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地理套利,实现财富自由”“月入上万,房租700”,在社交媒体上,关于数字游民的分享常常被热捧。这种看起来既能实现自由,也能保持体面的生活方式,甚至还被套上“下一个经济风口”的标签。
在国内,数字游民在2022年前后经历过一次大爆发。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姚建华称,近两年国内数字游民呈快速增长趋势,综合多方面数据估计,截至2023年底,大陆地区的数字游民和潜在数字游民人数约在7000万到1亿之间。
这两年,很多年轻人开始“只工作,不上班”,他们辞去全职,将自己从城市中连根拔起,迁徙到安吉、大理、文昌,或者其他县城。2023年下半年起,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相继对中国公民开放免签入境,这对那些正思考着下一步要去哪里的数字游民来说,是巨大的催化剂。
半年过去了,社交媒体上逐渐出现另一种声音,那些裸辞后奔赴颇负盛名的数字游民胜地的年轻人,更多目睹关于自由和自我实现话语的另一面:工休不分、朝不保夕,以及跨国流动的不平等。
实际上,无论是数字游民还是地理套利,都是从海外流传过来的概念。2004年,“地理套利”的概念首次出现在《福布斯》上,指的是那些在高生活成本地区挣得收入的人,通过将日常开销转移至低生活成本地区,从而实现强势货币收入的购买力。理所当然地,这些初代数字游牧主义的践行者,也主要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数字游民胜地的背后写满了割裂,而我在巴厘岛只能当‘数字难民’。”25岁的小羊在社交媒体账号上的一次感慨,引起诸多网友共鸣。还有人调侃,这里没有数字游民,只有“数字牛马”。
在白人一片的巴厘岛,沦为“数字难民”
(小羊,26岁,前公关人)
去年3月,我带着3万元存款从前公司裸辞了,离职原因写的是“去流浪”。7月,我来到浙江安吉,正式成为一名数字游民。在那里我认识了一群轨迹相同的朋友,随后我们迁徙到云南大理,另一个数字游民聚集地。
大理进入冬天后,我们就想找一个温暖的地方,于是泰国清迈成为下一个目的地。清迈有很多co-working(共用办公)的咖啡店,吃的东西也很丰富,还有可以探索的自然环境——我开始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白人去那里。
但是清迈的数字游民社区对我们来说有点贵了,一间带厕所的单人房,每月租金要5000到6000元。为了省钱,我们就自己租房子,一个月租金不到1200元,押一付一。
小羊在巴厘岛乌布,一棵巨大的古树下。(图/受访者供图)
还在清迈的时候,我就想着下一站要去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毕竟这里号称是东南亚*的数字游民胜地。然而,来了才一周,我就感受到这所谓的“胜地”,并不是为我准备的。
巴厘岛的co-working空间价格一天平均要100元,当然这还只是办公的价格。至于咖啡店,消费一杯20元起步的咖啡,他们会给你提供Wi-Fi密码,包含三个小时的使用期限。当你待满三个小时,Wi-Fi就会自动断开。
巴厘岛乌布的一家瑜伽谷仓(yoga barn),在那里,小羊目光所及的基本都是白人。(图/受访者供图)
我们本来打算在巴厘岛住两个月,但最终只待了半个月。在岛上,遇到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奶奶跟我说,她在加拿大都没有见过那么密集的白人。
所有街道上的店铺,基本上也是围绕白人的生活方式搭建起来的,包括专卖organic food(有机食品)的超市,遍地的brunch(早午餐)和bistro(酒馆)餐厅,商店挂着符合白人审美的泳衣和配饰。甚至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他们还开着室内岩馆。
在那里吃一顿“白人饭”,甚至比上海还贵。如果不是路面太烂,我真的以为自己身处上海市中心。从此以后我只会称自己是“数字难民”,吃着便宜的路边摊,找个安静网好的地方,一边抠脚一边写稿。
在清迈的拉面店里,小羊在工作。她说:“旷野上也是要‘随地大小班’的,希望大家对旷野祛魅。”(图/受访者供图)
最开始的那段时间,我去了5个国家,40座城市,很频繁地换地方。有的地方要坐船、坐车,还要赶飞机,我逐渐觉得体力和精力都跟不上了。
离开巴厘岛后,我又在越南待了半个月。在那里,我没有工作,让自己彻底停下一段时间,想想下一步怎样调整自己的状态,让生活规律一点,身体健康一点。再后来,我就回到了大理。
今天有粉丝过来告诉我,他很羡慕我可以环游世界,过旅居的生活,他也想去体验不用朝九晚五的自由生活。我回了他一句话:不用上班,就是随时随地在看不见的地方上班。
我最近看到一份最新的数字游民统计报告,数字游民平均年收入在5万到12万美元之间,折合人民币至少35万元。但在国内,很多上班族都达不到这个收入水平,我身边认识的很多数字游民也根本达不到。
在东南亚,看见世界的参差
(伊芙,29岁,前跨境电商marketing人)
