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工厂里，66次老去

工厂老了，便成了养老院

早上5点，天刚蒙蒙亮，四川乐山桥沟镇东风养老院的66位老人从睡梦中陆续醒来。老人睡得早，醒得也早，睡眠总是浅浅的梦。先是老人悉悉索索地翻身，传来找水喝的磕碰声，可能还有几个晨困的哈欠，然后是护工上楼的脚步从远而近，在安静的老旧大楼里发出连续的空音。无法自理的老人们睁眼躺在床上，等待护工给他们擦净身子，换上新的尿不湿。那些能够自理的老人，便在尿不湿一张张被撕开的声音中，自己起床、洗漱，下楼出门，看一看山沟中西南天空层层亮起的云影。

养老院楼下是被老人们称作“小海南”的花园，郁郁葱葱的绿色里，让老人们在西南内陆想象海洋暖风的，是几颗高大的槟榔树。春夏之交，正是“小海南”最漂亮的时候，淡黄色的是黄葛兰，桔红的是旱地莲花，夜来香的香气在晨雾中还未消散，桂花藏在华盖一样的绿影中。这里是晨起的老人散步之所，养老院里一位86岁、弯腰就能轻松碰到脚尖的老人，每天早上会绕着“小海南”跑上几圈，速度虽然缓慢，却像时针一样准确。安静的79岁老太太喜欢将摘下的两朵黄葛兰，用针线穿在一起，雀跃地塞进陌生人怀里，后来，老人们都学会了，他们将散发出浓郁香气的黄葛兰串起后，挂在胸前，因为口耳相传，这样可以驱蚊。

许多花都是老人自己种下的，比如旱地莲花的种植者属于一位85岁的老太太，当她刚搬来养老院的时候，将种子撒在花园里，旱地莲一年三季，小喇叭一样的花就从土里跳了出来。如今，到了收获的时候，在她房间外的长椅上，18个花瓶，其中8个都是吃光了的药罐，旱地莲鼓鼓囊囊塞在每个罐子的瓶口，花期常常数日不败。

东风养老院修建在东风医院的旧址上，而东风医院属于早已改制的国营东风电机厂。所以可以说，养老院里的老人许多都彼此熟识，至少是面熟的程度——他们中的一多半，都是原来东风厂的职工。东风厂号称有“十里厂区”，老人们先是在四散的车间中听机器轰鸣，然后，机器关掉了（那也是快二十年前的事了），他们变得更老了，便一个接一个搬进了这栋养老院大楼。

1960年代末，以“三线建设”的名义，来自东部7个省8个厂、近2000名工人从天南海北搬来了桥沟，组建东风电机厂，专门生产核燃料专用设备，在《四川乐山名企业》一书中，提到东风电机厂，浓墨重彩的话是，这间工厂“确保了我国氢弹、原子弹上天”。那是一个宏大叙事的家国情怀与个人命运交织的时代，工人们听从了祖国的召唤，义无反顾来到这条山沟，他们只是没想到真的会终老于此。

来自上海的工人，是远道而来的工人中*带上成套家具的，床、衣柜、五斗橱、饭桌、写字台，统统托运过来，因为预计山沟里什么都没有；而一位来自大连的工人，不辞辛苦带来了贝壳，后者随着她一起，在大山中待上了五十年；一位北京的工程师说，现在回想当年，最后悔的是没有多带些盐来，当年这里盐都只能定量。如今，这些筚路蓝缕的故事都已成往事，在二楼的走廊，3个上海老人和2个江苏老人喜欢凑一块儿聊天，分享老年人的食谱，他们不再说半生不熟的四川话了，操起了年轻时的上海话，旁人难以听懂，顶多只能明白一句“谢谢侬”。

养老院里的老人们曾经工作在东风厂的各个岗位，这让如今的养老院，宛如当年工厂的倒影——工厂老了，便成了养老院。这里有曾经的刨床工人，如今喜欢不遵医嘱偷吃方便面；有铸造工人，放在床头的凤凰牌电风扇是她的车间产品，风扇已经用了40年，扇叶和铁网几乎没有任何锈迹；还有一位原来的车间小组长，保留着领导的尊严，喜欢和别人分享食物，要是有人扫了他的兴——比如拒绝了他递来的一袋橘子，老爷子一恼，就会把橘子掼在地上。这里还有原来工厂的财务、子弟小学的音乐老师，甚至连工厂的厨师都搬来了，在自己的床边放满了锅碗瓢盆，菜刀砧板，仿佛时刻准备着再次下厨。

