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未来新增长方向：全球化趋势有可能逆转，明年中国贸易摩擦风险上升

　　投资界消息，2016年12月9日-11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财经》杂志、财经网、海航集团承办的《2016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在海南三亚举行，论坛主题为“变局下的包容成长”。论坛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发改委学术委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黄亚生，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及韩国局高级经济学家赵敏，围绕“全球经济未来新增长方向”这一主题进行了精彩发言。

以下为发言实录，经投资界（ID:pedaily2012）编辑整理：

卢迈：全球化趋势有可能逆转，科技创新破坏力开始显现

　　特朗普的经济民粹主义可能给美国带来短期增长和长期的通货膨胀，对于世界来讲，也会面临着很多的不确定性，亚生的讲话总是有很强的理论基础，保持着他的学者风范。

　　国际组织发言一定是比较平和，比较中立的，创新性的破坏可能产生现在严重的后果，所以政府要发挥作用，要想发挥正确的作用，需要按照世界银行建立的程序来做。

　　目前全球面临4大挑战：

　　*，2016年可能是世界经济政治中的一个转折点，或者2016年开始，2017年会有更清楚的显现。当人们处在历史的转折点的时候，身处其中，有时候可能并不清楚的感觉到，而过了一段时间，以世界为标志，认为这个东西出现了。世界上现在几大趋势，几大挑战，可能都在同时发生。在政治上，过去只是发展中国家的民粹主义，现在转到了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过去美国朋友经常提醒我们，小心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现在反过头，我们要担心美国国内的极端的民族主义或者是民粹主义了。

　　第二，全球化趋势有可能逆转。从英国脱欧，从美国政府的态度，从WTO谈判止步不前，从区域之间的贸易协定很难达成，等等，可能确实都在显示一个重要的变化。2002年国际劳工组织组了一个全球化社会影响世界委员会，我有幸参加，提出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做了一项调查，在全球支持全球化，在民众中认为它带来好处的，只有两个国家超过了50%，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美国超过了50%，中国高达70%多。我们说按人口算支持全球化的还是多数，我在委员会里经常辩论这个问题，现在美国提出在全球化中他们受损，他们也加入了那个阵营，这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全球化带来的无论是中产阶级受损，或者是全球化带来的不同部门之间的受益，不同阶层的受益，可能现在都到了一个转变的时候。

　　第三，技术创新，好的东西，比如互联网、机器人、人工智能等等，但它所带来的破坏，就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可能也会很快显现出来。

　　第四，生态环境，现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按照现在的增长，按照现在的消费，需要三个地球、四个地球，才能满足像美国那种标准的消费，这是这个地球不堪承担的。地球有40多亿年的历史，工业革命就有400多年的历史，我们现在很快的就在耗尽这个地球宝贵的空气、水等各方面的资源。

　　所有这四个方面的挑战，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还是环境的，对于中国政府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议题。我们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很不习惯在聚光灯下要做点事，我们不具有霸权的这种能力，但是我们面对着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怎么样发挥作用，我们一定不能承担超过我们能力的义务，但对于国际经济秩序，对于汇率、国际贸易等一系列问题，如果没有更明确的态度，这跟世界各方面的期待也是不一致的。

　　2011年中财办主任刘鹤撰写了关于“十二五”背后的逻辑，其中就明确指出，我们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要转变，要更多的转到发展国内市场，依托国内市场，在这之后又有了稳增长，又有了新常态，又有了结构改革，一系列的主张、做法，在现在这种国际冲击之下，发展好国内市场，加快改革，而不追求一时的增长速度，可能是正确的选择。

