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城昆明，何时才能「回春」？

2023年的昆明有些尴尬，一份流传颇广、直陈昆明城投偿债危机的会议纪要，让昆明庞大的存量债务问题暴露在世人面前。

随后，又有自称是昆明地铁的工作人员，上网吐槽已几个月没有领到工资，更让人对昆明的经济产生担忧。

作为西南地区的特大城市，更是连接中国内陆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重要门户，昆明在经济、文化和战略层面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但是由于长期高度依赖房地产，又没有强有力的工业体系带动，昆明这座西南省会城市的经济总量在这两年总是徘徊不前，始终未能突破8000亿，经济增速在全国省会中也属于“落后分子”。

南国“春城”，究竟何时能回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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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古城的前世今生

昆明地处云贵高原中部，南濒滇池，三面环山，平均海拔近2000米，当地气候温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

昆明这座城市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公元738年，那时云贵高原的主宰者——南诏。

公元765年，为扩大王国领土，南诏王异牟寻下旨，在今昆明的拓东路附近修筑了一座周长3公里的“拓东城”，作为南诏国的副都。

这是昆明有着明确史料记载的建城历史，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

宋朝建立以后，云贵高原又易了主，来自大理的“段氏”取代“南诏王”，建立了大理国，并对行政区域进行了重新规划，设立了八府四郡。

拓东城划入了八府之一的鄯阐府，成为大理国的东都府城，并改名为鄯阐城。

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率军南下，攻陷大理城，次年攻陷鄯阐城，大理国宣告灭亡。

忽必烈随后在云南设置万户、千户、百户互相辖制，鄯阐为万户总管昆明两千户，这是“昆明”在历史上首次作为地名出现。

公元1276年，因昆明附近的滇池水位下降，露出沃野千里，良田万顷，元朝统治者随即启动兴滇大业，将云南地区的行政中心由大理迁至昆明，并在附近兴修水利，建设新城。

自此，昆明这块土地正式成为云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明洪武十五年，沐英、傅友德挥师南定云南。

派驻云南的沐英请来著名堪舆家汪湛海，结合昆明整体地势和“三山一海”的山水格局，将昆明筑成“龟蛇相交”，拥有帝王之气的城池。

其中，南城门丽正门为龟头，五华山为龟背，北城门拱辰门为龟尾，东西各两个城门咸和门、敷泽门、威远门、宝城门分别为龟足，藏龙脉于水中。城内水网纵横，连通居民区与主要街巷。

新城规划好后，沐英在此“建云南府，改筑砖城”，沐家也成为明朝世代承袭的“云南王”。

明嘉靖年间，文学家杨慎遭贬谪来到云南，他在四季如春的昆明写下“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就此成就了昆明“春城”的名号。

正因昆明气候宜人，又孤悬于南方，明末清初时，李定国等农民起义军、明永历帝、吴三桂等人相继来到昆明建立政权。

随着移居昆明人口的不断增多，同时不断沿着外城开垦，到清朝中期，昆明从一座不到3平方公里，不足10万人口的府城逐渐发展成面积达459平方公里，人口八百多万的区域性大城。

繁盛时期，昆明城区共有三坊、二十四铺，大小街道一百五十余条，形成了小西门、得胜桥、金马坊等繁华的商业中心，延续至今。

晚清的洋务运动的浪潮兴起，昆明也受其影响，大批近代工业随着外来资本相继崛起。昆明云南机器局、造币厂、制革厂、官印局、电报局、邮政局等官办企业的出现，为昆明点燃了现代城市的曙光。

1905年（清光绪31年），因滇越铁路即将通达昆明，当地士绅为争取自主对外通商机会，上书云贵总督丁振铎，要求开设商埠。

与其他被迫开设商埠的城市不同，昆明主动要求开商埠，目的是要确保“埠内一切事权，均由昆明自主”。

不久，清廷同意云南开设商埠，自此形成昆明内联外拓、互通贸易的城市新面貌。

1910年，滇越铁路正式通车，昆明由此打开连通世界的大门，踏上中国最早发展近代工业的列车。大批新兴的近代工业，如电力、机械、制革、纺（染）织等众多行业迅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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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近代时期发展

