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诊ADHD，成了聪明人的「时髦病」

“大雄-胖虎综合征”

这个“毛病”，26岁的塔塔一度很难和别人解释明白。

就是，当她想按计划做些什么事时，仿佛有什么无形的力量死死摁着她，让她无法启动。“人家也想象不出一个人有手有脚，你怎么就不能在电脑上打下一行字呢？”

接下来，她会陷入持续性的自我攻击和羞辱，产生强烈的抑郁情绪，觉得自己没救了。恶性循环。

一个无可救药的拖延症，她只能先这么定义自己。

比如，在清华读本科期间，她喜欢在23点59分，截止日期前的最后5秒提交作业。这个“23点59表演”发展成了室友们热衷观看的固定节目。表面看起来，她每天都在泡图书馆，努力刻苦得很。但，她没有一门课能提早交作业哪怕5分钟。

大多数情况她都能安全上垒，但也有那么些例外，校园网络掉线导致作业窗口关闭，都会逼得她不得不给助教写上一封长长的道歉邮件，请求宽大处理。

最严重的时候是在大四。一门社会学课程在开学时就布置了一篇很简单的读后感。可这个学期都快结束了，作业deadline过后一周她依然只写了1000字不到。要知道，不交这个作业就会挂科，而大四学生挂了一门课就无法毕业，连助教都急得给她打电话问她是不是疯了。只有在这通电话的强压力刺激下，塔塔才能马上动笔，一个晚上就写完4000字交上去。

“这作业也不难，但你为什么就是不写呢？”助教简直无法理解。

向来是没什么功课能难住她的。塔塔从小就是个聪明的孩子，别人需要花一学期完成的功课，她考前突击两个晚上就全会了。但她的不自觉、贪玩又会让父母怀疑，她是成心跟他们作对。老师也常敦促她，如果你能再努力一点，一定能取得比现在更好的成绩。

但按计划启动，才是她*的难关。

是啊，这是为什么呢？对于类似控诉，塔塔百口莫辩。在她看来，这就像你问一个肌无力的人，你为什么不走？

她太想和其他人一样按部就班地学习、工作了。无止境的自我怀疑在读研究生时达到顶峰。2020年，23岁她在香港读研，始终无法启动论文，不得已去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对方告诉她，这大概不是咨询能解决的问题。她的表现很像ADHD——她也是头一次听说这个名词，注意缺陷和多动障碍，俗称“成人多动症”。咨询师的话给了她启发，2个月后她就去医院做了检查，确诊了。

一个举止正常的成年人是很难将自己和多动症关联的。人们可以很轻易地在脑内勾勒出一个典型的多动症儿童形象，注意力不集中、容易丢三落四、说话肢体语言丰富、语速快——当然，这都是正确的。多动症高发于儿童时期，它的根源是包括大脑前额叶、边缘系统和小脑在内的神经网络发育迟缓，随着年龄增大，症状可能会逐渐缓解，如果在25岁前发展成型，问题就不复存在了。

而鲜少提及的是，有2/3的人都可能把这个病带入成年。儿童心理健康专家王玉凤在接受《人物》采访时提到，在中国，保守估计，成年ADHD的患者数量超过2000万人，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人ADHD约占2%-5%。并且这其中有更多女孩——年幼时，女孩不像男孩一样能表现出明显的多动特征，坐立难安或上蹿下跳，她们更多表现为注意力障碍，也更难被外界识别，多数人很晚才被确诊。

本质上ADHD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患者并非完全无法集中，而是很难控制自己的注意力跑偏到哪里。王玉凤主编的教材《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中这么形容，这种感受就像一台故障的电脑总在不断弹出新的窗口，很快机主会忘记任务的主次，那些广告弹窗等干扰信息也会剥夺他们的注意力。

