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越来越热了,何隽(化名)还是照常每天上午5:30起床,在接近30度的湿热空气里跑上十公里再去上班。他相信在逆境中,保持好的精神气很重要。运动和开车,这是他对生活依旧能保持掌控感的不多的习惯。
何隽是一家biotech的创始人,回到国内创业已经满十个年头。他早年是欧洲一家电子行业大公司的高管,生活安定优渥,在2010年后的biotech创业潮中回国。
他觉得自己生活的城市,绿化、空气、交通、物价等各方面都还挺不错。这个临近上海的城市,多年前就开始大力发展生物医药,当初给出的条件是启动资金100万元,100多平米的办公室免费使用三年。
几位共同创始人都是科学家头衔,有教职在身。虽然何隽也有不只一个博士学位,但多年来主要身居产业界,所以只有他选择了从原来的工作离职,全然躬身入局,公司才得以落地成立。
一家人早已定居欧洲,如今只有他一人呆在这个不在故乡省份的城市里。按照国内的标准,何隽已是接近退休的年龄,但他暂时不打算听家人的话“别受罪了”“回去享受生活”。
“相信这是很有意义的事业,值得坚持下去。其次希望善始善终,给投资人和创业伙伴一个交待。”在前一年创新药环境一片大好的顺境中,如果说这句话,是毫无意义的、轻飘飘的套话。但在当下这个环境,这句话却包含沉甸甸的压力和责任,还有无奈。
如今,“交待”变成了一件棘手的事情。公司原计划在今年启动上市,随着A股IPO的全面收紧,这个计划搁置了。投资人退不出来,承受着LP给的压力,隔几天就会打电话来,把压力传导到何隽这里。何隽只好一遍遍解释公司应对的计划,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一遍遍表明其实自己也不太确定的信心。
公司并不是真正做药,而是处在产业偏下游的位置,提供技术设备。起初他感觉不到寒意,客户设备测试是不直接收取费用。就在去年,创新药biotech们还排着队来测试,名单排到了第二年。甚至公司在去年还融了一轮资。
但创新药冷冬的寒气,最终会传导到行业的每一处。今年初开始,他真正觉得冷了,一个老客户资金链出现问题,突然取消了订单,4000万元的单子,说没就没了。紧接着,约好的测试一个接一个地取消,Biotech们全面战略收缩,连设备测试的需求都没有了。
可销售指标在今年初已经定下,何隽预计,今年只能达成销售指标的20%。年中的公司大会上,何隽无奈地提出今年销售指标减半。
新冠时,生物医药的投资热情达到一个高峰,公司也融了一次资,扩张了一回:2021年底搬到更大的地方,共几千平米的场地用于办公、测试设备等。最近大半年,公司的实验场地和人员都裁掉了1/4。
靠着这些绝大部分都还没有商业化收入的客户们,公司暂时有一些销售收入,但要谈打平还远得很,公司依旧要靠融资来维持日常运营。等这一轮的钱用完,如果还没有新的收入进来,何隽就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不是卖房子就能解决的难题
他们的公司创立之初,中国还是仿制药的天下。*关就是现金流问题。当时设备还没做出来,连销售收入还没有,距离2018年港股18A和A股科创板第五套开启、创新药投资热潮掀起也还有两三年的时间。指望银行贷款,几个创始人加在一块担保却“50万都贷不出来”。
当“何博士”体面了半辈子,何隽开始放下面子,开口借钱。面对“员工工资马上就要发不出来”的窘境,最终何隽选择卖掉在国内的两处房产,其中一处是瞒着夫人卖的,“当时大吵了一架”。
但何隽当时心中是充满信心的,困难是暂时,“只是自己的问题,环境是很有希望的”。当时原国家药监局长毕井泉刚开启药品审评审批改革,行业里,资金、人才正在聚集。虽然器械不如创新药那般能迅速吸引资本的目光,但他相信整个产业链条的价值。
后来公司也的确拿到了融资,解决了现金流的问题。距离国内房价达到最高点还有一段时间,何隽笑着说,现在看来,当时卖房“是亏的”。
而如今,十年创业,他从未想到如今竟比刚起步时还要艰难。缺钱反倒不是最难的,而是这困境有些难以看到尽头。IPO不知何时松绑、支付条件当下似乎捆住了创新药企的手脚,无法继续向新的投资人承诺一个未来,现有的投资人离场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
如果资金链断裂的情况再来一次,他想,如果看不到未来,他不会再做借钱和卖房子这样的事情了,“还剩下的那套房子,现在卖也卖不了好价钱了”。
他从未对公司的技术能力失去信心。公司所在的肿瘤疗法细分赛道,成本是决定未来的关键问题。在他的计划里,他们研发出来的新技术,“可以使产品的总成本下降至原来的30%-40%”,一旦产品实现上市量产,这个技术将至关重要。
但在创新药领域,产品只有上市以后,才面临量产降低成本的问题。当依旧处在研发阶段的创新药企,连生存都成了问题,砍临床管线都来不及,自然也没有动力去想遥远的产品上市后的成本问题。而biotech们测试需要成本,换设备也需要钱——何隽公司的业务,已不是他们的当务之急。
