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身高赛跑的家长们，决定给孩子打针

选择使用生长激素来长高，花费不低。有人做过一个夸张的比喻——拿一百元的钞票叠在一起，能叠多高，你的孩子就能“长得多高”。

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孩子的身高就像是学习成绩之外的另一条赛道，关系到孩子的未来，“就连蛋糕店的服务员们都是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好看。”

站在队首的孩子

医生在梦莹的肚皮上用黑笔画了两排小黑点，五个一组。按照那个位置，妈妈需要每日轮流在梦莹腹部的左右侧给她打针。

电子注射器和生长激素被放在密封盒里，保存在2-8度的冰箱冷藏室。注射器的外形像一条小鱼，它的针头隐藏在内部，大概有一厘米长，头发丝那么细。对准肚皮垂直按下去，屏幕上会显示剂量，听到滴滴声的时候迅速拔走，整个过程大概持续三四十秒。

梦莹今年8岁了，是班上最矮的几个小朋友之一，按照大小个儿站队，她排在班级队伍里的第四名，排在她前面的一二三名，“都在打这个针”。

这是她注射生长激素的第二个年头，每天都要打针。妈妈王琳在武汉一所小学当老师。她的两个孩子中，梦莹是小的那个。在此之前，她一直担心女儿像自己一样，成年后因为身高而苦恼。她个子不高，不到155公分，丈夫也刚刚一米六出头。女儿的身高焦虑变得具体可感，是由于一张标准身高尺码表：梦莹比标准尺码矮了两厘米。

关于身高，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记忆。有的人高，有的人矮，这件事再正常不过了。即便有什么不同，那也是自然法则的不同，就像胖瘦、肤色的差别一样自然。只要不是因为疾病，生长激素缺乏，我们都能忍受。但自从人类的科技发展到可以干预身高之后，事情就变得不同了，如何让孩子长得更高，成了一件紧迫的事。

在儿童医院，内分泌科、矮小门诊、儿童生长发育中心等等科室，一号难求。走入北京的一家儿童医院，到处都可以看到，诊室门口拥挤着的父亲，母亲，他们大多沉默着，眼神放空。诊室门口张贴“身高体重测量处”标识。孩子不安分地坐着，立着。漂亮的小男孩和小女孩，嘟嘟囔囔要回家。医生平静的脸，和蔼的笑容和手上翻阅的病例。那些关于身高的谈话，恳求和安慰。这些孩子排几个小时的队，就是为了等待医生宣布结论，是否要打针，在肚皮上，一年365天，每天一针。

王琳托了几层关系，找到一家医院的“内部人士”，才加上一个号，“医院系统里只能挂30多个号，我们当天去现场开了个条子。我排到了快50号，后面竟然还有排的。”那是两年前的一天，武汉的一家医院，她从中午一点半等到傍晚五点，才带女儿进了诊室。

打针增高的理由有很多种，矮小症，性早熟，不想遭遇歧视、想让孩子鹤立鸡群。有的孩子并不缺乏生长激素，也在打针，对于很多妈妈来说，孩子的身高就像是学习成绩之外的另一条赛道，关系到孩子的未来，“身高从来都不仅是个人的事情，它的影响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个选择给孩子打针的妈妈说，像北京这样竞争激烈的大城市，身高成了筛选机会的基本条件，“就连蛋糕店的服务员们都是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好看。”

王琳带着两个孩子去医院检查，根据中华儿科杂志发表的《0-18岁儿童青少年身高、体重百分位数值表》，二女儿梦莹的身高比*位还要矮2公分，“6岁的女孩子，最矮的是108公分，她是106公分”。医生诊断结果是“不明原因矮小”，建议注射生长激素。

大女儿已经十岁，身高属于正常范围的低线位，只是生长激素稍微有一点点欠缺。医生说，“如果你家的经济能力可以承受，就可以打（生长激素），如果觉得有压力，那就算了。”王琳决定，两个女儿一起打。

