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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活优雅,热爱卫生,于是我过敏了

协和的医生建议我,远离猫。这不太可能。在猫和过敏之间,我想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和平相处的办法。
2021-09-27 12:42 · 腾讯新闻一线 李婷婷

在北京生活的第六年,我被确诊为对蒿属花粉过敏的过敏性鼻炎患者。不过敏的人绝无法体会过敏性鼻炎患者的感受。作为一种典型的慢性病,病人只能在漫长的折磨中度过每一天。而它的凶手,是一种非常常见却毫不起眼的杂草,土壤越贫瘠,它长得越茂盛,每年7-10月就开出密密小小的花,它的花粉直径只有20微米,风一吹就四处飘散。

只要稍微了解就会知道,全世界都在过敏大流行。我开始对更广大的过敏世界有了探索的兴致。为了寻找过敏原,我踏上了一次漫长的旅途。结果却意想不到。一旦迈进过敏世界,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的设计如此精密,某一处发生了微小的变化,另一端就可能产生风暴。

关于过敏,人类还有很多不知道的事。而我在这番调研中有了一种“人类共同体”的感受:不只是已经过敏的人,那些尚未过敏的人也负有责任。正如《过敏大流行》那本书所写的,“为了对抗无处不在的现代疾病,我们也应该有序地组织起来……尽一切力量紧紧咬住真相不放。”

花粉像氧气一样围绕着我

在北京生活的第六年,一些奇怪的事开始发生在我身上,确切地说,是在我的鼻子里。

有时一点儿冷风、一点儿扬尘,或者毫无理由的,我的鼻子就开始发痒,然后是一个又一个喷嚏,最后一股透明的液体“嘭”一下涌出我的鼻子。一次回北京的飞机上,飞机正在降落,还盘旋在北京上空时,熟悉的“三部曲”就在我鼻子里奏响。它不分场合不分时机地突然出现,给我制造过各种尴尬现场,幸好现在出门得戴口罩,哪怕鼻涕横流,我也可以在人前平静地假装优雅,再偷偷擦掉。

起初我并不把这当回事,毕竟谁没流过鼻涕。我的策略是,忍忍就好。但很快我意识到我的鼻子出现了“巨变”:以前像是一杯水在我鼻子里倾倒了,现在我觉得我鼻子里的水龙头阀门直接失灵了,鼻涕一流起来200抽的抽纸都止不住。当我采取堵塞法——用纸巾堵住鼻孔,时间一长,我整颗脑袋就跟泡在鼻涕里一样,连眼睛都是肿的。有时鼻子擤太猛,开始流鼻血,躺下睡觉时,血顺着喉咙进入我的嘴巴,一觉醒来得先吐口血再说。

事态直到2018年9月16日凌晨2点才引起我的高度重视——我被满腔的鼻涕憋醒了。我的睡眠质量向来极好,从来都是一觉睡到天亮,那晚我的鼻子完全被堵住,根本没法呼吸,几乎是自救式地把自己弄醒了。那时我才反应过来:我到底是生什么病了?

很快我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耳鼻喉科确诊了过敏性鼻炎。几天后过敏原检测结果出来了。报告显示,树类花粉、豚草、葎草、尘螨、屋尘、猫毛、狗上皮、蟑螂、霉菌、鸡蛋、花生、牛奶、黄豆、鱼虾蟹、牛羊肉等,我的指数都小于0.35(正常指标是0~0.7),独独有一项指标突破了两位数:艾蒿,10.8。我很庆幸自己抓住了凶手,后来还在显微镜底下亲眼见到了直径在20微米左右的艾蒿花粉,它被放大150倍,还被染成玫红色,镜头里它像一只静静蹲着的小青蛙。

过敏之后,我的世界发生了一些微小却不可逆转的变化,就像知道空气里有氧气一样,我感知到了肉眼看不见的花粉。有时一觉醒来,打开窗户,鼻子微微发痒,我就能断定:起风了。从封闭、有新风系统的公司打车回家,车窗摇下没多久,鼻涕就在我的口罩里漫出(欢迎来到过敏世界)。虽然只是对在7-10月才开花的蒿属植物过敏,春天时我的鼻子偶尔也会发痒。我对周围的环境有了一种敬畏心理,每天不仅要看天气预报,还会看北京气象局发布的花粉浓度预报,春季有柏树、杨树、榆树、白蜡、松树、桦木、胡桃的花粉,夏秋季有蒿属植物、葎草、藜科的花粉——我知道它们就像氧气一样围绕着我。