张燕生：世界经济在结构调整方面已产生分化，明年中国贸易摩擦风险上升

　　关于全球化问题，我跟远征做了一个分工，就是由远征讲全球化，由我讲一下对当前世界经济的一些看法。我想讲三点：

　　*，全球经济低速增长已经八年了。大家说这次低速增长是世界历史上最缓慢的一次，但是在这八年低迷的背后，我们可以看见，在过去八年，世界经济在结构调整方面已经产生了分化。比如说，2016年全球的商品贸易量的增长只有1.7%，全球GDP的增长是3.1%。也就是说，全球的商品贸易量不谈金额，谈它的数量，增速只有GDP增速的一半，而且这是第五个年头。也就是说，当贸易作为增长引擎熄火的情况下，今年WTO预计出口，美国的增速可能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速，今年商品贸易量，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速是2.1%，发达国家商品贸易量的增速高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今年商品贸易量的增长只有1.2%，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商品贸易量的增速，又高于亚洲。因此，怎么解读今年商品贸易量的增速，美国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值，而发达国家高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而新兴市场又高于亚洲。另外，2015年全球绿地投资，也就是对全球有效需求有重大影响的绿地投资，投向发达国家的增长了12.31%，高于投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4.6%，也就是全球低迷，全球商品贸易增长减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八年，发达国家的结构调整要显著好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而我们亚洲，今年商品贸易的增长率还不到1%，因此可以看到亚洲的结构调整滞后。

　　第二，全球的风险。目前看，全球的不确定性风险显著上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明年将开始英国脱欧的谈判，明年将是特朗普新政出台的时间，明年将是世界主要国家宏观政策调整的外力效果显著上升的时候，明年有可能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资本外流、货币贬值、债务上升的一年。因此，可以看到，明年不确定性确实是比较高的。二是明年全球债务率的上升，2015年全球的债务率比2007年上升了37.8%，明年债务风险的控制对世界各国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三是明年通胀预期上升，美元加息和美元升值，意味着明年，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摩擦、贸易战、货币战的风险是在上升的。

　　第三，中国在2017年，在当今世界经济中间主要的政策着力点有可能会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这种世界经济的形势下，中国应当把90%的精力放在国内，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二是明年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尤其是绿色“一带一路”开展第三方合作和国际产能合作，包括推动面向全球的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和推动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网络，对外推动自贸区网络，对内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网络，来深化中国下一步开展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的改革。三是中国明年将会量力而行，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积极参与适应当前新形势的国际经济规则的改革。2、积极参与推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3、量力而行积极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

黄亚生：特朗普的经济民粹主义不会成功

　　今天我想讲的是美国大选以后，特朗普新政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情况，接着燕生的全球化题目，在美国方面做一些伸展。波明也介绍了，明年意大利和发达都有可能有脱欧情况的出现，作为中国国家政策的制定人，商业*，也应该密切关注这个局势。就我自己来讲，我是非常支持希拉里的，刚才跟卢迈先生交流的时候，他说因为我支持的人输了，所以我的讲话没有特别多的可信度。但是我自己觉得真理和政治上的胜利，不见得都是百分之百的成正相关的关系。首先，特朗普的胜出是取决于美国选举团智库的设置，现在的统计，希拉里得的票数已经超过了特朗普的250万，这是什么概念呢？希拉里选举总统的时候输给了特朗普，但票的差距比率要超过1976年卡特击败福特的跳动之差。

　　另外，全球化、贸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我觉得更深层的问题是向西方发达国家蓝领工人没有特别高深的教育，是对技术发展的一种反弹。看美国过去几年的制造业的发展，它的势头还是比较快的，相对于GDP的比率，至少跟GDP的发展是同步的。但是，美国的制造业就业没有恢复，美国的劳动参与率的领域在下降，这里面揭示的问题是新经济发展的时候蓝领工人不具备新经济技术方面的技能，他们没法参与新经济的增长，从这个过程里没法获利，这是我们应该面对的问题。贸易可能会对美国的蓝领工人造成一定的负面的冲击，但是贸易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从工作市场上讲，如果全球化在一个极限的情况下，是等于美国的工人、中国的工人和印度的工人同时在竞争，但从生活场景来说，全球化对美国是非常大的受益，就是降低了美国生活成本的指数。

　　我今天主要讲一下特朗普，我们小的时候在读《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开篇*句话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的欧洲一切势力都被这个幽灵结成了神圣的同盟。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翻译成今天的话，一个民粹主义的幽灵在美国和欧洲徘徊，美国和欧洲一切知识精英的势力都在为驱逐这个幽灵而结成神圣的同盟。2016年将是未来历史记录的宏观历史的转折点，比如英国的脱欧和意大利最近的公投，但对经济民粹主义*的冲击是2016年特朗普被美国的选举制度选为美国第55个总统，我们如何解释和面对特朗普的民粹主义的浪潮？

