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次贷危机为什么爆发，原因很多，但一个重要原因是次贷产品本来是银行产品，最后跨到证券市场又跨到保险市场，但美国实行的却是分业监管，体制本身就有结构性缺陷。同样，我们监管体系存在*的结构性风险就是，一边力推混业经营，一边坚持分业监管不变，这种监管体制和经营体制的错位非常可怕。”11月1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研究员魏加宁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在魏加宁看来，如果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如果实行混业经营，*是混业监管。目前金融行业混业经营是大趋势，三会即便不能合并，至少也需要在决策机制上统一协调，魏加宁的建议是：能不能成立一个监管委员会？
“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作为执行机构，确定牵头机构，央行等部门都可以作为委员参加，同时纳入行业协会和专家学者等业内代表，内部保持交叉任职的方式。”魏加宁进一步强调，所谓委员会并非一个实体机构，而是一种决策机制，而我们往往最缺乏这种决策机制的建立。
除了横向建立监管委员会的统一决策机制，魏加宁还提出纵向建立分层监管模式，正确处理金融领域中央和地方关系。
“金融监管将来应分三级，全国性金融机构金融交易所，应该中央政府统一监管，地方性的商业银行地方性金融机构，应该交到省里，而那些准金融机构，小贷公司、典当行，应该交到市一级。”魏加宁认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金融监管必须坚持分权，全部统一到中央的问题在于，监管信息链条太长，传递过程容易出现滞后和信息失真。
以下为嘉宾发言实录：
魏加宁：我主要想从金融安全网的角度探讨，不仅限于监管，而是把监管放在整个金融架构里讨论。
早在2004年，我曾接受中财办委托，做过一个课题，叫做“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我们当时花了几个月时间，跑了很多省，包括北京，做了很多调研，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为了听真话，不是把大家叫在一起座谈，而是背对背。我当时提交给中财办的报告里得出一个基本判断，我认为，我们目前的监管体系存在着*的结构性风险，就是一边力推混业经营，一边坚持分业监管不变。后来我们也看到美国次贷危机，它的原因各种各样的解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次贷产品本来是个银行产品，跨到证券市场，又跨到了保险市场，但美国实行的是分业监管，这个体制本身就有结构性的缺陷。后来我们也提出了金融安全网的建设问题。
上半年股市波动，早在年初，我就在各种场合提醒有关部门，包括央行官员，监管部门官员，有关部门都说银行的贷款增速并不低，但去看另外一个指标，固定资产投资，来自银行贷款的增长速度今年来是负增长，这是前所未有的。我一直问监管部门，钱都去哪儿了？后来的股市波动我就不再说了。
监管方面，从横向上看，现在存在着刚才说的监管体制和经营体制的错位。应当承认这几个监管部门，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以后，金融监管的专业化水平大大得到了提高，今天的银行监管和十年前、二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的水平，也是在大大提高的。所以，应该客观地承认。但是，有一个基本原则，我始终认为，如果实行分业经营，*是分业监管，如果实行混业经营，*是混业监管。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04年我们提出来的，一边大力推混业经营，一边坚持分业监管不变。
后来我们提出来三会不能并的话，至少能不能在决策机制上统起来，更多的是规范决策机制，能不能成立一个监管委员会，三会作为执行机构，这涉及到了谁牵头的问题，我们认为有个监管部门牵头。其它的，比如中央银行，存款保险，将来都可以作为委员参加进来，同时还应该有业内的代表，有行业协会的代表，还有专家学者的代表。我们更看重的是决策机制能不能规范化的问题。