“当年我是坐着专列来的。火车从北京出发，开了两天一夜。”90岁的老太太王杰有着一头银色的短发，她有着养老院里的最高学历，毕业于北京大学，专业是原子能化学。1966年，她和同样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丈夫志愿报名来到乐山，住进没有厕所的宿舍。

“那个时候苏联有原子弹，美国有原子弹，我们没有，所以我们自己也要制造原子弹，我就报名了。”

两个北方人都是*次来西南内地，四川阴雨连绵，他们还让远方的家人从北京寄来雨鞋。工厂的生活一过就是五十年，他们没有子女，等他们老了，工厂改制了，又一起搬进养老院，在养老院的第二年，丈夫摔了一跤，三天后就去世了。

丈夫去世后，她将原来工厂分配的房子卖了两万块，都做了养老院的住宿费，如今，她一个人待在原本为她和丈夫两个人准备的房间里，偶尔看新闻到晚上十二点。有时候，怕影响别人，作为祖籍的山东人，她还躲在房间里生吃她喜欢的大蒜和大葱。

养老院里的生活波澜不惊，老人们心照不宣，他们将终老于此。养老院分着“特护区”和“自理区”，所谓“特护”，便是终点之前。在“特护区”，一个护工平均照顾7个老人，照看不过来，就用布条把老人固定在座椅或床上，有的人手腕就被勒破了皮。从建院到现在，东风养老院已经住进了两百余人，现在只剩下66个，每个人的路都是相似的，先是“自理区”，再是“特护区”，然后他们便永远的消失了。老人们说，*的结果，是还在自理区的时候，一切就结束，那意味着更多的尊严，更少的痛苦。

“我要在这边走就好了，人睡着了，拜拜，就到了火葬场。”一位自理区的老人说，如果我们接受现实的残酷总是不可避免，那么可以说，这句话还有一点伤感的幽默。

平静的生活是突然被打破的，今年4月27日，东风养老院收到了当地民政局的一纸文书——

“请你单位及时到我局进行养老机构备案登记，在你单位向我局备案登记前，不得开展养老服务活动。特此通知。”

辉煌的尾声

停业通知书送来那天，首先接到噩耗的是65岁的养老院院长周春明，养老院的院长自己也是老年人，这大概也谈不上多特别。

所谓登记备案，言下之意是要符合国家关于养老院的设施标准， 东风养老院已经开办了六年，但所在的养老院大楼作为曾经的东风医院就诊楼，楼层间的预制板已经开裂，楼上的老人打翻了茶杯，楼下的老人就要在屋子里避雨；电梯是今年才安上的，在此之前，行动不便的老人们上楼要靠护工抬上去，现在有了电梯，但出口只有一个，这也不符合消防规范。

而养老院所在的工厂区，基础设施早已老化，总是停水、停电、停气，老人们的玩笑话是，雷声一响就断电，最严重的一次停电了一星期，对于养老，自然是恶劣的环境；而国营厂改制了，附近又新建起私营的化工厂，让这里的空气一度弥漫刺鼻的气味，半夜能把人呛醒。养老院的周边荒凉一片，随着国营厂的改制，银行搬迁，商店倒闭，居民楼也空了。只有老人留了下来，养老院宛若他们在沙漠中仅存的一片绿洲——虽然不易，但也谈不上舒适可言。

于是，东风养老院面临的问题是，它不去登记备案，不符合规范，去了登记备案，就要不被批准。

“现在这么多老人还住在这里，我是关还是不关？”66个老人，平均年龄80以上。周春明问前来的民政局工作人员。对方对此不置可否。周春明的理解是，对方就是来下个通知，如果养老院坚持不关，那他就要后果自负。