　　首先应该给他做一个定义，至少对于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来说，它的经济的内涵和传统意义理解的经济民粹主义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方面，经济学里最相关的讨论所谓叫做民粹宏观经济学，主要是针对1970年代和1980年代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模式，拉丁美洲的民粹宏观经济学倡导政府要加大开支，积极的财政政策，财富再分配和进口替代政策，在制度上，这些国家要实现所谓制高点经济战略，对国家的命脉部门实施国有化，限制外资和本国私营企业的发展，这些政策最关键的部分是要进行大规模的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是为了迎合下行的社会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需求。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有相当强的民粹性质，比如，他强调比较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加大基本建设的投资规模，他要逆转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对进口提高关税。他有可能会加强对美国命脉部门的外资的管理，他会更强调美国制造，限制美国企业资本的自由流动，他会比它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前任更积极的干预经济。他最近在印地安纳州留住了一家生产空调的美国工厂。但是特朗普也和传统的经济民粹主义有一定的区别，他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对公司的减税刺激投资，而不是通过政府增加开支。他的经济政策里没有财富和收入再分配的内容，如果有，那也会是财富和收入逆向的分配，他的减税会大幅度向高收入人群倾向，中产阶级的税负也可能会增加，而不是减少，他虽然会增加政府对市场的干涉，但一般来讲可以排除特朗普实行经济公有制的可能性。

　　总体而言，经济民粹主义是失败的，从历史证据上也可以看出这一点，研究70年代和80年代拉丁美洲两位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对民翠宏观经济学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们做了一项研究表明，拉丁美洲经济政策的审核，造成了这些国家货币的升值，通货膨胀，宏观危机和经济长期的停滞，民粹经济学的业绩是非常非常糟糕的，社会业绩也没有提升，贫富差距在民粹经济政策期间没有下降，反而上升。特朗普的经济民粹主义，在我看来，也不会成功。虽然美国需要大量的基本建设投资，但是美国可能已经错过了投资的*时机，美国*的投资时机是在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之后，那时总需求不足、失业率高达8%、9%，最需要的是凯恩斯性质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刺激，但是因为共和党的阻力，无法实施。

　　美国经济已经复苏，大规模的财政动作可能会引起通货膨胀的预期，美国需要投资，但不应该采取特朗普这种破坏财政平衡的方式，希拉里提出的500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而特朗普提出的是10000亿投资计划，希拉里提出的适当的提税，特朗普提出要美国制造业就业回流，在我看来，这完全是天方夜谭。近几年，美国制造业本身发展的速度还是比较可观的，有一个*的例子，就是特斯拉在加州生产电动汽车的工厂，但制造业的回流不等于制造业就业的回流，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不仅仅受全球化的影响，更大的影响是技术的发展，比如人工智能，美国的劳动参与率在下降，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蓝领工人的技能和知识结构不能符合新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经济的发展。特朗普要逆转全球化根本不会解决美国制造业就业的问题，只会增加成本，只会增加生活成本，而增加生活成本和增加赤字都会导致通货膨胀的预期，通货膨胀的预期又会导致中长期利率的提高，这恰恰经济民粹主义的*问题，短期的增长是建立在牺牲长期发展经济的基础上的。

　　但特朗普经济民粹主义的危害将是全球范围的，特朗普整个政治和经济的纲领就是排外，他要全盘的否认全球化，要抛开多方框架而采取单方面的措施解决贸易整顿，特朗普的经济民粹主义代表的是人类经济思维的一个大的倒退，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否认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以来的经济思想的最基本的共识，就是经济和国家的发展可以是一个正和博弈的过程，如果一方的利益增加至少要超过另一方利益受损的程度，因此整个社会利益是在增加，特朗普现在的经济思想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零和博弈的方式，国际贸易更像战争，是一个你死我活的过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面会有损失，整个社会没有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损失相加总和永远是零。如果他的措施真正实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会进入紧张的状况，贸易战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特朗普民粹主义带来第二个全球范围的风险，是美国退出国际事物和国际经济法律、政治、军事框架的建设，特朗普的思维是一种简单的美国*的思维方式，他把美国的目光转向国内，特朗普是一个高度分级式的政治家，他的执政将会把美国带入一个种族分裂、阶层分裂和党派分裂的高度不稳定时期，他也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美国国内的事务。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没有起到霸权的作用，结果是灾难性的，发生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一直起世界霸权的作用，经济有所发展，贸易有所发展。所以，我们今后四年将面临这么一种非常不确定的局势，刚才我讲了这么多，特朗普是不可预测的，也有可能他完全不会实行这些措施，我们中国怎么面对这么一个领导人，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讲是一个*的挑战！