商埠开放与滇越铁路通车，为昆明引进先进的设备、技术和人才提供了便利条件。

随着石龙坝水力发电厂、陆军讲武堂、富滇银行、甘美医院、东陆大学等一大批工业与文化教育体系相继出现，促进了昆明城市规模快速扩大，工商业日益繁荣，成为中国西南部最重要的国际贸易商埠。

抗日战争之前，昆明城市总体空间向东、南拓展，共划分6个区，城南门外滇越铁路昆明站所在的区域一直是昆明主要的工商业区。

那时昆明的城市繁华程度已可比肩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无论建筑还是交通，现代化程度都远超国内大部分城市。

昆明这座城市的再次发展，源自抗战时期。

1938年，昆明成为国民政府的大后方。大批逃难而来的商人、职员充斥城内大街小巷，城市人口急速膨胀。无数内地搬迁来的工厂在拥挤的城内找不到合适场地，逐渐向城外的五华山、祖遍山、磨盘山、螺峰山的山坡以及城外各种空地拓展。

由于云南矿产资源丰富、地处西南边陲山地较多便于战备隐蔽，同时拥有滇越铁路、滇缅公路等重要的国际通道，再加上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政策、资金、技术支持，大量东南沿海和内陆城市的工业企业纷纷内迁至昆明，形成了昆明近代工业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

在此期间迁至昆明的企业，主要以军工、机械、钢铁、电力等重工业为主。大批工业企业的内迁，使昆明近代工业的行业门类大大增加，初步形成昆明近代工业的基本体系。

据1940年国民政府经济部的数据统计，昆明地区主要工业企业已有80余个，其中机器业11个、冶炼业6个、电器7个、化工25个、纺织15个，以及其他类型13个。昆明已发展成为西南大后方8个工业中心区之一，仅次于重庆和川中区，居第三位。

搬迁至昆明的企业不仅为抗战前线提供了大量的军备、军需物资，也给昆明带来了先进的设备、技术以及经验丰富的工程技术人员，奠定了昆明工业近代化的基础。

到1945年，昆明拥有各类银行多达40余家，商户四万多家，其中资本上千万的有数百家之多。

可惜抗战结束后，很多企业迁回原址，资金也流向沿海城市及收复区，云南市场萎缩，昆明百业萧条，商户跌落到不到一万家。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地处西南边陲的昆明仍然处于战火之中，直到1950年初才稳定局势。持续的战火与匪患，使得昆明这座昔日西南“*城”越发黯淡。

此时的昆明城区面积缩减到7.8平方公里，整座城市所辖面积仅17.5平方公里，人口也只有26.7万人，经济总量1.2亿元。

随后的“一五”（1953-1957年）到“二五”时期及三年调整时期（1958-1965年），昆明经过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摆脱了解放前恶性通货膨胀、市场混乱、物价飞涨的局面，地区生产总值达到6亿元，年均增长16.1%，由此进入了工业化城市初期。

这时期，昆明城区并未有着明显变化，五华区依旧是政治、经济中心区域，以百货大楼为中心的三市街、正义路、南屏街，也开始逐渐成为了云南最早的一个成熟商圈，至今还是昆明最繁华的商圈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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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时期的昆明

随之而来长达十年的政治动荡期，昆明经历了最为曲折的发展阶段。供需矛盾突出，物资供应紧张到刚创刊的《昆明日报》都因买不到纸张而停刊。

到1976年，昆明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仅为1%，经济直接倒退了10年，只维持在1966年的水平。城市商业更是严重受阻，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仅有59052万元，年平均增长不足4%。

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昆明市被选定为三线建设的*个试点城市，加速成昆铁路（成都-昆明）建设。