那一年,我误打误撞加入一个叫“北京过敏鼻炎交流群”的微信群。和不过敏的人聊天,我很难抱怨过敏的痛苦,当得知我对蒿属花粉过敏,他们的*反应是:那你能吃茼蒿吗?(它们压根不是一个属的。)而在这个只有60人的群里,我们知己知彼,虽然不确定每个人是否都做过过敏原检测,对什么过敏,但这个平时悄无声息的微信群,一到7月蒿属花粉开始散播时,总会有人突然冒出来问一句:有人过敏了吗?

群主叫吴鹏,他做了过敏原检测,过敏原就是蒿属花粉。不久前,吴鹏在长沙准备飞回北京,他在长沙不过敏,担心回来就中招,他在群里问:“现在情况怎么样的?”“不太美好。”“不吃药更完。”“说得我想把机票退了。”4个小时后,“我落地了,开始流泪。”

吴鹏是在2013年装修完新房之后开始过敏的——每个人过敏的契机各式各样,有人去读了个大学,回到家乡就过敏了,还有人生了个孩子,第二年也过敏了。最严重的时候,吴鹏连着好几天都被鼻涕憋到睡不着,只能坐着睡觉。他睡觉的方式是这样的:门窗紧闭,空气净化器对着他吹,再戴一个带小风扇的“高科技”口罩,坐着而不是躺着(好让鼻涕顺流而不是逆流),然后在一侧鼻子里塞一团纸巾,睡上个把小时,直到纸巾吸饱鼻涕,作用从一块海绵变成一个酒塞子,把吴鹏直接憋醒,他再换上一团新的、干爽的纸巾,继续睡会儿。

作为一个过敏了8年的老病号,吴鹏觉得自己已经度过了最绝望的时刻,实在被过敏缠得睡不着,就干脆不睡觉打游戏,“干嘛非逼着自己睡,这个心理状态是慢慢变得,OK,我就不睡了,我接受它。”

但从去年开始,吴鹏患上了哮喘,症状是一直咳嗽,医生告诉他,这是过敏性鼻炎引发的。这些年每到过敏季,他就休年假离开北京,有时效果好到一下飞机鼻子就通了。群里有不少人也这么做,像候鸟一样,过敏季就迁徙。唯独一位群友意志坚定地带着家人搬离了北京,理由是他太太也过敏,不确定是否有直接联系,她患上了抑郁症,每到过敏季,两人都睡不好,一言不合就打架,搬到南方之后,一切因蒿花粉的消失迎刃而解。

至于我,完全没有离开北京的打算,只好跟蒿花粉抗争到底了。

人过敏了,你能给它退回去吗?

“说实话,你过敏的程度没有那么重。”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的诊疗室里,一位年轻的女医生拿着我的过敏原检测报告对我说。

今年8月,我*次挂上变态反应科的号——所谓过敏,就是免疫系统出现了特异反应,而变态反应科就是专门治疗过敏的科室。时隔三年,我又做了过敏原检测。在抽了3管血,以及一口气扎了22针做皮试之后,检测报告显示,我不仅对蒿属花粉过敏,还对春天才有的柏树花粉、白蜡花粉,以及猫毛轻微过敏(整个人都不好了)。医生宽慰我,这很常见,不同花粉之间很容易交叉反应。

我已经过敏4年了,一到过敏季,每天都得吃药,我想知道有没有根治过敏的办法。但医生很快就结束了我的臆想,“这个是不太可能的。”虽然有脱敏治疗,但连医生都觉得“特别麻烦”,因为一周要打两针,至少要打三年,还不能保证终身脱敏。而我过敏程度又比较轻(过敏等级分6级,数字越大越严重,我是蒿类花粉3级过敏),医生说,“还是好好吃药吧。”

