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商品交易所理事会主席William PURPURA：减排需要考虑经济成本 否则难以实现气候雄心

在12月18日举行的三亚 · 财经国际论坛上，纽约商品交易所理事会主席William PURPURA表示，各国应客观冷静地看待和制定减碳目标，“我们是不是必须要在经济增长跟碳排放之间取得关联，一个要超过另一个才能达到减碳的目标呢？”他指出，据此前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若估算限制全球升温到2摄氏度（这比1.5摄氏度更加谨慎），你们需要付出的成本是环境收益的两倍。

William PURPURA认为，一方面减碳势在必行，另一方面，各国应思考如何应对减碳带来的成本上升问题，以及是否会衍生出更多问题。

以下为发言实录：

大家下午好！我希望能够现场参会，非常喜欢三亚跟海南岛，我还是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个人的想法，我自己主要做期货市场以及交易所结构的，我在纽约上交所工作，也帮助中国的上交所起步发展，大概是以顾问的资格。

我们来看看如何从市场角度找到一些解决方法解决碳排放的问题，中国有一个非常具有雄心壮志的碳排放交易的市场，其他国家是限额排放的制度，中国这边我们采用了针对中国国情具体的制度，而且也让中国这个领域成为非常举足轻重的市场参与者。

联合国清单里面有不同的项目，项目总数达到了7.8万个，这个各自为战没有办法取得成功，我们有些平台可以整合成综合的平台，比如说对市场交易、碳交易、碳排放交易代币的工作，这个还是不错的，我们可以跟踪资产的使用跟流动，然后将我们碳信用以资产的方式表现。

这个方面我想具体讲一下比如说中国TPS，另外一个方面可以给大家谈一谈我们往往忽视的一点，每次我们在讲到气候变化的行动时候，我们要非常清晰的眼光做了一个成本效益的分析。

我们可能更冷静的看看我们面对的一些目标，我们讲一下巴黎的议定目标，我们怎么样实现追求这个目标以及怎样的效果后果，我们再看看过去好了，在93年的时候，克林顿说美国要回到1980年的排放水平，但是一直没有实现，因为这个目标已经不可行了，经济增长速度太快，比我们相信的更快。过了20年了，现在这个原则是不是一样的呢？我们是不是必须要在经济增长跟碳排放之间取得关联，一个要超过另一个才能达到减碳的目标呢？与此同时，92年的时候每一个工业化国家，他们其实都有同样的问题，没有一个国家除了华沙集团的国家达到目标。

所以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大家好像感觉到了有一种过度乐观的态度，或者这个情景放大了，但是实际上前景上面可能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最终达到了跟我们目标还是有差距的，所以我们的目标更多是来自于一些政治的这种声明而不是经济的现实，政治的这个意愿克服了我们实际上的可行性，特别是在美国，美国的政治现在真的很难去真正的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或者这个实施可行性真的很低，历史上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鉴于之前讲的目标，90年提出的都是短期目标，现在提出更长期更大的目标就更不可能实现了，所以我们看到巴黎，巴黎的议定书的目标，它其实包含了2016年到2030年的时间段，这里的时间段包括了INDC，他们提出了这个目标，其实美国2025年实现这个目标，欧盟可能2030年，而在最近之前在中国提出碳中和目标之前，中国其实也是在看2030年的碳达峰短期的目标。

也就是说，在美国有一个误区，就是美国其实参与了巴黎议定书，实际上美国没有参与的，作为一个议定书总统可以去加入，但其实这不是由总统决定的，它需要国会批准，所以美国想加入但是巴黎议定书情况之下，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自愿的尊崇没有强制性。

所以，我们需要去看看一些数据，另外再讲这种关联的时候，我还是回到了2019年，2019年是我觉得正常经济活动的最后一年，全球活动在疫情之前还算正常。当然了，现在由于2020年的这个破坏，我们看了能源价格跌到零，甚至期货交易所上面原油进入了负价格了。因为根本没有办法，你拿到合约没有办法交割，没有人可以装得下这些油，现在有看到价格暴涨，这个市场的破坏很多程度下是跟经济之间的脱钩带来的影响，他们恢复速度不同带来的脱节。