曹远征：全球化出现新拐点，逆全球化潮流正在上升

　　我想讨论的问题是全球化的问题。我们注意到，金融危机发生八年了，复苏依然艰难。复苏是在经济学中是一个周期的阶段问题，在一个经济周期中间，有高涨，有危机，有萧条，有复苏。如果复苏的时间如此之长，意味着这个周期在变形，很可能世界经济进入一个长周期，60年一次。为什么呢？与上一轮周期相比，一些基本因素正在发生变化，主要有三点：*，全球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在下降。经济增长的核心是来自于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的提高，如果全要是生产率下降，意味着上一轮技术革命的推动力已经到了末期，而我们现在就处在一个新技术革命前沿，但明天的黑夜是最黑的，如果新的技术革命不能成为一种风气，成为一种潮流，很可能经济增长就会长期停滞，这大概就是美国哈佛大学校长讲的，所谓停滞问题。

　　第二，跟这个相伴随的，过去我们说在经济范围扩张过程之中，所有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总需求管理，危机八年的情况证明了这个政策已经在失效，尤其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极度的扩张，扩张的结果至多是防止了更大的衰退，但并没有效提升经济增长，甚至现在的货币政策已经到*，比如欧洲、日本，都已经是负利率，负利率是我们不能理解的，但它已经变成了政策。全球都有一个潮流，开始朝另一个方向观望，就是结构性改革。我们特别注意到，在这次G20杭州峰会上，领导达成的议程就是结构性改革。作为结构性改革增加供给问题，供给问题在过去经济学中不研究的，因为我们知道，供给问题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随机的。

　　第三，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原有的经济政策框架出现问题，各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乃至在宏观政策上，也开始出现了很大的背离。比如，在美国未来可能出现连续的加息过程，发展中国家一直是低利率，货币政策的不一致性会引起极大的不确定性，很可能出现类似亚洲金融危机的风险。最新的特点可能构成新的长周期的时点，上一轮周期是全球化，这一轮周期很可能是去全球化。以特朗普为代表，他是建制派。如果它变成一个新的潮流，包括明年欧洲的大选，这可能是对全球化*的挑战和*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对中国来说，*，要做好内功，现在看来扩大内需是不得不为之的事，不能指望出口。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就很重大，奠定一个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进行结构性改革，是扩大中国内需的核心途径，特别是现在中国宏观经济基本企稳的情况下，为结构性改革奠定了条件，我们觉得应该在明年加快实施，为长期可持续增长奠定基础。第二，中短期来看，很可能的风险就出现在周边地区，我们特别担心会不会出现类似于1998年我们周边地区亚洲类型的金融危机，其实这个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从特朗普上台以后，亚洲资本大量流入美国，有点像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998年。如果明年美元再持续加息，美元持续升值，全球金融风险是在持续加大的。

　　这个风险对中国来说要未雨绸缪，如果遵照1998年的经验，人民币的币率要更加稳定，如果人民币的币率是稳定的，中国的内需就变成*的市场，1998年是由于人民币不贬值，中国成为东南亚国家*的进口目的地，也导致了国内的工业企业受严重的困难，有3000多万工人下岗。从全球化的角度观察，很可能从今年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拐点，逆全球化的潮流正在上升。我们特别注意到，这次在杭州G2O峰会中间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话，他说全球化有形势退化乃至收缩的风险，对抗这种风险是中国的责任，加强国际协调，加强国际秩序结构的改善更为重要，尤其中美两国的宏观政策的协调变成问题的核心之一。

