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我和先生相识已近十八载,转眼一挥间。先生走了,他是明志而来,无憾而去。 我们风险投资学界众弟子纷纷吊祭,我又何尝不悲伤欲绝。近几日,我重新阅读了先生和我之间上百封电子邮件。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我有幸与先生相识,聆听先生面授,却也是一生的福份。先生的为人,先生的治学,一直是我学习的楷模。 那刚直与渊博在他身上的和谐, 那平易与严谨在他身上的融汇,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往事如云,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清晰可见。几件小事可一窥先生的为人。
我和先生初次相见是在1997年人民大学的一次会议上。我刚刚回国,并不清楚这位侃侃而谈的学者的背景。事后我写信向他讨教一个问题,没想到他不久就给我回了电话,我们就国际金融危机问题交换了一些看法。此后我们的邮件往来大都是英文,仓促时也用中文交流。
我记得仿佛是2001 或2002年,他到美国访问。
哈佛大学风险投资专家Josh Lerner 教授邀请先生和我一起用早餐。他显得格外轻松:这多好,象一般人一样,和朋友聚聚,聊聊天,没有保安跟着。Josh 不明白他的意思,我却会心而笑。从那时起他就十分关注风险投资的学术研究。
2005年秋,先生在人大会堂他的办公室见我,讨论了关于风险投资的研究趋势。谈话间,他突然转了话题:
我刚刚知道你离婚的消息,为了回国工作,你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我没有说话,但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 我没有想到他这么关心一个晚辈的工作及生活。
近年来,我在风险投资,天使投资及绿色经济方面撰写了几本书,每每请求先生作序,他都欣然应诺,并亲自书写,修改。 记得有一次,他抱歉地说,近来太忙,一周后可有时间。整整一周后,我收到他的一封简短的邮件:
曼红:
附上我写的序言,到今天正好是一周。匆此。祝好!
成思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