你看2019年的情况，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大概1.7%左右，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了排放降低了3.9%，这个就很显著了，这个是*次我们应该说11年以来*次看到数字有一个数字的分化。如果看这些市场，我们说这个有没有乐观的一种前景，是不是我们现在真的可以经济增长，跟用技术手段推动碳减排，是不是有这个可行性。

到了2019年当时大部分的减碳都在发电行业，发电行业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要关注的，因为目前来说它也是*的一个温室气体排放的来源。为什么美国排放降低了那么多，其实就是看到了技术的作用。我们可以生产更多的天然气，用天然气来取代火电站，而且我们有其他的一些像太阳能、可再生能源，他们当然会更贵一些，但是他们也能够起到一定的减排作用，所以确实那一年有一些进展。

我们还要再关注一点，就是美国曾经有*的一个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减排的幅度，2019年以前*来自美国，因为美国2000年以来他们都是在美国在积极的引入减排的措施，很多都是来自于天然气的发展。问题在于政府换届之后美国本来能源独立性的，2010年前，现在美国考虑进口更多的原油了，这是因为政府对于能源生产部门施加的一些限制措施。

你看成本回报分析，这些措施其实受到了政治的影响，所以可能在美国我们现在未来2022年的中期选举，又会看到回归到以前的状况。所以很不幸，还有一些比较激进的想法，包括民主党他们正在推动拜登政府，他们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希望把这些议题推向政治中立的位置。

所以，我们在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面，格拉斯哥刚刚开的这个大会上面，其中一个优先的事务让各国提出零碳排放的目标，中国、俄罗斯已经提出来了，这个也不是坏事。 所以，政治现实角度来说，这个*不能忽视，一定考虑在内但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这个后果会怎样呢？很不幸，从经济上面来计算，我们预计这个成本达到了排放控制的后果，有人认为远远超过了环保带来的好处，成本大于得到的环境的好处。有一个2018年诺贝尔奖获奖者，他研究长期的经济表现还有气候变化影响。他的估算限制全球升温到两摄氏度，这个比1.5摄氏度更加谨慎一点的目标，它也会导致环境获益的两倍的成本。你要得到这个成本的获益是需要付出两倍的成本，对于人们的生活特别是贫穷中产面临的成本，现在美国通胀更高了，为了环保还要付出更高的生活成本，这个政治上面什么后果？这些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计受到了影响，这些政治上面肯定有后果的，这些当然不同国家差异很大。

也有很多不同的计算，有些人巴黎议定书说达到的这个排放减排的效果，远远达不到温度降低在1.5摄氏度之内。有人又说，其实我们对于每一美元获得的获益我们付出了9元成本，同时随着这种成本的不断上升，我们要达到1.5摄氏度的升温目标其实还会成本越来越高。有两位学者在联合国2018年的报告当中，如果限制全球暖化1.4、1.5摄氏度的话，我们的政策社会成本非常高，我们说35美元大概是每公吨，5500美元，成本跟获益达到了1比98，这个其实这种雄心确实是非常难以实现的。

这些模型当中有很大的差异，也必须考虑到他们的这个模型之间的差异，但是我觉得不管刚才讲了什么，我还是比较乐观，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照顾好这个气候，这里肯定会要有一个取舍。一个方面减排他给我们带来的成本什么样的，怎么能够说服我们要付出这样的一个成本，我自己就不够聪明，但我知道外面很多聪明人，很多人他们应该包括来自私营部门得到政府的一些支持，来提出一些方案，我只是提醒各位，我们要思考清楚，我们就算达到了这个目标，就算实现了这个目标，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带来的成本会不会带来更多的问题，这个需要我们考虑。

感谢各位的聆听，我也非常享受参加这次的三亚论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