选择使用注射生长激素来长高，花费不低。有人做过一个夸张的比喻——拿一百元的钞票叠在一起，能叠多高，你的孩子就能“长得多高”。两年来，王琳在两个孩子长高这件事上的开支大概有35万左右。“我家的两个孩子算稍微有点胖的，费用也稍微高一些，老大一个月大概花费九千到一万，老二差不多是四千到五千的样子。”这是她觉得花的最值的一笔钱，“真金白银花钱出去，确实能看到明显的效果。”

不仅仅是身高。在王琳的计划里，大女儿将在今年暑假佩戴OK镜——即角膜塑形镜，一种硬性的隐形眼镜，用来延缓近视度数的增长。“这个我身边很多人在用了，一只眼睛大概半年一万多。”孩子的牙齿矫正也准备在后期提上日程。

她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典型“鸡娃”的母亲。大女儿曾经学过芭蕾、溜冰等课外兴趣辅导班，现在全都停掉了。“小升初之后就没有时间搞别的了，辅导班基本上全都砍掉，以语数外为准。”

2020年9月，孩子开学的那一天，王琳居住的小区有个九岁的孩子从楼上跳了下去，“幸好中间被挡了一下，救回来了。”她感到后怕，“就算想鸡娃，现在也要考虑一下，不能鸡太狠了。”

“那五公分是关键”

李文佩从事生长激素相关的工作已经有十几年了，从2005年生长激素进入中国，她眼看着这个行业由小众逐渐壮大起来。在以前，只有身高有问题的孩子才去预测身高，现在动不动就预测身高了，许多家长把身高摆在竞争中的重要一环。

“走到大街上，有几个是真正矮的。我们要解决的是矮的问题，但现在变成了‘鼓励’越长越高。”最近五年，来找她咨询生长激素的人越来越多，“有的着急到哭，睡不着觉”。

她反对这样的做法，给正常身高的孩子注射生长激素，不符合诊疗伦理，“生长激素不应该被当作美容针来使用”。但她阻挡不住家长的热情。在一个儿童身高管理群里，家长们日日讨论增高方法，彼此倾诉。“群里成员鱼龙混杂，有时候会混进一些‘家长’，通过推销药品、代购、抽取提成”。

李文佩见识过许多焦急的家长，“要上一个好学校，要读一个好专业，要找一份好工作，要找到一个好的伴侣。所以一定要达到这个身高，而这个身高就像是门槛一样。孩子的起跑线就是家长，如果这件事情用钱能解决，这点钱根本都不算什么了。学英语一年都要两万块呢。”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可以通过注射生长激素来实现长高的愿望，这种方法对身体条件的要求比较严苛。在此之前，需要经历一系列复杂的检查，也就是“生长激素的激发测试”。其中包括——骨密度测试、核磁共振脑垂体检测、X光查骨龄、B超、抽血化验血糖、胰岛素、微量元素测定、生长因子兴奋……

梦莹去医院检查的日子，医生叮嘱入院前一天晚上八点钟以后不可以进食，也不能喝水。第二天早上七点钟开始，每隔半小时抽一次血，大概花费两三个小时。“一个手吊一瓶药水，另一个手要抽三四管血，整个过程中一直都不能进食进水。”

根据骨龄来预测身高，是目前最常见的一种方法。人体骨骼在发育过程中，骨化速度、骨骺与干骺端闭合时间及其形态的变化呈现一定的规律性，这种规律用时间来表示即为骨龄。不过，根据骨龄预测身高，只是一种统计学上的概念，并非生理学上的概念。

医生预测的身高一定是准确无误吗？妈妈们不敢拿孩子的身高作赌注。王琳觉得，靠女儿自己努力，也有可能长到一米六。但问题是“不敢赌，如果等到最后，她没有长高呢，那个时候怎么办？你花再多钱也没办法帮助她长高了”。