就这样,我拿着新的过敏原检测报告,稀里糊涂地离开了医院。医学如此发达的今天,虽然可以知道过敏原是什么,但是过敏的机制——为什么有的人过敏了有的人不过敏——医学上仍无法给出解释,更痛苦的是,一旦过敏了,就一辈子都过敏了。事实摆在面前,我不得不开导自己,转换思路,既然没办法摆脱过敏,那就回到我过敏的源头——蒿属花粉,也许我能摸清楚它的来源和动向。

我找到了给北京气象局提供花粉浓度预报数据、北京同仁医院鼻过敏科医生欧阳昱晖。她是一个看起来很温柔的女医生,我们在鼻过敏科仅有的不到10平米的公共休息间里交谈,这天是周六,我们的聊天总是被打断,一会儿是病人叫她,一会儿是护士喊她,她都耐心回应。

2008年从日本留学回来后,欧阳昱晖在门诊观察到,北京春秋花粉季的过敏患者越来越多,其中,蒿属花粉过敏患者占55.9%。“人过敏了,你能给它退回去吗?不能对吧。那么我就要想,他的过敏是来源于什么样的过敏原,提前防护是吧。”

第二年,欧阳昱晖申请了北京花粉浓度监测的课题。为了摸清花粉的种类,她跟着植物学家一块到北京西郊的山上采摘过植物,带一个塑料袋,一把剪刀,一个相机就出发了,*趟没经验,她穿了裙子,回来扎了一腿的包。其实,蒿就是那种你一定见过但绝不会留下任何印象的绿色杂草——路边、绿化带的犄角旯旮处、长在屋顶的“墙头草”,以及爬山时不小心踩扁的植物,都可能有蒿。它的生命力之强,哪有点儿土就能在哪冒头。每年7-10月,蒿就开出密密小小的花,每一朵花至少藏了5000粒花粉,每粒花粉直径只有20微米左右,质量很轻,风一吹就四处飘散。

在15个花粉监测点中,有一个就设在昌平区气象局的气象观测场里。那是一片空旷、不起眼的草坪,一个1.8米高、有点简陋、像个落地灯似的花粉采集器就矗立其中。每天下午七点,6个气象员要轮流把涂了凡士林的载玻片放进“灯罩”,再取回前一天早上放了24小时的载玻片,上色后放显微镜底下开始数花粉——是的,就是肉眼一粒花粉一粒花粉一粒花粉地数。

一名气象员告诉我,她的本职工作是监测天气变化,视野是整个大气,但她毕业一进气象台,就需要学习怎么在显微镜底下观察直径几十微米的花粉。这事儿最痛苦的就是“费眼睛”。一个载玻片25×75毫米——比一根手指大一点儿,多的时候有几千粒花粉,盯着显微镜数上一两个小时,数懵了就得重数,等数完站起来头都是晕的。

每个月至少有450张粘了花粉的载玻片汇总到欧阳昱晖那儿,她再请几位植物学家帮忙做进一步的鉴别,“他们也(数花粉)数到很崩溃。”做了11年花粉监测,欧阳昱晖已经能把北京的花粉监测时间锁定在3-10月,监测点从只有昌平区扩大到6个区,就像天气预报一样,播报前一天的浓度,预测第二天的浓度。虽然该过敏还是会过敏,但欧阳昱晖说,“一些人看到这个花粉浓度高了,马上就来开药了,大家心里都有谱了。”

基本可以确定,北京的蒿主要集中在西北部的山上,风一吹,花粉就涌进城区。欧阳昱晖说,其实早在1960年代,蒿属花粉就已经被确认为北方地区最主要的花粉致敏原。2017年她在一篇论文里做了更细致的比较,以北京、包头、哈尔滨为例,代表华北、西北、东北,发现包头的蒿属花粉浓度是另两座城市的4倍,浓度最高的一天居然有12914粒/千平方毫米(超过800粒就是花粉浓度最高等级“极高”,超过一万可以说是爆表了)。