成昆铁路沿线山势陡峭，深涧密布，沟壑纵横，地形和地质极为复杂，施工难度均属前所未有，曾被多国专家断言为“修路禁区”。

1970年，成昆铁路正式通车，不仅帮助昆明打通了西南经济命脉，也成为人类在险峻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建设高标准铁路的典范。

成昆铁路通车后，与贵昆、川黔、成渝铁路相连，构成了西南环状路网，并有宝成、湘黔、黔桂三条通往西北、中南、华南的通道，彻底改变了西南地区没有联网铁路的历史。

与此同时，三线建设也给昆明这座城市，奠定了后来成为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军工、科教之城的基础。

三线建设时期，国内无数军工企业悄悄搬到云南大山内，与世隔绝。

七十年代末，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转变，许多三线企业迁往省会昆明。如中国船舶集团昆明船舶设备集团、中国船舶第705研究所的分部；中国科工集团旗下云南航天工业总公司；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旗下的云南北方电仪器公司、昆明物理研究所，以及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旗下的云南西仪工业公司等。

科研院所方面，三线建设迁往昆明以及同时期建立的，还有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昆明冶金研究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昆明勘察设计研究院等。

更令人敬佩的是，即便在最困难的时期，昆明自身的科教水平却并未停滞。

除了现在已是国家双一流、“211工程”建设的云南大学，昆明还先后建设了昆明理工大学、云南财经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农业大学、昆明医科大学等知名高校。

八十年代初期，昆明推行轻工业发展战略，以烟草、五金家电为代表的轻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并在有色、冶金、装备、电力、五金、家电等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工业基础。

因承接“三线建设”产业转移发展，昆明制造业出现了曾著名的“五朵金花”：山茶牌电视机、白玫牌洗衣机、兰花牌电冰箱、春花牌自行车、茶花牌轻型汽车。

此外，昆明缝纫机总厂生产的红山茶牌缝纫机以及畅销海外的昆明拖拉机厂的云峰牌手扶拖拉机，都曾是昆明制造业辉煌时期的代表。

可惜由于领导层的频繁变动，昆明没有始终如一贯彻适合城市工业发展的中长期战略，更没有制定明晰配套产业政策，使得代表昆明制造业的“五朵金花”，到九十年代便逐渐凋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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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独秀的烟草工业

制造业之外，昆明那时最重要的经济支柱是烟草产业，几乎所有配套工业都围绕着烟草进行。

事实上，不仅昆明，整个云南省的经济都是依赖烟草工业。

云南省地处山地高原，日照充足，气温却很温润，不利于普通作物生长的酸性红土，却十分适合种植烟草。

早在18世纪，云南就以种烟草闻名。吴大勋1782年撰写《滇南闻见录》时，有如下记载：“滇南各郡无处不植烟”。

滇越铁路的开通后，大量洋烟流入中国，为对抗外国资本，云南等地的实业家开始创办民族烟企来争夺市场。大量资本投入到烟种培植改良以及卷烟的制造上，使得云南积累了宝贵的种植和生产经验。

不过，很长时期内，云南并不是主要烟草大省。由于交通不便及技术转移成本等问题，国内烟草主要是以上海、青岛、天津为主要市场的“上青天”格局，烟草种植大省是河南。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河南依然占据中国“烟叶王国”之位。但是随着时任玉溪卷烟厂的褚时健一系列改革，特别是借鉴美国烟农种植烟叶的经验，建立烟草基地，加速云南烟草种植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烟草业具有见效快，利润高的特点，极缺支柱型产业的云南立即将其定为发展重点，甚至不惜通过行政干预，强制农民种烟草。

到1990年，云南烟草种植规模超过河南，首次上升至*，并逐渐成为云南重要经济产业，昆明也由此成为云南烟草主要种植基地之一。

在整个九十年代，云南烟草产业财政贡献率曾高达75%，甚至到了“十二五”期间，云南有意削减烟草占比，但其贡献率仍旧占到50%。

时至今日，云南烟草的贡献率依然占到30%，这种单一型的经济结构也同样影响到昆明，烟草工业始终占据全市财政的半壁江山。

遗憾的是，过度倚重烟草工业不仅使昆明产业结构严重畸形，也使得包括昆明在内的云南全省肺癌发病率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数倍。