重组人生长激素分为粉剂与水剂两种，水剂又分为长效水剂与短效水剂。从效果上来看，水剂的效果要比粉剂好。长效与短效水剂都是无抗体产生的，粉剂注射后可能会产生抗体，也就是耐药性。不过，粉剂的价格比水剂要便宜一半左右。

孩子的整个生活都可能因为打针而改变。

一个网友分享了自己注射生长激素的经历，“效果很明显，从小学打到初中，身高从原先的一米五五长到了一米六五。”

打针这件事本身并不痛苦，但是要坚持好几年，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给她带来的影响“实在太大了”——由于长期注射，肚子上布满了打过针后的硬肿块；每次想要和同学出去玩或者旅游过夜，都要带上一个迷你冰箱，用来存放注射器和药物；食量大得惊人，嗜甜如命；体重直线上升，从原先的不到九十斤到后面最高的一百二十斤，由于突然发胖，红色的折线密布在大腿两侧，在青春期受了不少白眼。

何彩云要给女儿打两种针——一种是用来抑制性早熟的抑制针，另一种是刺激生长激素的针。“抑制针打了之后，孩子的骨骺闭合时间会被延长，为长个子争取更多的时间。而生长激素的作用，是在孩子有限的生长时间内，尽可能地提高孩子的生长速度。这两者协同来助力孩子的最终身高，这种治疗方法在临床上被称之为‘双打’。”

去年，何彩云感觉女儿胸部比同龄人发育早，她担心是性早熟影响女儿的身高，带女儿来医院检查。医生预测她的身高在155公分到160公分之间。起初，医生并没有提到注射生长激素的事情，她听说其他看诊的孩子有打针长高的，于是也咨询了一下。这时她才知道，还有另一种办法可以让女儿长得更高。

何彩云身高一米五五，丈夫一米七三，她担心女儿遗传自己，从小就重视女儿的身高。她在家里的客厅门框上装了一根单杠，没事儿就让女儿吊吊。跳绳跳高不能少，饮食上也颇为注意——“我们家一个礼拜吃三天牛肉，猪肉、牛肉可以吃，但是鸡肉*不能吃。”何彩云抵制快餐，她有一种观点，“现在市面上的鸡肉都是打激素催熟的速成鸡，几十天就出笼，鸡体内的激素还没代谢掉，先被人吸收了。”

在女儿上初中之前，何彩云就开始把女儿的身高放在*位，甚至比学习还要重要一些。“学习的话以后有的是时间学，但长个子就这两年。我至少要给她弄到一米六以上心里才踏实。”

女儿在北京读三年级，身高148公分，在同龄人中不算矮，妈妈何彩云也说，“来这里看病的小孩子大多瘦瘦小小，哪儿像她又高又壮。”她是学校排球队的一员，每周训练三次，每次两个小时，这是她最能感受到快乐的时刻。不过，排球不仅仅只是一个爱好那么简单。

在海淀，汇集了北京*的教育资源。如果能够一路升入人大附中、清华附中等重点中学，就相当于直接预订了清北人大等985大学的位置。在激烈的“小升初”竞争中，通过体育特长升学或许是一个捷径。“如果你在校排球队里打得好的话，是有机会直升初中的。”何彩云说，如果小学毕业时女儿的身高达不到一米六八，她将失去直升海淀区初中的机会。

她安慰女儿，“只要还有长高的空间，就一直打针，打到你满意为止。”她觉得自己还不算是激进的家长，没有给孩子太大的压力。“海淀这边有的小孩，光奥数班就报了五六个。”来医院问诊时，她听说有一个父亲一米八，一定要让女儿长到一米七才行。

对何彩云来说，女儿长五公分很是关键，打了后至少有点心理安慰。“只要能长高，不管她是自己长高还是打针长高的，只要长高了目的达到就OK了。”她不想等到女儿成年之后再后悔。

未知的冒险

给孩子打增高针就像一场未知的冒险。

“如果处于注射生长激素期间的孩子投保重疾险或者医疗险，大概率会被保险公司拒保。”一家保险经纪公司的合伙人黄丽说，即使是正常的孩子，保险公司也会担心，只能等到停针后，小朋友达到相应年龄的身高范围，提供医生发育检查证明，才能正常承保。