一位来自包头的鼻科医生后来跟我说,“这个蒿草啊,它的分子量很小,花粉很轻,你在北京就能保证你吸入的花粉不是我们内蒙的?你想沙尘暴都能过去(北京),何况是我们的花粉呢。”这个假定让我很震惊,但我只从一篇2017年发表在一本气象杂志的英文论文《北京蒿属花粉的传播途径和来源》(Transport pathway and source area for Artemisia pollen in Beijing, China)里找到相关信息,论文给出的结论是,北京市和河北省的西北部,以及内蒙古,是北京蒿属花粉的潜在源头。

我决定去包头看看。

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九月出发去包头之前,我有过这样的担忧:我对蒿属花粉过敏,而包头的蒿花粉浓度比北京还要高,那我去了岂不是自投罗网,如果病情加重了怎么办?当我忐忑地抵达包头,住了好几天后才感觉到,我在包头并没有加重过敏,或许出于某种心理落差,似乎比在北京还呼吸顺畅。

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简称“包医二附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秦龙也是一名蒿属花粉过敏患者。但最初他并不知道自己对什么过敏。他40岁出头,是地地道道的包头人,“我本人将近有快30年的过敏病史。”他说,以前包头哪有什么过敏原检测,大家只知道,老流鼻涕就是过敏性鼻炎,上药店买点过敏药就行。而当时的过敏药一吃就犯困,有一回秦龙吃完药,去营业厅交电话费,回来怎么也想不起来,钱到底是交了还是没交。直到2018年,秦龙已经是一名耳鼻喉科医生,医院引进了过敏原检测设备,他亲自做了检测,这才知道,折磨了他快30年的过敏原是蒿属花粉,还是6级重度过敏。

秦龙是那种精力充沛、和病人相处起来就像朋友一样的医生。无论什么时间,在开车还是在接受采访,都会有病人给他打电话。他建了好几个患者群,群里每天都有各种问题,他几乎每条都会回复。一到雷雨天,他还发朋友圈提醒大家,赶紧关窗,不要出门——理论上雨可以冲掉花粉,但雷雨的雨点大,只能冲掉10%,剩下90%的花粉则会溶解破碎,从几十微米变成几微米,能轻易进入下气道引起急性哮喘。2016年10月的一天,墨尔本就发生了一次全世界*规模的雷暴哮喘,有8500人次哮喘发作,其中11人死于哮喘。

也是2018年,包医二附院从北京同仁医院引进了花粉监测技术,花粉采集器就放在他们医院九楼楼顶,几个医生轮流值班,但用来数花粉的显微镜是一个机龄50年、*倍数只有150倍的老显微镜,相当费眼睛了。而且内蒙古多风沙,粘花粉的载玻片有时很脏,沙尘颗粒覆盖了花粉,难以辨认。秦龙说,“包头周边有好几个沙漠,南边有库布齐沙漠,北边有希拉穆仁草原,我们市里还有一个赛罕塔拉城中草原,这些地方的蒿都特别多。”

自从包医二附院开始在公众号上每日播报花粉浓度,有患者一进门就会对秦龙说,“大夫,你不用看,我对蒿过敏。”秦龙说,无论是患者还是当地政府,都开始重视蒿过敏,“从今年开始,市政府在6月份的时候就已经组织大家去拔蒿了,过去有句古话,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我是头一回听说拔蒿——就是人工一棵蒿草一棵蒿草一棵蒿草地拔——听起来有点笨拙,毕竟蒿是杂草,哪哪都有。但拔蒿这事儿今年在包头市区已经执行了六轮。最后一轮在9月4日,地点是赛罕塔拉城中草原,参加拔蒿的人有200多,当地的一篇报道写道,“这个季节的蒿草已经具备了非同小可的韧劲,已非单纯人力可以拔除,因此本轮蒿草清除作业采用了高效的人机协作模式,负责扫边机(一种割草机)的作业人员为‘前锋’,负责手工拔除的人员后方作业(戴着口罩、手套全副武装),负责清理的人员紧随其后,及时将蒿草装袋外运处理,避免草籽洒落。一上午的时间,大家清除蒿草近10万平方米。”

