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世纪充满了尚未修建的金字塔，四面出击的谷歌将把我们带向何方？

欧洲人不理解谷歌？

　　但是对于我们对世界的了解来说，该算法现在变得如此重要，它是否应该像一些欧洲政客所主张的那样，成为某种公共财产呢？

　　“我们不能那样做，原因是有些人试图欺骗系统，”戈麦斯说。 “这是一场持续的战斗，为用户提供他们希望获得的尽可能多的信息，让网站获得尽可能多的流量。如果这个算法公开了，这场战斗就会失败。”

　　当然，对这个算法的保密只是谷歌在欧洲遭受白眼（无论对错）的原因之一。欧盟认为谷歌垄断和违反了反托拉斯法，最近开展了一系列调查，提起了一系列诉讼，更是进一步助长了人们对谷歌的不满。我猜，这也是我和一个德国记者、一个法国记者，被邀请参加这个“事实调查团”，到谷歌总部参观的原因之一。

　　欧洲人在哪些方面不理解谷歌？同来的德国记者问桑达尔-皮查伊。

　　“在美国也有同样的争论，只有稍微有些不同，”他说。“数字经济确实代表着变化，而且这是非常快的变化。我们理解自己会处在众目睽睽之下。只要这是一个健康的过程，那就对世界会有好处。欧洲人喜欢使用我们的产品，这让我感到安慰。我们工作得尽心尽力。我希望大家能见见我们这里的人。但总体来说，对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并不认为有些人的看法是准确的。”

　　哪里不准确？

　　“我认为，我们并没有在推进产品的时候罔顾人们的利益，”皮查伊说。 “我们力图做出取舍。我们非常努力和大家形成伙伴关系。例如，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Android都是最开放的用户平台之一。”

　　尽管如此，欧盟委员会已经开始在调查Android。

　　“我们已经完全解决了在美国和韩国的类似指控。如果你看看它催生的创业者生态系统，就知道它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我想知道，桑达是否把政府也看作合作伙伴。

　　“在我们开展业务的每个地方，我们都要在法律和监管框架下经营。我们把政府看得很重要吗？当然是的。”

　　但政府本质上是进步的障碍吗？

　　“他们也可以帮助我们。我们要从他们那里了解一些事情。他们确保我们的产品是安全的。但是，我们是在为整个世界服务，我们努力进行负责任的创新。”

　　在离开他办公室的途中，桑达问：如何能让欧洲人更好地理解谷歌？

　　“你可以多交些税，”我说。

　　他礼貌地微笑。

　　加州山景城谷歌公司总部。

最显眼的金字塔

　　埃里克-施密特关于“谷歌之路”的宣言中有很多救世主式的战斗口号，其中大多都以这句话为中心：“互联网世纪充满了尚未修建的金字塔。让我们开始吧。这次不再有奴隶。”

　　当然，如果那个构想实现了，我们会有一个勇敢的新世界。 但迄今为止，互联网世纪造就的最显眼的金字塔却是财富上的不平等。过去20年，是人类历史上资本从公众手里转移到超级富豪（银行家、律师、数字创业者）手里程度最严重的年代。谢尔盖-布林净身家达297亿美元，购买力强于任何一位法老。他联合执掌的谷歌公司在2013年实现营收34亿英镑，纳税2160万英镑，比例只有0.6%（乔治-奥斯本希望今年用“谷歌税”把这个数字增加到25%）。

　　数字时代也产生了大量先知。谷歌公司成立两年后，美国评论家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就在《上帝管不到的市场》（One Market Under God）一书中详细介绍了新的数字经济的影响。谷歌的魅力攻势很厉害，为了解毒，我在坐飞机回家的途中重读了这本书。弗兰克富有说服力的阐述了*次互联网热潮如何动摇了“我们的前辈花了几十年时间营造的中产阶级共和国，数以百万计的人发现自己被困在没有福利的临时工作中，但我们股票走势不错。为孩子提供良好教育的费用上涨得超出了我们的负担能力，但是我们在思科的职位还行；我们的社区倒塌，我们的行业瓦解……我们辛苦获得的那点职场权力被浪费。由于深信互联网‘改变了一切’，我们签字放弃了一些最基本的公民权利。”

　　弗兰克针砭了管理行业的“胡说八道”——“以无法当作证据的轶事为基础，使用明显错误的三段论，毫无意义的图表，以及自封为大师的人讲的话”。此外，他还描述了“酷炫”的、自以为是的新贵作风：“与乐队成员聊天，在星巴克写诗歌……放弃硬梆梆的领带西服，改成全天候的休闲衣着”，而与此同时，他们又一直在以从前难以想象的规模扩大和保护个人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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