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注定凋敝？中国49万村子中的3个独特样本

投胎是门技术活，四十年前，如果有个人投胎到江苏省一个叫做华西的村子， 那么在绝大多数中国人才刚刚吃饱饭的年代，不需要去芬兰，也不用羡慕瑞士人，很快他就能过上跟北欧人民一样的高福利生活，吃饭、看病、上学都不用钱，到21世纪初甚至还能实现存款百万，早早享受上别墅和轿车。

但是二十年后，这个人人羡慕的投胎小能手，会迎来跟现在互联网打工人相似的35岁危机。

村里频频传出负债几百亿、银行挤兑的新闻，而花上十万块买一个农村户口的故事，再也不会有了。

比城市生活还要优渥的农村是什么样的？在城镇化大趋势之下，乡村是否难逃凋敝宿命？

天下*村：华西村的起落

华西村命运齿轮开始加速转动的那一天是1992年3月1日。

在此之前，华西村和周边的村庄一样，虽然也小打小闹偷偷摸摸办了些厂子，但村民们还不能算是奔上了小康。

直到那一天，村支书吴仁宝从电视上了解到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消息，当天凌晨三点，他就把正在睡梦中的村干部拽起来开会，他判断全国将大力发展经济，各种原材料势必涨价。

华西村当时购进的铝锭每吨6000元，三个月后就涨到了18000元，相当于 “吴仁宝开了一个会，赚了一个亿。”

到1994年，拥有钢铁、化工、铝钢、毛纺、带管等45家企业的华西村组建了华西集团。

如果你是华西村村民，人生轨迹可以说是非常“丝滑”。

长大的过程中，不仅读书看病不要钱，毕业后也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直接进集团，吃住不愁，每月五险一金不说，奖金还能变股票，化身为公司股东。

2006年，吴仁宝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钱，家家有了，最少的人家也不少于100万”，要知道当年上海的城市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也不过才20668元。

可以说，华西村的起飞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而从亿元村，变成一元村，华西村的衰落则是天时不再的结果。

2010年之后，钢铁行业不景气，吴仁宝也早就卸任了。华西村从那时候起虽然多次尝试转型，却依旧是风光不再。

但身为村民，到2019年还是可以拿到9.05万元的年均收入，可以说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过得也还不差。

珍珠*村：诸暨新长乐村

那么三十年前，如果有个人投胎到浙江，命运会是如何呢？

90后江浙沪独生子女，在小某书可是位于鄙视链顶端，约等于人生赢家的代名词。

但浙江毕竟是个有11个地级市、24000多个村子的省份，投胎成为杭州萧山拆迁户，和投胎到浙江丽水农村，完全是两种人生体验，除非你是生在类似这个村的地方。

长乐村是诸暨山下湖镇上最早富起来的村子。80年代，在长乐村的带动下，整个山下湖镇 80%以上的农户都在开塘养蚌，早早就把珍珠远销海内外，但那个时候，养蚌卖珍珠还是上一代人苦哈哈的事情。

给蚌投喂鸡鸭粪，夏天臭气熏天。

能把90后年轻人吸引回来“继承家业”，还是因为这个村庄自己带动了一波“时代风口”。

2017年开始，陆续有长乐村村民开始入局直播，到2022年做电商直播的村民就有300多户，线上交易额突破40亿。

长乐村总共只有800户人家，不到一半的村民就能创造了全村三分之二的交易额。

直播间开蚌取珠就跟开盲盒一样，吸引的很多是年轻人，回到村子里做直播珍珠生意的，也更多是年轻人。

一个典型的长乐村珍珠直播间，通常是年轻人在前台直播，家人在后端养蚌、加工、做供应链，如果粉丝多做开蚌直播，有时还要雇一两个年轻力壮的村民，毕竟一场直播下来要开1000多个蚌，还算是个体力活。

家庭作坊，在风口之下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如果说华西村更多是集体经济和强人意志打造的村庄奇迹，村民是在大家长的带领和管理下被动前进，那么长乐村则是村民作为个体，因为对财富和改变生活的渴望，自发投身其中。

2022年，新长乐村人均GDP高达3万美元，跟同年日本的人均GDP差不多。

旧村新生

看到这里，我知道肯定有人要说，江苏、浙江的沿海buff，不是哪个村子都可以叠上。

广州深圳那种一拆迁就换十几套回迁房，更像是网络上的投胎到内陆的“穷乡僻壤”，他还能为村子做些什么？

在江西，过去两年，这个只有200多户村组的村子，累计接待的游客超过了20万次。2021年，寒溪村村民户均年收入就已经超过10万元。

寒溪村显然不是一个典型的村庄案例，毕竟不是谁都能请得到国际知名策展人担任顾问办艺术节，也不是哪个村庄都能找到一大群国内外艺术家来这边做装置艺术，且还能借着景德镇的东风起飞，成为网红目的地。

马上春节了，打工人返乡后，尤其是南方的朋友，可能都可以在自己老家附近找到类似的小小网红村。

只是村民是否已经因此得到经济上的利益，还有待经营和时间的考验。

当我们好奇，一个人投胎到农村怎么能致富的时候，可能本身就承认了乡村整体上落后于城市的事实。

费孝通写的《乡土中国》，客观上已经转化为城乡中国，有的村早在上个世纪，就成为了乡村振兴的样本。

国家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联合北师大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18931元，每个月不到2000元。

在农业生产收入不足以支撑家庭再生产、产业有限因而缺乏就业机会的中西部地区，人口流出、乡村人口持续向城镇转移几乎是必然现象。

本篇内容讨论的几个村子中，有的村早在上个世纪成为了乡村振兴的样本，也有的在寻求新的突破口。

这些“超级乡村”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中国60多万个村庄中，也许有更多乡村能基于自己的个性，在“种地”之外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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