赵敏：各国进一步降息空间已经狭窄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出席这样一个盛会，关于全球经济走势大致的判断，大家都还是比较有共识的，我就不多说。简单把三位先生说的总结一下，这和我们的判断基本也是一致的。*，全球经济确实面临低速增长的态势，我们估计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和去年大致持平，明后两年整个全球经济，估计也不会有大的反弹，会在非常低的基础上温和的有所恢复，稍微有所增长。同时，经济下行的风险在不断地加剧，刚刚几位先生已经提到了，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全球金融市场面临很大的不稳定性，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各个国家政策协调面临巨大的挑战。

　　在这样的一个经济低迷而下行风险在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各个国家的政策空间却在不断地收窄。从货币政策来讲，各个国家现在的政策利率基本上已经接近地板，进一步降息或者放松的空间已经非常狭窄，一些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我们也看到效果正在不断地减弱。财政政策的空间，因为受到公共债务，现在已经达到了历史的峰值情况下，进一步扩大的空间也非常有限。

　　总体来讲，下一步各个国家在面临经济下行风险和冲击的情况下，能够做的就是结构性改革，包括抵制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加大国内经济治理结构的完善，提高公共和政府的行政效率，在财政政策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调整的力度，包括加大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的投入等等。

　　在经济学界，调整政策是有共识的，我特别想讲的一点，就是在这些好的，或者政策有共识的情况下，为什么各个国家却和我们的经济学家的判断或建议是背道而驰的。由新经济和技术经济变革带来的创造性的破坏，现代全球经济的一个主旋律就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创造性破坏的核心特点是，今天新的业态不断地取代旧的业态，新的技术不断地取代旧的技术，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社会，会带来非常动荡的变化。有些人会在短期内受益，有些人会在短期内受到损失，如果我们的政府不能快速应对这样的变化，适应这样的变化，就会出现美国的蓝领工人受到损失，他就会提出他的诉求。他的驱动可能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但他说我利益受到冲击了，我需要变化。

　　第二，在现在全球经济的技术变革的速度是在不断加快的。过去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来讲，技术变革可能几百年一次，缩短成100年、50年、30年，在今天这个社会可能三、五年就会出现一个重大的技术变革，这种情况下，决策者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挑战。从最近几年行为学和社会学的最新发展成果来看，一个突出的发现，就是说我们的人思维和社会大多数情况下是理性的，但是还有很大情况下是非理性的，这边是在完全经济对称的情况下，可能也是非理性的，会受到他所处的政治、文化、社会等因素的影响。2015年世界发展报告，《思维社会行为》那本书里，有很多很详细的案例和实验上的一些证据。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即便是我们当时对几千个最前沿的经济学家做调查，发现最前沿的，而且有实际经验的发展经济学家，做出来的政策判断，也有可能是有偏差，或者说是偏离的。我们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可能需要考虑一个特定的环境，在一个国家适用的政策搬到另外一个国家不一定适用，去年或者以前一直运行良好的政策，在今天的世界可能不一定适用。所以，这对我们政府如何制定政策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挑战。

　　在今天的社会里，除了要强调政府要做什么，可能还要考虑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做？怎么制定政策，怎么做的问题。这是一个二阶的问题，但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很多一阶的好的建议、好的政策不能落地，即使落地了可能落实不下去。我谈一谈二阶怎么解决的问题？我个人总结了四个方面：*，政府需要快速的和商业主体、市场主体、居民不断地沟通，这个快速的沟通是能够保证政府能够快速对此做出反应的一个基本的前提。中国有句俗话，叫春江水暖鸭先知，政府主观的政策决策往往会出现误导。第二，我们政府做了什么，怎么做的，结果怎么样，应该充分的信息披露，这样才能集全社会的智慧帮助政府做出良好的判断。第三，评估。一个政策出台之前，应该进行全方位的评估，不仅有政策效果的评估，还有对影响人群的评估。第四，快速决策机制和改进，这样一个过程应该是不断循环的过程。“变”是今后一个不变的主题，如何应对这样一个变化的格局，可能在各个国家治理结构上，以及政策上，做出一些及时的调整。

　　【本文观点整理自嘉宾现场发言，未经发言人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