有时，情绪会像病毒一样突然占据大脑空间，排挤掉其他感觉和想法，包括积极的，也包括消极的。对一般人来说，大脑内的多巴胺和肾上腺素可以调节人的认知和行为，保证正常的执行功能。但ADHD患者的激励系统是失灵的，有时缺乏动力，有时又用力过猛。当他们兴趣被调动起来时，有时能长达几个小时沉浸在亢奋中做事，甚至忘记吃饭喝水，而负面情绪可能让动力系统全面瘫痪，整个人陷入停滞。

终于，以往那些令人费解的行为，塔塔都找到了答案。

比如高中每次考语文，做到阅读题她都很想睡觉——ADHD患者工作记忆差，经常看了下段忘了上段，大部分伴有明显的阅读障碍，有时，她真的能在语文考试中途睡个20分钟。

再比如高三的晚自习让她极度痛苦，安静的环境里，周围铅笔唰唰的声音显得更清楚了，脑子里的杂音就开始不断往外冒：暗恋的男生今天跟哪个女生说了话了，课堂上哪个老师又跑题讲了个冷笑话，小团体里在聊什么新八卦，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怎么解决我的存在主义危机……实在静不下来时，她就到操场上跑圈，每天晚自习都必须去，有时能走40分钟。大家都争分夺秒地学习，她还在外面锻炼身体呢——多少有些滑稽。

不过，这在别人眼里并不构成问题，甚至看起来还会有点“凡尔赛”。直到现在，父母还会经常得意地和别人炫耀“我家孩子高中前两年完全不学，高三也能突击考清华”。在老师那儿，一个学习好的孩子不可能存在精神问题，上课不听讲、粗心、缺乏纪律性那都是小毛病。当塔塔试着和朋友讲起自己的困扰时，对方的*反应往往是：你是我们中学习*的，你还说自己有精神病，你让我们怎么活？

久而久之，她学会了闭嘴，不再说起这些事。但也加剧了恶性循环。

一个真相是，成人ADHD在高智商群体里并不少见，正因为他们能通过智商代偿，掩盖自己在工作学习上表现出的问题，病情也就更难被察觉。ADHD当然是越早干预、治疗越好，拖得越久越可能罹患共病。曾有ADHD患者在长期的自我贬低后崩溃，前往医院治疗时已经出现抑郁、焦虑、自闭症等六种共病，情绪疏导会变得更加困难。

在日本，ADHD有一种形象的说法叫“大雄-胖虎综合征”。一种是注意力缺陷，像大雄一样散漫、时常神游发呆，另一种则是冲动和情绪调节失常，像胖虎的易怒和冲动。

确诊后，塔塔参加了北医六院组织的CBT认知疗法活动，认识了很多和自己同样病症的人。她发现，现场的“胖虎”占大多数，到医院寻求治疗帮助的人大多是为人际障碍感到困扰。由于ADHD的冲动表现，他们经常话不过脑、顶撞他人、行事风风火火，甚至还可能和人动手打架。

在这里，塔塔显得格外正常。“我就感觉我好像也没那么严重。但谁说大雄的痛苦就一定比胖虎少呢？”

现在她觉得，对大雄们而言更难的是*步——自我觉察。意识到自己和常人不同，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没有参照标尺，我们就以为别人都是这样的，但其实不是。”

塔塔使用的帮助专注APP“专注旅人”

“这说的不是我本人吗？”

觉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幸运的ADHD患者可能在不经意间被懂行人发现，但大部分人没有那么幸运。

36岁的贺玲，是在31岁时，*次确诊了ADHD。但早在2007年上大二时，她就去精神科做过检查。

那时，在某高校读会计专业的贺玲，时常感觉自己的脑子像火山口一样，身体里常常有火在窜，难以平静。

在某直辖市安定医院精神科，医生让她在电脑上做了一套300多道题的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试，据说这是一套专门筛查精神问题的量表。问诊时医生看完量表结果，贺玲刚聊了两句自己的家庭情况，医生突然勃然大怒说：“你只不过是因为人不成熟，幼稚而已。”

