一家参会的车行,则在这次的直播中卖出了1辆125900元的别克轿车。

陶小燕,在义乌做了三十年的生意,卖一些小饰品,在国际商贸城也有摊位,她不做外贸,一直做的是内销的生意,尽管由于疫情影响,订单量有所下降,但6月份之后有些微好转。她在义乌有自己的工厂,工人只有往年的一半,但因为订单量减少,所以现有的劳动力能够支撑。今年她开始试水直播卖货,直播业务由她的儿子负责管理,“年轻人说直播能够拉动一些销量。”一天做一场,一场4个小时,有自己的直播团队,有时也会从外面找专门的直播团队。说话间,有客户开着手机直播,前来寻找货源,陶小燕热情地推销她们的网红产品。

义乌半岛酒店销售部门的夏女士也和同事在廿三里摆了一个摊位,这是她们酒店集团推出的新模式——花了3年左右的时间挑选、联合厂家,直接售卖酒店使用的一些产品,例如饮用水、牙膏牙刷、健身包、酒店餐厅用的鸡蛋等等,“所有的产品都是厂家直供,如果客户在住宿期间发现产品体验很好,可以从我们这里直接下单,价格都是出厂价,比如一瓶水,其他渠道售卖可能要10块钱左右,我们这里买2块钱就可以了,酒店从厂家那里收取服务费。”夏女士说。除了在酒店里,他们还在小区里推到家服务。这个模式并不是专门针对此次疫情推出的,2019年下半年正式推出,到了2月份由于疫情,小区封锁,她们推出了到家服务,厂家专车配送到当地,酒店派人到高速路口接车,把产品送到各个小区。

夏女士说,集团之后还会推出直播房的设置,“毕竟趋势在这里。”集团会让厂家的老板们过来做直播,“老板自己做直播,老板们就是*责任人,会很用心经营自己的产品。”今年,她的很多同事都去考了直播证,她自己也考了一个。

但其实,直播带货本质上只是一种营销手段,很难解释是否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收益。

“直播现在基本上还是处于投钱的状态,还没有钱赚。”陶小燕说,“货还是需要的,所以我们做传统生意的还是要把生意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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