关于滥用生长激素的问题也一直存在。中华医学会曾出了一份《矮身材儿童诊治指南》，对临床应用基因重组人生长激素提出了建议，要求对矮身材儿童必须进行全面检查，明确原因。但是，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元宿仍然觉得，市场比较混乱。

“巨大的经济利益催动了医疗和非医疗机构投入大量资源到身高预测这项工作。由于各个机构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从业人员对身高预测的能力参差不齐，甚至出现诱导不规范使用药物进行‘身高促进’，给儿童健康带来极大隐患。”

暴利甚至催动一些人铤而走险。去年2月初，上海电视台《东方110》节目报道了一起生长激素造假案。一家知名制药公司向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报案，他们发现有一家网店正在销售公司名下的一款注射用重组人生长激素，价格只有正品药物的四分之一。

根据一份数据显示，我国儿童矮小症发病率约为3%。但并不是所有的身材矮小，都需要打生长激素。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对523例身材矮小的病因分析报告，21.99%的孩子是生长激素缺乏。身材矮小有很多种成因，需要对患儿做详细检查，考虑各种可能性。

元宿说，注射生长激素对于发育迟缓的人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对于正常生长的人可能会有副作用，比如良性颅高压、糖代谢的改变、甲状腺功能低下、股骨头滑脱、脊柱侧弯、有诱发肿瘤的可能性、 色素痣、手脚变大。

“如果注射后是可以短期内快速增长的，但是发育一定时间后会导致骨骼提前闭合的情况，反而导致长不高。”

并不是所有的孩子注射生长激素后都会有明显的效果，胖丁就是其中之一。

从小到大，身高一直困扰着胖丁，那时她十三四岁，上初中，成绩是班级里的前三名，家境也不错。胖丁说，小孩子们之间爱比较的东西无非就三种——成绩、长相、身高。“他们各方面都比不过我，只能拿我的身高说事儿。”同行的女孩子嘲笑她，“我们站在一起就像个Wi-Fi信号，而你是最矮的那一格。”

那些来自小孩子的恶意，无心又单纯，个子不高这件事像一团驱不散的阴影，让胖丁有些自卑。胖丁本打算去美国读高中，但父母担心她因为个子矮受欺负，也放弃了。“他们有种刻板印象，害怕我被人高马大的外国人霸凌。”

几年前，她去医院检查，想要注射生长激素，医生说骨骺线没有闭合，还来得及。她把长高的希望寄托在生长激素上，期待自己能有改变，*能突破一米六五。因为不想在学校打针，“怕被同学看到。”她选择了长效水剂，一针五千元，一周只需注射一次。妈妈不忍心打，她就自己动手，冲着肚子将针管扎下去，再缓缓将药水推进身体，“好像电视里吸毒的人一样。”

四个月过去了，不仅一点没长高，还胖了二十斤。注射生长激素的那段日子，胖丁从80斤长胖到了100斤，每天可以吃五顿正餐，吃完半个小时就饿了，一直在进食。“不仅在家里吃饭，上课的时候也无时无刻在吃。”同学们又开始嘲笑她，“怎么你打针没长高，还横着长了？”

胖丁觉得自己不能再胖下去了，于是停了药，靠生长激素长高这件事暂时放弃了。胖丁觉得有点荒唐好笑，“自己当时是不是被洗脑买到假药了？”

到现在为止，王琳还没有发现两个女儿注射生长激素有什么副作用，只是感觉到女儿的脚有些偏大。自己的鞋码是36码，老公大概是38码。而女儿现在身高一米六，鞋子已经穿到了39码，是家里脚*的人。

杨丽萍下定决心给女儿打生长激素，也经历了一番波折。

杨丽萍今年四十出头。每次带女儿做儿童保健，发现她的身高都明显低于正常区间，“从来没达到过标准值。”从那时候开始，杨丽萍就想着要采取行动，干预女儿的身高，她不要求女儿长到多高，“就是担心以后只长得到一米四或者一米五不到。”