这句话气得她当场站起来跟医生吵架，然后夺门而出。“现在想想很讽刺，我是下了多大决心才来这里，她就这样给我定义了。我就想我都能发展到和医生吵架了，她说我没问题？”

被医生一锤定音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回家只能找了一本佛经念，纾解情绪。可这种对自我状态的长期困惑始终没有消散，在业余时间她开始进修心理学相关课程，还一鼓作气考了心理咨询师证书，想着在适当时候还能将其发展为副业。与此同时，她也为自己找了一位心理咨询师，作为来访者持续接受咨询，一下就坚持了好几年。她想着，总得先把自己的问题理清了，未来也能更好地对来访者负责。

讽刺的是，就算她在专业心理学道路上一路狂奔，也压根没察觉出自己可能患有ADHD，甚至连从业10余年的专业咨询师都没看出来。

直到毕业后的第10年，某次辞职后她参加了一门高校的心理学考试，有1个月时间复习，她发现自己完全无法开始。和一般的拖延症不同，ADHD患者的启动困难更像是在享受一种命悬一线的刺激。她永远会在考试前48小时才把书翻开，在24小时内集中复习，并凭借着肾上腺素的刺激，潜力爆发通过考试。

多年来应对这种启动困难，贺玲磨合出的解决方式就是制造一种恐惧的黑匣子。她会想象有人用枪指着自己的脑袋胁迫她做一件事。但这种负面动力会给心理状态造成很大负担，也让她持续处在自我审判的痛苦中。

这次的备考启动困难加剧了她的困惑，她搜索和“分心”相关的书籍，找到这本《分心不是我的错》，介绍中写到这是一本关于ADHD的书，还被罗永浩、罗振宇共同推荐过。她惊讶地发现书中关于ADHD表现的20条标准，自己能对上17-18条。

“怎么这么多符合的，不会真有吧？”她和老公开玩笑说，对方鼓励她，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医院问诊试试？罗永浩就是在北京北医六院儿童精神科确诊的。

由于ADHD主治医师一般都在儿童精神科，即便是成人ADHD患者也需要到儿童科室确诊。贺玲到北医六院挂了号，挤在一群吵闹的孩子中间伪装成儿童家长，一个19岁的高个儿男孩也显得格格不入，他和贺玲聊了两句后说：“我听你说话的语速就像ADHD。”

可等到真确诊那一刻，她还是有一瞬间的错愕。她从来不觉得自己会有精神疾病。这更让贺玲觉得关于ADHD大众认知的普及有多重要，“这是一种很难识别的病，即使我在复习时都背诵过ADHD的病理原理，我也很难自我觉察。”

而当越来越多确诊ADHD的人开始在网上普及自己的症状和内心感受时，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了。

这几年，不少确诊ADHD的人，相继在社交媒体上发言，还附上了详细的症状表现，甚至还有人专门打上“ADHD博主”标签，生产段子和梗图。

以下10条，总结自小红书ADHD博主常提及的表现：

严重阅读障碍，一段话能读一整天；

别人讲话超过半分钟就开始走神，经常打断他人的话；

经常拿起手机就忘记自己想干嘛，做到一半就开始看别的软件；

情绪转换很快，容易因为别人的一句话陷入极度亢奋或emo状态，但很快又过去了；

决策也非常快，总是脑门一热就下决定，三分钟热度；

讨厌循规蹈矩，组织纪律性极差；

学东西很快，基本全靠自学，很难专注听讲；

思维过于跳跃，有时记不住名字，比如王晓红就说成王红晓；

做事没有条理、粗心，不重视细节；

喜欢即时激励和反馈，受不了延迟满足。

是不是觉得每条特征都具备普遍性，没有ADHD的人也可能会被扫射到？

某种意义上，ADHD的症状恰恰吻合了互联网时代人们注意力容易分散、碎片化的现象，以至于“你是不是有ADHD”逐渐演变成一种戏谑化的调侃方式。ADHD meme开始病毒式扩散，这个概念也更普及了。