位于包头市区、有1万多亩的赛罕塔拉城中草原是这次拔蒿行动中“重点当中的重点”。那是一个免费的超大公园,大家常去散步、跑步、骑单车,而公园里就竖了一个牌子:“全民共同治理蒿草,共建清新健康环境”。我从南门进去时,发现沿路有的土地裸露了一小块,公园的园林科负责人——一位没有做过敏原检测、但自认对蒿属花粉过敏了10年的女士告诉我,那就是拔过蒿的痕迹,但明年蒿照样会长出来。如果不拔蒿,且不说游客,她“闻见那个味儿就呛得不行”(这浓度得多高才能闻到蒿的味儿,我就从来没闻到过)。公园其实从2018年就开始内部拔蒿了,因为超过60%的工作人员都过敏,“好几任大领导来之前人家没有过敏,但是到两三年全是带着鼻炎走了。”

在包医二附院,我见到一位参与过拔蒿、儿子是蒿属花粉过敏患者的张女士。当时她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人组织要去山上拔蒿,出于对蒿草的痛恨,她立即响应,“我能拔点是点。”但蒿草的根在土里扎得深,就算戴着手套也不好拔,得用小铲子铲,“这一拔就抖得厉害,花粉撒得满地都是。”万万没想到,拔完蒿回来,张女士也过敏了,鼻子难受了两天,吃了儿子的药才好转(秦龙医生:这也是要量力而行啊)。

几番引荐之下,我辗转找到了拔蒿的组织者,包头市住建局的侯科长。他如实告诉我,拔蒿只是今年包头市政府“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中若干件事的其中一小件,“最近几年大家都知道蒿草挺烦人的,影响好多人健康。”虽然侯科长最初也有担忧,拔蒿要是破坏了生态怎么办,为此还咨询了园林专家(专家建议割拔结合,割的话能留下一小茬草,不至于秃了),但后来证明他多虑了,*轮拔过蒿的地方,下一轮过去又长出新的蒿,“生命力太强了。”

即便蒿再难对付,侯科长觉得今年包头的拔蒿行动效果显著,他对比了今年8月和去年8月的花粉浓度,“月平均数对比一下,去年是310(粒),今年是193(粒),是不是很有说服力?”

一趟注定无法找到答案的旅程

其实,包头拔蒿只在市内的绿化带、公园进行,拔掉的蒿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包括包头在内的整个内蒙古,有“九大草原、五大沙漠、四大沙地”,它们才是热爱干旱的蒿属植物的天堂。而且在这里,蒿不再是边缘的杂草,而是当地的“治沙功臣”。

从1950年代起,包括内蒙古在内的西北地区就开启了防沙治沙工程,后来范围扩大到华北、东北(统称三北地区)。我找到了一本2001年由国家林业局宣传部出版的《防沙治沙基本知识问答》,书里写道,在选择治沙植物时,灌木及半灌木的前两个选择,就是油蒿和籽蒿(蒿属植物的其中两种,俗称沙蒿)。它们适应沙地的能力到了让人惊叹的地步——籽蒿的种子遇水溶胀后,可以粘住沙粒,变成种子团,能抗风;油蒿的生命力更强,种子撒在沙地上,47小时就能发芽,62小时后发芽率达到了81%。

虽然不知道防沙治沙工程中到底种了多少沙蒿,也不清楚三北地区到底有多少蒿属花粉过敏患者,但这事早被讨论过。2017年,*次在中国举办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高级别会议期间,有记者提问,过敏性鼻炎高发是否和防沙工程中固沙植物沙蒿相关?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刘东生回答,“沙蒿是我国防沙治沙的先锋植物种,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沙区就开始大面积种植沙蒿,但那时候沙区群众的过敏性鼻炎状况并没有现在那么严重……近年来,虽然沙蒿过敏成为沙区个别地区的热议话题,众说纷纭,但截至目前,尚未有权威机构证明,沙蒿就是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病患者的真正过敏原。下一步,将与卫生等部门开展相关研究。”

后来,我认识了“三北地区过敏性鼻炎自救联盟”的组织者何彦兵。这位今年50岁、对蒿属花粉过敏了近30年的陕西大汉,因为年轻时总流鼻涕,经常被人嘲笑,“过了10年,嘲笑我的那批人也开始过敏了。”