坏消息总是传得特别快，没过几天，养老院里的老人们都知道了，胆小的看着自己的锅碗瓢盆，衣衫被褥开始发愁，不知道还能搬去哪；胆壮的说那就哪也不去，自己二十几岁到东风厂来支援建设，一生都在这儿；心宽的也有，想着养老院还少吗？此处不留人，就找另一处——只是现在既然一切未定，那就还以不动为宜。

院长周春明将养老院形容为特殊时期的遗留物，它的前身，东风医院，作为曾经红火的工厂附属医院，修建于1968年，从年龄算，并不比自己小多少，如今岁月冲刷，也像老年人一样眼睛不行了，耳朵不灵了，但从人道主义出发，“你怎么就能把它杀掉呢？”

周春明也是曾经的东风电机厂职工。他出生于四川眉山的农村家庭，有着穷苦的童年，母亲来自更远的大山，家里的地贫瘠不产庄稼，父亲又是一个聋人，虽然心灵手巧，也只能勉力维持一家生计。当1979年，23岁的周春明技校毕业，被分配到国营电机厂，可以想见，他是多么开心，从“农民”到“工人”，那是独属于上个时代的“阶层跃升”。直到如今，他依然记得自己收到的那张工厂通知书，上面一行骄傲的大字，“欢迎你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员”。

鼎盛的时候，东风电机厂有6500名工人，在四川桥沟镇的山沟中，他们可谓鹤立鸡群，工牌就是身份的象征，工厂有自己的电影院、游泳池、广播站，冬天通天然气，夏天有冰块，虽然远离市区，工人却在厂区过着城市生活，让四野的农民望厂兴叹。一种枯燥又充满着技术理性的氛围笼罩着他们，在标准化的混凝土车间，每个人永远只负责一道工序，绕线工人从早到晚地绕线，刨床工人时时刻刻刨平金属表面，车床工人则车出精准的尺寸，工序重复，动作机械，可谓毫无乐趣可言，但他们的工作是那么重要又那么神秘，因为生产着保密军工产品，图纸做完就得上交，所有的劳动如同蚁群集聚，最终汇聚成了厂志中语焉不详的“3号机”、“4号机”，没人知道这些机器去往何处。

但此时的东风电机厂，已经到了它辉煌的尾声。当时代之轮开始转动，“三线建设”让位给“市场经济”，庞然大物一般的国营工厂便轰然倒下，过去它获得过多次全国科学大会奖，后来就只能获得乐山市的科技进步奖；过去它的军工产品受到过中央军委嘉奖，后来却只能转型生产电风扇，还一败涂地。在周春明来到工厂的第二年，军工产品不再投产，那些一身武艺的老工人们纷纷没了用武之地。这一切，就像工厂附近那口“百亩湖”，过去曾经从里面捞出过一万斤鱼，工人们人手一条，现在，百亩湖却成了死水，里面一条鱼都没有了。

“完了，这工厂就该完了。”1986年，王杰退休，和丈夫住在葱茏山上，那时她还不知道未来将一个人住进养老院。如她一辈的老工人们以工厂为家，荣耀了一辈子，这让他们得以在老去之后全身而退，而更年轻的工人们就没有这份幸运，或者下岗，或者下海，人生开始进入不可测的漩涡。

周春明从一名车间工人，转行成为了会计，他还帮工厂跑过市场，因为会谈合同争取利益，受到领导表扬。2003年，东风厂改制，要剥离职工医院东风医院，已经是实业公司副总经理的周春明以10万元持股10%，成了东风医院的董事长。

但后来这证明不是一个好主意，随着工厂的衰败，人员纷纷流失，如今工厂所在的桥沟镇居民，不到1500人。东风医院，曾经的乐山市*医院之一，先是外科没有了，再是妇产科消失了，放射科也没了医生，只能请乐山市的同行远程操控，医院原来可以做开颅手术，后来就只能做痔疮手术，再后来，医院外的路灯也黑了，每个人出门都要带上手电筒。

医院不可避免地停办了，周春明说，他不仅没挣到钱，还亏了两百万。曾经的工人，如今的董事长周春明，发现自己陷入了绝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想到了将医院改造成养老院——工人们都老了，这里的老人如此之多，一个小型的，锈迹斑斑的老龄化社区。