对于那些真正被ADHD困扰的人，这就成了一种提醒。他们会开始警觉，“这说的不是我本人吗？我要不也去查查”？

像裂变一样，一部分人确诊后，她们又会在网上po出新的经验贴，或分享ADHD的日常，让更多人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这个过去很难识别的隐形疾病，越来越被看见了。

“后浪研究所”联系到3位近期确诊成人ADHD的患者，她们都是看到别人分享的ADHD帖子了解到这种疾病，并马上去医院确诊的。

27岁的Josie就是其中之一。她说话像连珠炮一样，时不时还会吞字，能感觉她的思维运转很快，嘴时常跟不上脑子输出的速度。

她更倾向于“胖虎”的特征，她从小就好动、闲不下来，和男生打架，上课喜欢接老师的茬。思维敏捷、喜欢新鲜感和挑战是她的优点，相伴的是缺乏组织纪律性。

她告诉我，高中时自己是很喜欢学习的，高考成绩全校第2名。选专业时家里人推荐她学审计，觉得未来就业前景好，结果等到大学她就垮了——她完全受不了核对报表这种注重细节、高度精细化的工作，每天在外面玩，不想学习，大二成绩班级垫底。

当然，她也没有走上审计的路。大四时她看到校园树洞里有人发“招兼职啦，和美女出去拍照”，很兴奋地去报了名，一下子转向摄影，毕业后转成正职继续和老板干了5年，现在离职了也在做自由职业短视频博主。

看起来，她每一次“决定人生转向”都很随机和草率，周围人也经常说她想一出是一出。所以在看到ADHD这个概念后，她简直大彻大悟了，毫不犹豫地就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挂了号。

今年7月的某天，她告诉妈妈自己要去看病，妈妈不以为然：“你脑子怎么会有病？你聪明得很！”她拽着妈妈一起去了医院，这里的ADHD科室刚开了半年，走廊上贴着宣传海报，她就指着海报和妈妈说：“你看，注意力不集中，丢三落四，冲动，这是不是都是我？”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门口的海报

问诊仅仅持续了半小时，医生就给出了ADHD的诊断。通常情况下，ADHD还需要完成瑞文推理测试、视觉诱发p300、脑地形图等一系列检查，但医生觉得Josie的特征已经明显到不需要做测试的程度。

对很多病友来说，确诊是一种解脱，一种着陆后的安全感，意味着一辆脱轨的列车重新找到了轨道。这些年来的迷茫和痛苦都有了答案。

“它的意义在于你调整了自己的坐标，你知道自己属于哪里，知道了自己的大脑是什么特点。”贺玲说。

“你的灵魂被改变了”

选择吃药干预，还是放弃治疗、自我调整工作学习方法？确诊后无外乎这两条路线。

很多人是冲着能拿处方开药才想积极确诊的。“药物干预后，能体验到正常人的世界是怎样的。”对很多ADHD患者都来说，这条路线充满神秘的吸引力。

目前在临床上针对成人ADHD的用药只有两种，一种是“专注达”，它的本质是一种兴奋剂，能刺激神经中枢分泌多巴胺和肾上腺素，使患者能注意力集中地完成任务，见效很快，但只能维持10小时左右。另一种是“择思达”，这是一种抑制剂，能抑制神经元对肾上腺素的再摄取，但需要长期服用，效果更温和也没那么明显。

为了应对备考压力，贺玲短暂开过一段时间专注达。这种药并不便宜，19块一片，一次1~3片每日服用，在今年3月刚刚进了医保。

专注达

她清晰记得服药的那个上午10点半，她很有仪式感地走进客厅告诉老公，她准备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了。那时老公正在客厅看NBA球赛，贺玲从来看不进去体育运动。而服完药后，她突然觉得能静下心来了。“能明显感觉到视野明亮了，大脑不再是雾蒙蒙的，我竟然能坐下来看上一个小时球赛了。”