和过敏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何彦兵吃过亏,他曾试过一种 “偏方”,虽然有用,但身体会浮肿、变胖。现在,他给自己打造了一个隔绝蒿花粉、铜墙铁壁般的“小南方”——无论在家里还是在他妻子开的150平米茶叶店,他都装了全封闭的新风系统,并在后者里安了一座假山,设计了一条循环水系,种了大量不开花的植物,让室内稳定在温度26-28度,湿度60%-70%,就像来到了湿润、干净、少有蒿属花粉的南方。

一旦非出门不可,何彦兵也尽量把这个时间控制在一两个小时左右,出门就带上“猪鼻子”(一种只罩住鼻子的“高科技”口罩),夏天也长裤长袖(不让蒿花粉有一丝触碰他的机会),随身备着过敏药和哮喘药(他已经哮喘了25年)。正是做到这般地步,何彦兵说他已经三年没吃过药了。

何彦兵身上有一种让人不知道该如何理解的执著。2011年,为了证实三北地区有很多蒿,并且真的致敏,在过敏季,他和朋友开着车,从陕西一路向北,抵达内蒙古最北的满洲里,再往东南开到山西——西北、东北、华北——他一路过敏,一路吃药,“基本是凭意志坚持下来的。”几年后他在过敏季又往南方开,“过了长江马上就没事了。”何彦兵说,“蒿在湿润的地方就活不了。”

但何彦兵的痛苦不只是因为他过敏的时间长,而是来自他的家乡,陕西省最北部的榆林市。当地做过一个小范围的调查,结果显示过敏性鼻炎患率21%,比北京高6%。如果稍作了解,就知道榆林可能是整个三北地区在防沙治沙工程中最受益的城市。历史上,榆林为风沙所迫,曾三次南迁,到1950年代,榆林的植被覆盖率只有1.8%。何彦兵说,在他学生时期,学校还会专门停课,让所有学生去植树。“在我小时候,榆林就不是人待的地方,快被沙埋了的感觉,每年一到春天,至少有60到70天的风季,刮风的时候根本看不到太阳,那样的土地要产粮食,根本不可能的事。”

直到2014年,榆林飞播造林且最终存活的面积有570万亩,相当于53万个足球场,植被覆盖率到了42%,粮食产粮全省*,从“沙漠之城”彻底变成了“塞上江南”。

而根据榆林市林业和草原局的说法,在飞播的植物里,沙蒿的种子占了五分之一,最终沙蒿存活了328.5万亩,占57%。

现实就是如此矛盾,一定程度上,沙蒿改变了何彦兵的家乡,让他如今得以享受蓝天、绿水、以及这座全省GDP第二的城市带来的便利,但沙蒿却也成了他的过敏原。何彦兵无奈地说,“以前是向环境要生存,现在你得向环境要健康。”

去年,何彦兵作为榆林市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预防过敏性鼻炎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建议》,榆林市卫生健康委员终于给了他一个还算满意的答复:之后会逐步用樟子松等乔木树种替代沙蒿。

我在搜寻资料时发现,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尹佳曾在2018年去榆林考察,她在一篇论文里记录了对榆林的感受,“登台远望,昔日塞北荒漠,如今绿野如画,平静如湖,高楼栉比。站在镇北台,目所能及方圆50km,一片绿色!而过去这里全是沙漠。”

尹佳还给出了另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答案,“(榆林)政府治沙所用植物皆为本土植物,与数百年来历史上原生植被的生态相近……虽然过敏原的暴露与特定过敏原的致敏之间有相关性,但不构成人群过敏性疾病增加的根本原因。既往流行病学调查表明,高收入地区及城市人群过敏性疾病患病率,整体高于欠发达地区及农村,过敏性疾病与生活方式关系密切。”

看来,我踏上的是一趟注定无法找到答案的旅程。

更广大的过敏世界

回到北京后,我从欧阳昱晖医生那儿得知,北京监测到的蒿花粉,主要是本地产的黄花蒿,和防沙治沙工程飞播的沙蒿并不一样(但作为一名蒿属花粉过敏患者,理论上我对所有种类的蒿都会过敏)。