2014年，周春明将养老院的设想做成企划，信心满满要扭亏为盈，为了得到资金支持，他还参加了乐山市创新创业大赛，虽然评委不看好，只能止步二*（想想那一年的冠军是无人机创业），但他依然义无反顾投身进来，场地都是现成的，人员也是，顾客也是。

老太太王杰心直口快，她说自己就是看上了养老院曾经的医院身份，“我就是看到它有医院，有什么病直接在这解决，还有你死了以后，医院也可以给你直接那个了。”

生活中的欢乐与愁闷总是一样多

养老院陷入停业边缘，在此之前，周春明尝试过各种门道，请全国人大代表帮忙递交建议，给卫健局、民政局写报告，甚至还在局长的办公室拍了桌子，最后一切依然无可挽回，先是今年1月份，医院正式停业，那时他们只剩了二十多个医护，再是4月份，养老院接到停业通知，他山穷水尽了。

因为院长周春明的求助，5月我来到了桥沟养老院，想看看这里的老人是怎么生活的。从成都机场前来的路上，能看见巨大的“绿色硅谷”宣传画，选址就在原来东风电机厂所在的桥沟镇，也就是养老院所在的地方，那里旧的工厂将被推倒，新的热望将伴随新的奋进，虽然目前一切还在规划中，但给你的感觉是，新时代的铁犁将犁平过往。

在桥沟镇，养老院和已经停业的东风医院是一体两面，因为医院的停办，大楼幽暗、寂静，空无一人。救护车像杂草一样荒废在院子里。出于实际上的养护需要，可能也有心理上的不甘心，留任的医院副院长会在每周一上午，拿着一串钥匙，挨个打开门诊室、药房、放射室、B超室、心电图室，再打开每一台仪器，每一台电脑，下班前再一一断电——久不通电，仪器要坏掉。养老院的老人们就住在过去的医院病房里，这里不再有等待被治愈的病人，只有接受衰老的老人。

某种程度上，留下的都是老人了，*留任的医生77岁，他在这工作了三十多年，同事都走了，他接受了返聘，每周一、三、五，院长开车从城区将他捎到养老院，每到这时，所有老人便挨个坐在自己房门外的走廊椅子上，等待老医生量体温、测心率和血压，他们欢迎他，因为觉得老人更懂老人，有人说自己肚子疼，有人说不知道为什么脚肿了，还有人闪到腰。

医院停业后，原来的药房没了用武之地，老医生开了药，养老院的护工长下班后，就带着老人的医保卡进城买，很多老人退休金只有两三千，养老院一个月大概要2500，付完后就所剩无几。所以护工长的职责是，比价之后，找到*的那家。一个老人花180元自己买了两盒药，护工长认为买贵了，拿着药就去退了钱。

在养老院，我跟随着原来的药房主任一起查房，这是她现在的工作，这让我认识了许多老人，*位认识的，恰恰也是养老院的入住的*个老人，来自南京86岁的姚光仪，她拉住我的手欢迎我的到来。当年她在南京的微分电机厂工作，和丈夫被派遣到这里支援建设，她带着两个女儿，一个六岁一个三岁，在乐山成为了一名刨床工人，她在42岁那年退休，为了将岗位留给女儿，自己转而去给工厂看大门。后来，工厂改制了，女儿下了岗，她不再有大门可看，再后来，女儿也当了外婆，丈夫过世了，2015年5月1日，劳动节，老工人姚光仪搬进了周春明新开的养老院。

刚住进养老院的头5天，整层楼只有她一个人，“我害怕，我胆最小最小的。”姚老太太一边说，一边缩了缩身子，她是一个有着细腻情感的老人，女儿一年来看她一两次，而她每天晚上都给对方打电话，虽然往往说不上两分钟，对方就要挂断。女儿也是老人了，她还是叫她“小宝宝”。

在养老院，老人感到孤独，总是难免的。人们告诉我，有一位住在二楼的96岁老人，他已经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但依然记得要给孙女留礼物。食堂每天早上都会发一颗水煮蛋，他偷偷藏了三颗在床榻里，同屋的老人说，那是他留给孙女的，虽然他的孙女很少来看他。