接下来她察觉到更多改变。比如心情上的，当时她每天都是“上班如上坟”，坐在工位上就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吃完药后，上班也变得轻松了。更重要的，工作生产力明显提高，她不再需要给自己加油打气，也能照计划按时完成今天的任务。

头两天她很享受这种难得的专注感，但半年以后她意识到长期服用专注达对心脏会有很大刺激。当她熬了几个大夜没休息好，或早起去晨练时经常感到疲惫，有一次撸铁还诱发了心律不齐。

还有个尴尬的处境。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贺玲经常是工作日才服药，周末不吃，又或者有时候忘了吃药，她时常感觉自己穿梭在两个世界里，精神恍惚。

有段时间贺玲甚至会对药物产生一种愤怒：“为什么我要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节奏而改变自我特质？”半年后，她停止了服药。

她这样解释药物带来的影响，“服药主要是为了提高绩效，让我能融入精密的社会机器里。我会觉得自己变成一个流水线上的机器人，让渡了一部分自我特质。我也知道药物会给我带来好的感觉，但我认为那不是我自己，吃完以后没有灵魂，你的灵魂被改变了。”

芒果则向我们讲述了服用另一种效果更温和的药物，“择思达”后的体验。

她是一位中国传媒大学的大四学生，正在准备申请海外艺术方向研究生，ADHD的启动障碍让她始终无法开始准备文书材料，已经错过了dream college的*轮申请截止日期。

9月的某一天，她处在一种极度的情绪崩溃中找黄牛挂了北京安定医院的号，确诊ADHD后，医生给她开了4盒择思达。

芒果在北京安定医院做的测试

当天她下午4点30服了药，给自己定的*个目标是5点去洗澡。放在过去，她肯定会拖延到晚上才去，但那一天她震惊地发现自己在4：59准时下了床，5点走进浴室。一般在洗澡时她会放歌听，可那天她如果不努力集中注意力去听歌，歌词的内容就不会往脑子里钻，自己只会专注在洗澡这一件事上。

晚上她看了几集韩剧《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恰巧是个非常催泪的心理题材。芒果是个很能代入的追剧人，追剧到情感爆发时会流泪，那天她却觉得心如止水，这个从来记不住前面情节的人竟然都能看清楚剧情脉络了。“假如那时我看的是什么悬疑电影，我都能自己推理了。”

第二天，她发现自己的睡眠障碍也缓解了。以往她必须睡前听播客助眠，否则脑子里就像《瞬息全宇宙》一样跳跃，听播客能帮她把注意力集中在声音上助眠。而服用择思达后，她睡了整整一天，大脑一片空白。

对一名ADHD患者来说，这些细节简直是奇迹，但奇迹持续的时间不长。一周后她觉得药效弱了，执行力提升也不那么明显了，自己还得去医院找医生复诊，先顺利度过申请季再说。

“吃药主要是为了提高申请效率，其实我还是喜欢混乱的自己，做完作品集我肯定就不吃了。”她说。

当多动症“猎人”耐下心来

时至今日，国际上越来越流行ADHD的去病化趋势，大家更愿意用“神经发育多样性”来称呼ADHD特质。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认知和行为方式，人类的大脑并不只有一种理想型，ADHD就是非典型的一种，很多神经发育特征是从出生就具备的，研究也证明ADHD的遗传概率高达75%。

ADHD障碍只是因为不适于在高度程序化、精密化的社会机器中运转，但如果调转思维角度，能高度集中注意力、在极短的时间内肾上腺素飙升完成任务、具备跳跃的思维，这些特质也可以是强大的优势。

美国企业家汤姆·哈特曼是一家多动症支持机构的创始人，曾和2000多名多动症患者共事。一位多动症心理学家告诉他，约半数企业家都患有多动症。他和美国几千位企业家对谈，在他们身上观察到不同程度的多动特征，他们敢于冒险，不断试错，厌恶稳定，需要持续不断的挑战。

