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胎来了，教育行业最严监管也来了，鸡娃生意怎么做？

三胎政策终于落地。网上大家一片热议。各种调侃、段子满天飞。

但如果再回顾教育行业的两则新闻，我们能发现，串起来看，三胎的伏笔早就打下了。

*则新闻：近日，由中国好公益、活力社区及活力亲子园举办的“谁来负责2600多万0—3岁流动及留守儿童的成长发展”媒体研讨会在京召开。

第二则新闻：5月24日，北京市海淀区教委开会要求教培机构不得上市的传闻推动教育中概股新一轮跌势，在传闻中，还夹杂着节假日不得补习的消息。25日午间，海淀区教委对此传闻发声。

这两则新闻的影响力截然不同。

人们对于留守儿童成长的关注，远不及节假日不得补习、教培机构不得上市。

但这两则新闻结合起来看，再加上在6月1日“六一儿童节”生效的《未成年保护法》，以及三胎政策，我们能发现，国家试图将两极分化的教育现状往中间拉一拉。

没有人管的留守儿童，得给他们托托底，而疯狂“鸡娃”的父母、机构们，则需要泼泼冷水。

托底是好事，但泼水降温降得下来吗？

教育资源在往平均化走，会增加你的生娃意愿吗？

“鸡娃”是中产父母的选择，更是社会经济的影响

“鸡娃”并不是咱们独有的，从早两年的《天空之城》，到今年的《顶楼》，韩国人的鸡娃让不少中国父母悚然一惊，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小巫见大巫”。

韩国的父母不惜向老师下跪，让孩子获得一个全方位得到辅导的机会。至于要付出的钱，则完全不值一提。

在美国也同样如此。“直升机父母”这个词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出现了。

所谓“直升机父母”，就是父母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孩子上空，时时刻刻、全方位地督促孩子学习。

鸡娃，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在美国经济学家马赛厄斯·德普克（Matthias Doepke）和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的《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一书中，两位经济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因素在教育策略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济上的不平等，是父母选择“鸡娃”的关键。

从纵向时间轴来看，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西欧和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指标是比较低的。大家的工资收入、生活水平都差不多，没有谁想着要去“鸡娃”。到了80年代美国社会两极分化开始日益严重，与此同时父母参与孩子的教育越来越多，他们给了孩子更多的管束和激励。

从横向各个国家的对比来看，当前美国上过大学的人的平均收入是没上过大学的人的两倍。然而这个数据在瑞典，却只有1.2。换句话说，如果没上大学的美国孩子的年收入是6万的话，上了大学的美国孩子有12万。但是在瑞典，没上大学的瑞典孩子也有10万，上了大学，也只有12万。

为了多出的2万，让孩子寒窗苦读18年？自然没有这个必要。

这样的对比，在中国同样适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家的收入水平都差不多，所以70后、80后这一批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极少感受到“被鸡”。他们的父母抱持的心态是，如果你是读书的料，我自然砸锅卖铁地供你，如果不是，读个中专，当个幼师、护士也没什么不好。

1990年的《标点符号用法》中有这么一个例句：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在化学系学习；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读机械制造专业；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确实代表了当时主流的观点。

但是到了2000年之后，世界变了。

人们看到的是，教育回报率高的惊人。

那些“无意中”读书读出来的70后、80后从村镇流入了城市，从小城市流入了大城市，乘着国家飞跃式发展的东风，完成了家庭财富的迅速增值和积累。

读书，有用了。

鸡娃，开始了。

而背后的原因是相似的——经济的不平等加剧了。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基尼系数还不到0.3。到了200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逼近0.5。

教育机构赚的是“顺势而为”的钱

孩子有了被“鸡”的需求，教育机构才有了生存的空间。

从1993年到2000年左右，70后80后们出国潮起，在北大读书的俞敏洪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商机，靠着做“留学英语培训”，成为了培训*人。

他的新东方，截止到2000年，已经占据了北京约80%，全国50%的出国培训市场，年培训学生数量达20万人次。

新东方赚的钱，一开始还是那批想要“自鸡”的70后、80后们，还没有延伸到孩子们身上。这个逻辑和我们刚刚谈到的基尼系数是相对应的。

70后、80后要先享受到教育带来的红利，才会 All In 教育。

到了2003年，俞敏洪的北大师弟张邦鑫创办了奥数网，针对中小学生的课外培训开始了。

这也开启了几代中国中小学生的“奥数噩梦”。

奥数我，就是后来与新东方一较高下的好未来的前身——学而思。

2006年，新东方登陆纳斯达克，这是赴美上市的教育*股，一时风光无两。

2010年，学而思也去纳斯达克敲钟了。彼时，学而思整合了中考网、作文网、高考网、家教网、幼教网等域名，真正将中小学生教育一网打尽。

不过，2010年的新东方还没有感受到来自学而思的威胁。这一年，新东方总净营收为3.863亿美元，净利润为9400万美元。

此时的学而思，在深耕流量。

在学而思打造的社区里，讨论话题从幼儿园入园覆盖至大学留学指导。家长们“鸡娃”的趋势已肉眼可见的热度蔓延开来。大量家长分享考试资料、择校信息，还有不少人交流家庭教育经验，以及学区房的选择。“十万份历年试卷库，最及时升学消息”，这是社区对家长的价值。