虽然科学上仍无法确定,包头、榆林的蒿过敏患者和飞播的沙蒿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但起码可以确定,我在北京患上的过敏,和防沙治沙关系不大——勉强也算是这趟旅程的一个收获吧。

还有一个无意中发生的变化:我开始对更广大的过敏世界有了探索的兴致。只要稍微了解就会知道,全世界都在过敏大流行,过敏已经成了影响全球22%人口的第六大慢性病。除了花粉过敏,还有尘螨过敏(我的母亲正是一位尘螨过敏患者)、食物过敏、药物过敏、金属过敏……各式各样。在日本,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对花粉过敏,其中有一半是对春季的柳杉花粉过敏。美国则是食物过敏最严重的国家,食物过敏率是6.3-8.6%,最骇人的一则消息是,一个11岁的美国女孩,1岁的时候被检查出对乳制品有严重过敏反应,家长小心呵护着她,直到她刷了一款含有牛奶蛋白质的牙膏,即使进行了最及时最到位的抢救,女孩依然在2019年去世了。

全世界都无法准确判断,过敏到底是如何发生,最通行的解释是“卫生假说”——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从小就很少接触传染源、共生微生物、寄生虫,从而抑制了免疫系统的正常发展,增加了罹患过敏性疾病的可能性。协和变态反应科主任尹佳2017年接受财新采访时也说,“现在的小孩一出生就开始打各种疫苗、用各种抗生素;他们从小就接触各种清洁剂比如香波、浴液这种化学合成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爷爷奶奶那一辈是不会用到的;然后我们现在吃的东西里各种人工合成的添加剂、防腐剂也很多。这种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就改变了我们生活的环境因素,这也可能使得过敏的病人数量逐渐增高。”

一旦迈进过敏世界,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的设计如此精密,某一处发生了微小的变化,另一端就可能产生风暴。今年,北京花粉浓度播报时间*次从4月提前到了3月,就是因为北京春天花季变长了——这意味着过敏的时间也会变长。已经有研究表明,全球极端温度(最高温度和*温度)的升高延长了季节性花粉的花期,而有研究做了预测,到2041年至2060年,欧洲人对豚草的致敏率将增加一倍以上,多达7700万人。

从包头回来之后,我依然正常生活,每天睡前吃两片过敏药,白天出门戴好口罩,流鼻涕的情况偶有发生,也不足以造成多大干扰。等10月过敏季一过,我的鼻子又将恢复通畅,神清气爽,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是的,我过敏的症状比较轻,我可以假装生活一切正常,但我身体里的“风暴”,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突然出现吓我一跳。

作为一名30年的老病号,何彦兵给我提供了一条宝贵经验:要自律——说实话,听到这两字我就失去了耐心,当代生活自律谈何容易。他列举了好几点,每天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出门一定戴口罩,勤洗衣物,保持家里干净,锻炼身体,不喝酒,不抽烟,不吃刺激性的食物。在一个近500人的过敏鼻炎患者群里,何彦兵发了一段话,“再给大家强调一下,过敏性鼻炎不只是季节性的,一旦得了,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自己是个病人,是一个慢性病人,是一个患了可以并发过敏性哮喘、肝肾病、心脑血管等疾病的慢性基础病的病人。防九个月,护三个月……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的,健康地生活。”

我问何彦兵,以后打算怎么生活?我想的是,也许他会再升级改造一下他的“小南方”。

但他告诉我,他已经50岁了,年纪越来越大,他担忧一些因过去不恰当治疗造成的隐患会一点点显现在身体上。尽管榆林声称要把现有的328.5万亩沙蒿地逐步替换成别的植物,但何彦兵说,这工程太过浩大,也许30年后,空气中的花粉量才能有所变化。为了晚年着想,他打算以后去真正的南方城市度过过敏季。

吴鹏也是这么做的,今年过敏季他就在长沙安稳地度过了。很快,过敏季又要过去了,我所在的几个过敏群又将恢复平静。而我,如果你还记得我最新一份过敏原检测报告,除了蒿属花粉,我还对春天的一些花粉,以及常年都有的猫毛轻微过敏——我家就有一只猫。当时,协和的医生就建议我,远离猫。这不太可能。在猫和过敏之间,我想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和平相处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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