在养老院的几天，我也知道了一些老人的秘密。养老院的饭厅放着一个公共电话，有一次电话铃响了，我接了电话，是找一位叫靳淑瑞的老人，快递到了，到付600元。

靳淑瑞今年83岁，她会俄语，退休前是一位铸造工，她说自己还进过《中国名人字典》。打开快递箱，是9盒声称能治疗糖尿病的保健品。老人不让我声张，不能告诉工作人员，更不能告诉她儿子。“保健品吧，治不了病，要不了命。”她有很多本保健品宣传册，说自己潜心学习，糖尿病知识全掌握了。后来我才听说，进养老院之前她就因为买保健品，欠债几万元，那时院长周春明在路上碰见她就会问，什么时候来住养老院啊，靳淑瑞的回答是，还完钱就来。

如今，她还完钱了，住进了养老院，又开始买保健品，她总是不好意思的说，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

不过不要误会，我们总以为老去的生活充满哀伤，在养老院，老人们远离亲人，失去陪伴，生活陷入失重之中，这当然避免不了孤独、忧伤、怅惘，但当我来到养老院后，依然发现，他们都在努力活着，生活中的欢乐与愁闷总是一样多，即使终点近在眼前。馋嘴的老人依然会偷吃炒花生；一个坐在轮椅上的89岁老大爷，喜欢对众表演唱歌，唱的是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还有一位84岁的车间王师傅，老人们总是夜里去敲他的门，因为电视坏了，他退休前搞电机，现在负责修电视；还有一位93岁的老太太，一个人在房间里织带扣子的开衫，她想着要是哪一天生活不能自理了，进了特护区，这样换衣服时，大概可以给护工少添点麻烦。

在养老院的楼梯上，我遇见了一位腋下拄着拐杖的90岁老人，在这个初夏的五月，她穿着厚厚的棉鞋棉裤，笨重的绒毛袄子里还裹了好几层衣服，每迈一级台阶，都像是负重而上，她挎着一个鼓鼓的蓝布袋，插了一把蒲扇，就像随时都要远行。

养老院的工作人员说，她是院里最特别的一位，总是想着逃跑。几年前，逃跑是为了回家喂狗，那是家里留下的*活物了，后来家回不去了，她又想出养老院的大门，门外就是国道，可不敢让她出去，她于是全身整备着在院里瞎逛荡，有一回她等在院长周春明的办公室楼下，老人说，“我过几天就要走了。”

周春明听明白过来，这一次不同以往，她说的“走”，是彻底离开这个世界，大概老人也有些疲倦了。院长掏出钱包，取出20块，“我给你钱，你晚点再走行不行。”老人点头答应了。

于是养老院里便有了一个人一直蹒跚独行。看着这个老人，有时你会觉得她糊涂了吧，有时又会觉得她似乎有所坚持。事实是，在这所养老院里，所有人都在坚持着什么，院长还在继续开养老院，他已经进入了“后果自负”的阶段，老人们还在坚持活着，每一天都是旧的一天也是新的一天。

“我们要没这玩意儿还真麻烦。”83岁的靳淑瑞坐在自己的房间，笑着告诉我。周围满是她收集的纸箱、塑料袋，到处杂乱一团，而她坐在其中，却给人松弛的感觉，她指的是养老院，“幸亏还有这个养老院，要不然我们哪去啊。”

遗忘角落里的欢悦时刻

“我们这的居民，和东风厂没有任何关系的，可能还不到百分之十。”社区党支部书记章圣琦算是“厂二代”，他的母亲也是工厂的工人，如今75岁，这让他对老人的生活，有着直观的了解。自从工厂改制后，东风厂的离退休职工划归社区管理，这又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他估计，桥沟镇的老年人里，属于东风电机厂的老职工，大概能占上七八成。他能够理解养老院的存在意义，老人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老啦，过去，他还能在社区组织起几场门球赛，身强体健的老头老太慢悠悠弯腰，“砰”一声，推球过洞，现在，却连人都组织不齐了。衰朽的身体像缓缓关上的门，老人们被推回了一间间屋子里，有子女照顾得还好，那些独居的老人则只能和时光沉默以对。章圣琦说，六十岁还年轻着呢，统计当地的老年人时，他私心里甚至不想统计这块儿，因为只有七十岁以上，才渐渐失去独居的能力，需要更多的帮助。