2016年，杭州《都市快报》发表八版长文《疯狂的学而思疯狂的校外培训》，剑指其招生、教学等方面的“火爆”和“疯狂”。

2017年，已更名为“好未来”的学而思市值达到127.43亿美元，以1.28亿美元的优势超过了新东方，将新东方挤下了教育企业*的交椅。

教育机构真真正正地、全方位地出现在了各个年龄段的孩子的生活中。

与之相对应的是家长们年年增长的家庭教育开支。前程无忧在2019年曾经做过一项前程无《2019国内家庭子女教育投入调查》，调查显示，38.8%的受访家庭用于子女校外教育和培养的投入占家庭年收入的2-3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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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娃”形势愈演愈烈。教育培训机构掰着手指头，已经数不过来了。而且逐渐向前发展到了幼儿培训阶段。

同时，赴美上市的教育机构也越来越多。下图就是截止到5月27日，赴美上市的中国教育培训机构的不完全名单。

到了2020年，市场已经完全进入“癫狂”的状态。

整个2020年，有超过500亿资金流入教育行业，创下历史新高，比2019年增加了5倍。

一年500亿是个什么概念，滴滴在网约车大战中烧钱烧了六年，CEO程维在内部信中称亏了370亿元。爱友腾三家长达十年的长视频之战，总计烧钱1000亿。

猿辅导、作业帮、跟谁学等一批专门做K12的机构虽没有上市，但在这个赛道上狂奔突进，成为了融资机构的香饽饽。

中国2亿中小学生的学习需求，被各类培训机构深度挖掘，这已经成为了一个拥有千万级从业者，万亿级规模的市场。

鸡娃，几乎成为了所有“中产”家长的选择。

培训机构，顺势而为，把钱赚了。

“最严”监管之下，鸡娃的生意怎么做？

中国教育看北京，北京教育看海淀。

我们再仔细看海淀区教委的回复，就会发现，隐藏的信息不少。海淀区教委指出，“北京市海淀区教委开会，教育机构暑期不许开课”这条信息是虚假信息。至于“教培机构不得上市”，则只字未提。

于是，坊间传闻又起，作业帮的IPO暂停了。

有相关从业人员在抖音透露，某个城市3500家培训机构被关闭了1900家。

可以预见的是，培训机构的日子不会好过。在美上市的教育股已经先跌为敬了。好未来在5月21日和5月24日两天，股票下跌30%。新东方的下跌趋势也和好未来相似。

海淀区教委另一项隐秘的行为，可能对培训机构的打击更大。

海淀区市场监督局联合海淀区教委发布《教育培训行业广告发布重点内容提示书》，对辖区内教育培训类的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及广告发布者提出了十五条具体规范，在广告内容、广告地点、身份资质等方面都给出了细致要求。《提示书》规定，教培广告不得含有涉嫌诱导点击的描述、不得编造政策变化用语，如“最新通知”、“好消息”、“新政”、“考纲变化”等。同时广告也不得对教育、培训的效果作出明示或者暗示的保证性承诺，常见的如保过、一次性通过、免学免考等，都被列入了禁止范围。

那么，接下来，鸡娃的生意怎么做？

生命不息，鸡娃不止。

在整体经济环境不会得到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下，培训机构的生意仍然有的做。这就是为什么，好未来和新东方在5月25日，又迅速回弹了10多个点的背后逻辑。

“财经小锄头”认为，倒下的可能只是那些没有雄厚资金，也没有名师加持的中小培训机构。它们要么迅速向大机构“卖身”，要么趁着手中还有余粮，关门大吉。否则，越来越严峻的市场，只会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压力。

而大机构趁着这波“黑天鹅事件”，收获一批流量，细水长流，慢慢经营，或许反倒能越做越大。

不过机会还是有的。

培训机构们若能和中小学实现“校企合作”，做一些五点到六点的专业培训，弥补这段父母没下班、孩子已放学的尴尬时间段，从“小饭桌”“托管”手中抢时间，或许是一条值得探索的好路子。

校企合作的客单价虽然低一点，但流量是不愁的。

另外，名师们自建IP，做口碑，小而精，也许有一天，难保《天空之城》父母伏低做小求名师那一幕不会出现。

《小舍得》里不是已经拍出来了吗？

而艺术，都源自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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