2022年9月,我换了份可以远程办公的全职工作。在家里待了三四个月,我实在是太痛苦了。来年2月,刚过完元宵节,我就离开了厦门的家,来到安吉,在那里前后待了四个月。
刚离家的那半年多里,我去了好几个地方,杭州、贵阳、大理、昆明都待过一阵子。频繁换地方,让我感到非常疲惫。
国庆假期快结束时,我买了一张飞往清迈的单程机票,一待就是两个月。就在签证到期的时候,我收到一封公司发来的邮件,以及一张绩效考核表。一周后,我就被炒了。
公司本来打算一分钱也不赔给我,在律师的帮助下,我最后争取到了两个半月工资的赔偿。拿着这笔钱,我先后去了越南和马来西亚。
就在马来西亚,我看到了让我触目惊心的世界。你可以想象一下,海岛的一侧是水上木屋那样的度假村;海岛的另一侧,是密密麻麻的贫民窟,住着没有合法身份的人。他们的木屋由缝缝补补的木板拼凑起来,木板的下面就是海,海里充斥着垃圾,当地的年轻人就在垃圾遍布的沙滩上吸毒。
水上木屋。(图/受访者供图)
这种参差也出现在数字游民的社区中。在巴厘岛和清迈,我常常能看到年收入达到几十万美元的人,他们早就实现了财富自由,可以不用工作。但同时我也接触过很多做着不稳定兼职的年轻人,月薪往往只有几千元,他们往往不会去住两千多一个月的社区。至于我在清迈的开销,往往会达到每月8000元。碰到旅游旺季,光是租金每个月就要去掉4000元。当然,住在社区里的多是白人。
有趣的是,我看到很多数字游民的工作就是教人做数字游民,或是帮人办理诸如签证手续之类的,总之,就是赚数字游民的钱。
我自己也险些被坑。今年4月,我从马来西亚过境。由于频繁出入境,我被海关拉进小黑屋里谈了20分钟。直到6月初,我从吉隆坡坐大巴穿过泰国,被边境拦下来时,我才知道4月份那次我的护照被标记为“下次入境需办理旅游签”。
当即,我非常愤怒地在小红书上发了一条帖子,一下子出现好多留言,他们宣称有办法解决。离谱的是,有人给我开价2200元,但我知道如果自己去大使馆办理的话,只需要花不到200块钱。
去年2月离开家以后,我就脱离了原本在厦门的生活圈,跟家人的联系也在变少。我妈是个比较传统的人,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她不能理解什么是数字游民,我给她解释她也无法理解。去年一整年,我都骗她说我在出差。
最近,我妈常常担心我是不是没有工作,在国外会不会没钱花,其实我都不敢跟她讲。失业这段时间,我也休息挺久了,经常会产生没钱的焦虑。
“我的恐惧在于,总有一天我还要回去上班”
(小刀,28岁,前广告文案人)
考研失败后,我先后换了三家广告公司,原本以为换一家公司就能解决问题,直到我去了一家行业内的“梦之队”公司,我的理想幻灭了。
在那里,加班是常态,同事关系也处得一般,我觉得自己越来越累。2022年8月,我跟公司提了离职。
离职后一年,我还是住在北京。以前的同事常给我介绍一些私活。那阵子只要有活儿我就会接。兼职的收入不固定,有时候忙些,有时候就会轻松一些,但平均月收入也有一万左右。我渐渐发现,人其实不用上班也可以养活自己,于是我再也没有找过工作。
我的伴侣很羡慕我这种生活方式。在我的影响下,他在去年年底也离职了。这样,我俩就一起来到了泰国。
清迈大学图书馆。(图/受访者供图)
虽然每天生活在清迈,但我过的依旧是“两点一线”的生活。还在广告公司做创意的时候,我就养成了争分夺秒阅读的习惯,在地铁上也要看书。这导致我几乎每天都很累,全身都在疼痛,但还是不知不觉地坚持着这种生活方式。
这种习惯也被我带到了清迈。听说清迈大学图书馆的年卡只要40块钱,我就把民宿选在了学校附近。我每天早上8点钟起床,早饭后就到图书馆自习,中午回去睡个觉,下午继续来图书馆工作。我在清迈,和我在北京的生活,仿佛没有任何区别。
清迈大学校园。(图/受访者供图)
在潜意识的思维惯式里,我会对照自己有没有达到一定的社会标准,产生“冒充者综合征(imposter syndrome)”,就是打心底有一种不配得感,甚至会不好意思称自己是数字游民。
比如我在小红书上刷到很多数字游民的帖子,他们会宣称自己月收入多少万、去了多少个国家、认识了多少形形色色的外国友人。那样好像又形成了另一种标准,我会想要抓住一本教人怎么达到这些标准的“旷野指南”。
有一次,我和我的心理咨询师聊到,自己像一个数字游民赝品。他问我怎么定义数字游民,我说,收入肯定要多,不要像我这样,每个月只是刚好够花而已。
离职前,领导曾警告过我:“你如果过两年再回来上班,职场里面都是比你小的同事,甚至有做你领导的,你能接受这样的落差吗?”
领导的这句话就好像“思想钢印”一样,刻在我的脑子里面。我害怕自己像他说的那样,在所谓的旷野里兜了一圈,兜兜转转又回到原地重新开始。
今年年初开始,我发现自己最深层的恐惧是:我知道这种远程兼职的状态是不可持续的,总有一天我要回去上班。
这段时间,我学习心理咨询,学英语,经营自己的自媒体账号,想办法找到新的出路。我*确定的事情,就是努力避免将来变成领导口中的样子。
参考资料:
[1]曼奇内利,姚建华,徐偲骕.数字游民:自由、责任与新自由主义秩序[J].学术探索,2024:1-12.
[2]姚建华.数字游民“热”的“冷”思考[J].人民论坛,2024,(07):8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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