况且，烟草虽然带来了丰厚税收，但并不足以支持全市工业经济的发展，薄弱的工业始终是昆明*的短板。

在连续错失发展汽车工业的机遇，错失IT新兴产业发展的机遇后，昆明终于通过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找到了旅游业这项新产业方向。

世界园艺博览会原本计划在北京举办，1995年因时任国务院领导来云南视察，在看到云南优越的自然条件、丰富的生物资源和旅游资源，同时知晓云南希望将生物资源和旅游作为支柱产业进行开发的实际情况后，指示将世博会移址昆明举办。

昆明以举办世博会为契机，加强了“水、路、树、气”为重点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下大气力综合整治了市容市貌和环境，提前10年完成了城市主干交通路网的规划建设，令城市焕然一新。

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顺利举办，这是国际组织*次在中国举办的专业类世界博览会，参观人数达950万人次，提升了昆明的知名度。

世博会的成功举办，更让昆明在“九五”期间旅游产业快速发展，跻身全国十大旅游热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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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经济的失速时刻

“人与自然——迈向21世纪”这一世博会主题，不仅引领昆明将发展主线就此转向商贸旅游，也吸引了大批海外连锁巨头来到昆明。

从2000年开始，沃尔玛、肯德基、麦当劳、家乐福、麦德龙等国际连锁企业相继进入昆明，各类国际零售与奢侈品品牌也开始逐步进驻昆明，抢占西南市场，一度让昆明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走在了西南前沿。

与此同时，商贸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蓬勃发展红利，也外溢到昆明房地产行业，加速了昆明经济的提升。

随后十年间，昆明赶上了房地产高速发展期，同时也迎来国内旅游市场的爆发，种种因素叠加，昆明经济一路攀升，可谓风光无限。

2000-2010年，昆明经济总量从636.1亿元升至2120亿元，GDP增幅高达233.6%，人口总量也从578万人攀升到现在的644万人。

尤其是2010年，昆明的经济增速高达14.5%，不仅*国内各省会城市，甚至还远超诸多一线城市。

这期间，从东川市撤市设区改东川区开始，昆明市陆续启动了五华、盘龙、官渡、西山四区行政区划调整。商业圈同时突破二环限制，不断北延南拓，整个城市商业呈多中心发展。

城市规模的扩大以及固投持续加码，使得昆明经济总量每年几乎是以“千亿”为单位攀升，到2016年昆明GDP已经达到4757.4亿元。

昆明经济的高速发展，一方面，得益于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的拉动，另一方面，昆明对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都是来自土地出让收入。

但是，昆明工业经济结构多年未变，传统产业占比较高，烟草、化工、冶金、非烟轻工等四大传统产业工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50%以上，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四大新兴产业占比不足20%。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之间“小不足以补大、新不足以补旧”矛盾十分突出。

正因昆明将大部分固投都放在城市基建领域，工业投资因此越来越乏力。2016年和2017年，昆明二产投资分别下降2.5%和12.6%；2018-2021年，工业投资虽然呈正增长，但大都不超过5%。

固投 中，昆明的房地产投资占比居高不下，房地产开发投资占GDP比重一度超过30%，仅次于三亚和海口，显示出城市对房地产高度依赖性。

但是自2019年开始，昆明房地产逐渐进入低迷期，烂尾楼频出，众多中小房企纷纷倒闭，耗资巨大的螺蛳湾片区的开发也止步不前。

面对二产羸弱、三产下行窘境，昆明的对策是继续加大城投力度，希望通过获取更多的土地出让金，发行更多的城投债来缓解压力。

其中的逻辑链条是：举借债务、基础设施建设、为政府创造税收、获取土地出让收入、偿还债务。

可这一切的前提是，包括土地转让金在内的公共预算收入一直保持增长，不能有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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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的城投债已兑付困难

受到多重因素影响，昆明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自2014年之后告别了两位数增速，进入个位数增长，且增速总体上逐步放缓。