不过，他说自己也理解政府下达的停业通知，“搞养老不正规，风险很大。”

这就是现实的不*之处了，章圣琦是一位务实的社区党支部书记，他选择继续陪着周春明去家访，劝说那些独居对他们已经越来越危险的老人，搬进辖区内这家*的养老院。

5月的那次家访，他们先去了一位76岁的独居老人家，老人原来是工厂附属技校的老师，如今一个人生活，没有冰箱，不看电视，每天给自己打胰岛素针，*的爱好是用一台旧电脑盯盘炒股。

老人欢迎他们的到来，两个人都向他保证，在养老院也能炒股，老人不置可否，给他们取条凳，刚拿起来，一条凳子腿就掉了。周春明就说，至少我那的凳子比你这高级。

另一位家访对象，是一位盲人，他原来和周春明同一车间。如今他也一个人生活，他不肯去养老院，为了向来访者证明自己拥有独自生活的能力，他从沙发上站起来，不由分说走向阳台，那里有一张小椅子，他还要站上去，演示他可以自如的收衣服，倒是把他们吓得不轻。

“有些人喜欢自己一个人生活，他还不愿意集中来养老。”章书记说，虽然现实严峻，他也不知道拿他们如何是好。

“自由还是很重要的。”这是王杰老太太的话，她大概能理解那些宁愿孤独的老人，她说自己选择东风养老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不那么“正规”，想出大门就出大门，街头山野的溜达。

在东风养老院，每个老人都有着故事，因为时代的痕迹，故事或激越或普通，沉积在他们身上，构成每个人*的人生史，慢慢你也就发现，这也是他们尊严的来源。王杰毕业于北大，这已经够让人吃惊了，但后来她又告诉我，她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在考入北大之前，她是一名女兵，所以她才能腰背笔挺，直到90岁。

“战场上，跑慢了就会死。”她这么告诉别人，除此之外，她不愿多说，她既是洒脱又是骄傲地对我，这个陌生的来访者说，这里的老人都待在被遗忘的角落，但她说，“你就反映这帮人风烛残年，还是在很快乐地生活就行了。”

章书记说，当年他主持过王杰老公的葬礼。事实是，作为服务老人的社区党支部书记，许多东风厂的过世老人，葬礼都是他来主持，他已经主持了不下一百次，大多是工人、工程师，或者他们的家属，故去的人如此之多，有一次他甚至一天主持了两场。讣闻也是他来写，对于这些远道而来终老于此的人，他总是感谢他们为国家的付出，称赞他们负责任辛劳的一生。他说自己一直记得王杰丈夫那次葬礼，他们没有儿女，不同于其他葬礼上悲伤难以自抑的宣泄，在移棺下葬之前，王老太太只是沉默地给丈夫擦了最后一次脸。她没有哭，因为她说自己已经看惯了生离死别。

大概所有的老人最后都将不惮于说出这句话，因为人生所有的执着，最后都归于沉寂。王杰说，当年，也就是90年代初，她曾经和丈夫回到北京，尝试拾取过去的生活，他们在北京待了四年，空气适应不了，水也喝不惯，连北京人也显得没那么可亲，理由琐碎，最后的结果是发现自己失去了曾经的故乡。于是，两个人又回来了，回到西南这座山沟，第二次以异乡为故乡，这一次，他们知道自己再也不会离开。

民政局下发停业通知的前一天，院长周春明花了1000多元买的卡拉OK设备到货了，一个U盘播放机，两个话筒。他一直预备着让老人们热闹热闹，停业通知书下达后，他决定卡拉OK照常举行，他说，不然养老院里的气氛“奄奄一息，好像都完了。”

那天下午两点，在养老院的一楼大厅，老人们汇聚而来，行动自如的老人是自己下楼的，行动不便的则坐着轮椅，由护工推到楼下。在现场，你会惊讶于这些耄耋老人的热情，他们的歌喉或嘹亮或浑浊，或平稳或颤抖，每个人都是兴致勃勃，唱的人如此，听的人也如此，仿佛在漫长的一生中，来时路是曲折也好，未行路是忐忑也罢，这都算难得的欢悦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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