比起“患者”，他更愿意称呼他们为“猎人”。一种说法是，ADHD是一种适应早期狩猎社会的特质。在史前时期，猎人们需要时刻警惕周围环境，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以便追赶更多猎物。他们享受捕猎时的刺激感，受不了一成不变的环境。“猎人对于时间的感觉要么极快，要么极慢，对‘当下的生活’感到兴奋或厌倦。”哈特曼在《多动症商业猎人》中写到。

贺玲告诉我们，最适合ADHD的职业可能是消防员，他们总往返于火场之间，紧急情况能做到临危不乱。另一个职业就是销售，短平快的工作节奏，也有即时的激励反馈，她之前就做过一段时间。

哈特曼的多动症理论还提到，当下是典型农夫社会的逻辑。比起高风险高回报的投机者，大部分工作岗位需要的是能维持精密仪器运转的螺丝钉——他们适应朝九晚五的规律生活，能耐下心耕耘，等待每年秋天丰收。相较而言，猎人的工作模式则是干一单、吃一年，需要即时奖励，受不了延迟满足。捕到一只大猎物，他就可以阶段性躺平，再等待下一个机会了。

近几年社会压力太大，猎人性格越来越多暴露出在农夫社会里的不适应。

一个猎人在农夫社会里的彷徨，贺玲的职业路径就将之展现得淋漓尽致。

曾经，家人对贺玲的期待是进入国企事业单位，这也是她对自己的期待。而贺玲和稳定并不沾边，毕业后她开始北漂，先后换了4次完全不同行业的工作。按她的话说，频繁跳槽大多是因为失去了新鲜感，“老子干得不开心了。”

对于央企国企来说，这样的跳槽频率是相当罕见的。国企一般看重工作年限和阅历，频繁离职则会被标记为不稳定、没长性，这些都是竞争劣势。不断更换赛道后，贺玲发现自己并不擅长做细致的分析工作，她擅长的反而是给公司拉单子——ADHD的情绪感知能力让她更能随机应变，在公司新成立的某小组里，她是*一个能给公司创收的人。

最近几年，贺玲正式转行做心理咨询师，她本来担心自己的注意力障碍会影响接待来访，但她后来觉得这份工作和ADHD特质很匹配。“你无法预测每个来访者会跟你说什么，每次他们都会带来新鲜的内容。并且这份工作也很考验现场随机反应，咨询的50分钟创造了一个短期高压环境，我会非常集中，把注意力完全放在来访者身上。”

Josie同样有过高频跳槽的经历。一开始她做电商直播助理，上架50件衣服能漏好几件，老板骂她“每天白天像在梦游一样”。后来老板发现她拍视频经常有很多巧思，就不再让她做清点的工作了。Josie找到了自己的优势领域，每天外出拍摄，诞生过很多爆款。

而疫情来临后，外拍的机会没有了。Josie需要坐班，“我头一次感到如此痛苦，我很佩服那些能坐8个小时的人，我坐4个小时都不行。”自然，她跳槽了，又换了2份工作，直到现在做自由职业。确诊ADHD后，医生听说了她的工作性质也没给她开药，觉得药物反而会影响她的工作状态，现在这样不也挺好的？

她也想开了：“上天配给我这样一个大脑，我就尽量去规避他不好的一些地方，去发挥他好的那一面。”

塔塔依然在坚持吃专注达，她目前在媒体广告行业，自己还是经常拖稿，需要靠药物维持工作动力。但她发现，做媒体3年来，光是现在的公司就有3个编辑确诊了ADHD。在这类需要创造力和艺术知觉的行业，还可能天然聚集更多特质相似的人。

什么是适合ADHD的工作？和贺玲讨论这个问题时她告诉我：“我们是鱼，在人类的进化中没长出四肢，现在大部分人都生活在陆地上，我们就成了少数群体。明明是鱼，为什么非要勉强自己在路上跑，还想去爬树呢？”

“但是这个世界已经快干涸了呢？”

“那就去找你自己的水沟吧，总会有的。”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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