正所谓“屋漏偏遭连夜雨”，自2019年疫情开始，受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以及大规模减税降费等影响，土地市场持续低迷，昆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遭受严重冲击。

2019年，昆明政府性基金收入（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主）达到956亿元高峰，此后由于土地成交量下降，2020年这一收入降至737亿元，2021年进一步降至451亿元。

2020年，昆明二产占比更是降至31.2%，达到近年*。就连昆明赖以支撑的旅游服务业近年也持续下行，2020年昆明接待国内外游客1.36亿人次，比2019年下降26.8%；旅游总收入1900.57亿元，比2019年下降30.5%。2021年有所恢复，但旅游收入也仅有2019年的80%左右。

2021年，昆明GDP增速仅3.7%，低于全国（8.1%）、全省（7.3%）平均水平，在省会城市中排名垫底。

时任云南省省长王予波急切“喊话”，要求昆明“从感觉良好中惊醒起来，从安于现状中振作起来，从争先恐后中行动起来”。

可惜2022年，昆明GDP增速仍然只有3.0%，刚刚达到全国平均线。同时，昆明占全省经济比重进一步下滑，从上一年的26.6%下滑至2022年的26.0%。

欠下的债，也是要还的。

根据昆明市财政局数据，截至2022年底，昆明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约为2230.56亿元，分布于十多家有存续债的城投公司。

与之对比的是，昆明政府性基金收入（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主）持续下滑，2022年受房地产市场下行影响导致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减收，政府性基金收入仅146亿元，同比下降约68%。

政府性基金收入从近千亿跌至百余亿，昆明的地方财政压力可想而知。

2022年，昆明市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为505.2亿元，同比大幅下滑26.7%，甚至不如六年前的收入水平（530.0亿元）。

昆明市政府更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坦承，全市“经济结构不合理，工业经济支撑不足”，同时“投资结构严重失衡，工业投资占比持续下滑，交通投资后续项目支撑不足，对房地产投资依赖过重”。

正因如此，2023年5月，网络开始流传“昆明银行口专家路演要点”和《昆明城投专家会议纪要》，里面主要涉及昆明部分城投到期债务兑付困难等情况，引起市场关注。

虽然昆明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立即发布“严正声明”称，以上内容为不实信息，却并没有打消网友的疑虑。

不过，昆明也在省长喊话中加紧行动，出台《关于促进工业投资三年倍增的实施方案（2022-2024年）》，提出重塑工业经济新优势，并展开一系列招商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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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城何时能回春？

努力的效果立竿见影，昆明2022年完成工业投资578亿元，同比增长41.4%，创2006年以来最高增速；工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到16.7%，较2021年提高了5.3个百分点。

由于投资效应要转化为工业动能，具有一定滞后性，这也让2022年的昆明总体经济数据依然并不好看。

2023年，昆明GDP为7864.7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3%，增速较上年加快0.3个百分点，对全省经济总量的贡献率从2021年的16.7%提升到27.0%。

昆明的经济虽称不上“满血复活”，但也算三年倍增行动确实有了一定成效。

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昆明的全国综合排名却从去年的第28名下滑到33名。

经济发展如登山，很多时候不能只看一时的得失，更应有点耐心。

昆明的综合排名落后，并非自身不努力，而是如今大家都在拼经济，跑得比昆明更快而已。

对于昆明来说，作为云南省的省会，一直以来都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机会自然不缺。

根据《云南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云南正式提出了“1圈2群1带”的发展规划，其中的“1圈”指的是昆明都市圈，这是云南发展规划的重点。

昆明也为此提出，到2025年，昆明市经济总量达到1万亿元以上，经济首位度提高到30%以上的目标。

显然，昆明是想借此搭上云南经济提速的“顺风车”，实现“强省会”目标。

只是面对昆明债务压顶的现实问题，“春城何时能回春”的答案，依然未知。

2024年的春天来了，希望昆明尽快缓释存量债务风险，优化产业结构，早日春回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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