打生长激素三个月过去，女儿的身高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杨丽萍有点崩溃，“那段时间每天都非常焦虑，开始吃安眠药度日。”她担心女儿以后会越来越自卑、内向，担心被其他小朋友瞧不起。如果用最有效的方法还是无法让女儿长高，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她求助其他打过生长激素的网友，有人回复称，起初最开始的三个月是对生长激素的适应阶段，三个月之后可能才会有效果。她给自己定了一个半年的期限，“先打半年，如果效果不好就不打了，我再想其他的办法。”

冬天结束后，女儿以每个月一公分的速度“疯长”，“吃饭也变多了。”杨丽萍终于松了一口气。

被身高困扰的大人们

为什么身高在妈妈们看来如此重要？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魏军提到了“剧场效应”——大家同在剧场里看戏，忽然，有一个观众站起来看戏，周围的人为了能看到演出，也被迫都站了起来。

“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家长如果自己经历过这样的不良竞争，自然会希望孩子能获得更优质的资源，以后能在社会中取得一些优势。”

选择给孩子注射生长激素的家长们，很多都曾被个子不高困扰过。

王琳从小身体不好，总是生病，一直是班里最矮的那个小女孩，“我上高中被人家以为是初中生。”毕业后找工作，王琳发现，很多行业招聘公告里写女孩子身高*一米六，即使有的没有明确地写出来，她还是清楚地感知到，自己一米五出头的个头不太够。“没办法，我只能穿高跟鞋，起码让自己看起来像一米六。”

在王琳教书的学校里，她发现，“现在的孩子营养都很达标，五年级的学生基本都超过我的身高了，很多男孩子我都得仰视了。”于是，身高再次成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学校里有的老师一米八大个子往教室门口一站，一句话都不用说，吵闹的教室，“哗”就安静了。而自己“娇小玲珑的，往门口一站，毫无威慑力”。

杨丽萍身高一米五六，上学时虽然不是最矮的，但也是倒数二三名。她喜欢跳舞，跳得也不错，被选为学校舞蹈队的一员。但因为个子不高的问题，不能参加某些舞蹈的表演。“他们会觉得排队形的时候，大家身高都差不多，就你这个地方凹下去了，不好看。”小时候，看到杂志上有“增高贴”的小广告，只需贴在足底就可以长高，杨丽萍信以为真，还去买过。

对于杨丽萍来说，这样的事情不能再发生在女儿身上。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在今年年初，女儿突然告诉自己，“右边胸脯上有一个小硬块。”她查了很多资料，怀疑是性早熟。又开始担心，“一旦性发育，生长的空间就更小了。”女儿发育一直很慢，骨龄也比实际年龄小，换牙也慢一些，“是不是因为打了生长激素，引起了提前发育？”

喜悦和烦恼伴随而来，“一面是长高了，另一方面是担心提前发育。”杨丽萍一度陷入自责和后悔，“自己当初一意孤行要给她打针，感觉多多少少跟激素有点关系。”她向医生求助，带女儿做了雌激素、骨龄、盆腔B超的检查，好在检查结果只是单纯的胸部提前发育，只需要通过吃药来控制即可。医生说，如果骨龄和性激素都不正常，那么可能需要通过更复杂的方式进行治疗。

打生长激素不是一劳永逸的手段，停针后，孩子的生长激素分泌会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在身高群里，杨丽萍了解到许多家长要一直给孩子打针，日日如此，直到达到满意的身高为止。接下来，她要做的是时刻关注女儿的身高是否在合理范围内慢慢增长，“要不然就不是再打两年的事，而是三年四年，甚至更久。”

放假那天，女儿穿着自己的高跟鞋，踩着模特步噔噔噔地在家里走来走去。杨丽萍意识到，让女儿“长高”是一场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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