拿到全国性大赛的金奖、成为行业头部后,这一两年,公司还开始研发新的自动化技术,将进一步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安全性。但当上游需求收缩,何隽也把自动化技术的研发项目停掉了。客户不好过了,自己也是活下去最要紧。
除了销售设备,公司也并不是没有其他项目。事实上,公司这几年正在试图转型,由单纯地销售设备转为直接为客户提供全流程的疗法方案,已和世界*的诊所开了合资公司,项目却仍在研发阶段。
项目的最终目标,是成熟后可以复制到国内的大医院,为患者带来新的疗法。新的合作项目也在谈,是和美国一所知名高校的实验室合作开发新药。
但出研发成果、形成商业化都需要时间。器械并不像创新药那般,有成熟的license out的“回血”方式。这类型的技术合作,目前并不能直接为何隽的公司带来收入。而这些愿景,在前几年是可以吸引投资人的,如今长线的项目,已难以吸引到投资。
高尔夫球杆闲置,长跑继续
何隽最终艰难决定,采纳投资人好些年前就给他们提出的建议,切入医美赛道。利用公司开发的技术做医美的CDMO,提高一项医美疗法的有效性。
医美并不在严肃医疗领域,目的并不是缓解病痛、治愈癌症、提高人类健康福祉,而是更具有消费属性。从前何隽对这类建议向来不置可否,甚至有些不屑。
但境遇不同了,现在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两年越来越多进入这个赛道的同行“是明智的”。他开始说服自己,即便是消费医疗,也有提高其科学性和有效性的空间。
更重要的是,医美是一个早已成型的自费市场,有成熟的产品线和销售渠道,不受进院、医保等政策影响;创新性要求低,研发成本小,成熟企业自我输血根本不是问题,净利润率能达60%以上,无需大融资,不直接受资本市场气候环境的影响。
这意味着和医美企业合作,量产需求稳定,能很快从高利润率中分一杯羹。何隽预计,最快今年底,就能有医美CDMO的收入进来,缓解公司研发和日常开支的现金压力。
在那之前,何隽依旧要为公司的生计奔波。和国外实验室合作、还没能赚钱的新项目依旧要去推进,开发肿瘤新疗法、提高可及性是他的本心;
各地方招商人员约的饭局还是不断,以前二三线城市的邀约他从不考虑,现在却尽量每个饭局都去,“说不定就有融资的机会”。
他想,如果真的有好的机会,为了生存,带着公司离开这个城市,另寻发展也未尝不可。但地方政府基金也是项目该看看,该不投不投,好机会也并不多。
这个城市到处留下他努力和快乐过的痕迹。曾经和同行朋友在江浙菜和粤菜餐厅中高谈阔论,分享新见闻和新计划;带着公司的几十个员工每个月组织一次徒步,走上十几公里,在附近的每个湖留下他们的合影。
现在,城市在酷暑中却显得冷清许多。为了迎合归国创业科学家们的需求,这个二线城市的非中心城区建了好些高尔夫球场,但何隽已很少和同行在那里聚首,“互相抱怨没有意义”。何况打高尔夫的消费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如今开源不成,节流要紧。
要强调先锐和开放,园区的楼宇多是落地窗设计,现在透过落地窗却可以看到对面楼宇的好几个同行都已关门大吉,办公室空空落落。公司的工位也坐不满了,组织员工徒步和聚餐的频次越来越低,“大家比较低落,没有那个心情了”。
事情少了,员工没有加薪,但也没有加班了。每天傍晚七点后,公司常常留下何隽一个人加班,只开一个办公室的灯,责任感和孤独感同时涌上来。天台的风景不错,可以俯瞰到附近一众生物医药园区和绿木河湖,可招待客户用的烧烤台和小型高尔夫草地已经闲置许久,几根高尔夫球杆立在一边,蒙上薄薄的灰。
何隽知道和他有相似经历的同行有很多。在八九十年代中 美关系的蜜月期出国留学,进入当地的大公司习得技术和管理经验,而后在成熟的中年期回国创业,想要在政策和资本提供的时代机遇下,于本土的新药研发领域有一番新作为。
如今地缘政治有了复杂变化,这一代人的经历和机遇可能再难复制。但他不希望这一代人的努力就此湮灭,最终在失意中退出时代舞台。
最近生物医药行业有“全链条支持”等政策密集出台,可何隽并没有感觉到被鼓舞,“我们从来不缺好政策,地方曾经成立几百亿政府基金支持创业企业,但同时要求具体管理人员对投资负责,不能亏损。那资金怎么落地?”
公司附近可以跑步的河道叫作“唯胜路”,不过他也知道人生不只有胜利而已。巴黎奥运会刚刚开始,他了解到这次有史上最难马拉松赛道之一,整体爬升有400多米。虽然不确定这场创业马拉松自己还能坚持多久,但他还想尽力,坡太高风太大就慢下来,走一走,不要停,然后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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