关于监管和央行的关系，我始终认为，还是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为什么呢？当初银监会为什么分出来，理由是什么？其中一个理由是，如果这两个决策放在一个领导下，很容易出现同步振荡，当需要刺激经济的时候，需要放松银根的时候，很容易监管也放松了，当经济过热了，需要紧缩一边的时候，监管也紧缩了。监管的力度直接影响到货币乘数，这样的话，两个都动，基础货币也动，货币乘数也动，调控就很容易过度。反过来，作为被监管者也无所适从，当放松银根的时候，你什么都可以干，当紧缩银根的时候，你全都错了。而经济形势波动是常态。货币政策的决策者应该是非常灵活的，上个月把利息刚调了，市场变化了这个月把利息调上来，这是正常的。但作为监管者，应该守着法律法规，应该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从性格上，对*的要求不一样。开玩笑说，我很佩服朱镕基总理，但我觉得他更适合作为一个监管者，而不是一个货币政策的*。我个人认为，监管合并和央行应该保持一个距离，但是，不妨在决策委员会的架构里，央行的领导作为成员参加进来，这是一个问题。
监管体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纵向的。一方面我们说要维护金融市场的统一，现在统统地都拿到中央政府那儿监管，我认为这是有问题的。06年我们做了一个金融领域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研究的时候，就提出分层监管，恐怕应该进一步提出来，金融监管将来应该分三级，全国性的金融机构金融交易所，应该中央政府统一监管，地方性的商业银行地方性金融机构，应该交到省里，而那些准金融机构，小贷公司、典当行，应该交到市一级。中国是一个大国，这个国情是现实存在的，它可能更多的需要分权，都统到中央监管有一个问题，首先监管的信息链条很长，传递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问题，容易出现信息的失真。所以，监管，中国应该是一个分权的方向。
另外一个角度，横向同统一的时候，纵向一定要分权，两个必须平衡，否则三会统一在一起，这个机构要比央行大，现在还有人说一行三会都统起来，机构将会变得多庞大，机构庞大了以后，效率就变低。
最后贷款人现在存在什么问题呢？*，央行缺乏独立性，上届政府时期，央行多次想调利率调不了，为什么？2010年吴敬琏老师的学术研讨会上，周行长的讲话，什么意思，本来应该是一个逆周期调控，变成一个顺周期调控。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央行本身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
第二，决策不透明，缺乏问责机制。现在说货币发多了发少了，问谁的责，问人民银行还是问国务院，还是问谁，没有人清楚，到底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谁在参与，都表了什么态，赞成还是反对，将来错了，谁来承担责任，没人知道。过去是关着门的，没关系，但有一样，现在要加入SDR，人民币要慢慢可兑换，随着对外开放，还要参加全球治理，国际投资者不来问责？
第三，决策重心偏高，大区行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那届政府很有意思，舍不得把行政资源给大区行，结果给了大学，弄了一大堆副部级的大学，全世界*。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大区行为什么要发挥作用？国内地区差异很大，每次经济过热都是从东部先起来，中部跟上，然后西部起来，每次宏观调控一刀切，东部切个腿，中部切个腰，西部刚抬头正好切个脑袋，几轮宏观调控下来，西部就越来越难受。
外管局，到底职能是什么，如果为了稳定汇率，应该让财政部掏钱，而不是靠发货币解决人民汇率的事。货币政策委员会一定要做实，货币政策委员会里面应该有各个方面的代表参加，这是央行必须做的事情，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从咨询机构变成一个决策机构，谁参与决策，谁表的什么态，至少十年以后要公布出来。美联储是五年以后公布，日本中央银行是十年后公布，为什么要公布？一方面是对后面的学者研究提供素材，我都不知道谁决策的，怎么总结经验教训，作为一个决策的参与者，如果你十年以后把我的话公布了，我讲话要对历史负责，要对社会负责，要对人民负责，否则怎么去问责。如果一个参加决策的人，不用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这个决策能好吗。
存款保险，应该加快独立成一个机构，像美国有存款保险公司，它应该有一个决策委员会，这个决策委员会，应该由存款保险机构牵头，央行也好，监管部门也好，参与进来，包括一些专家学者、行业代表。所以，我认为现在当务之急，可能是把这三个决策机制给明确了，规范了，金融监管决策委员会，货币政策委员会、存款保险决策委员会，然后向人大汇报。
宋先生讲的很重要的事情，金融监管的独立性问题，04年我们做课题的时候，03年和世行的一次座谈，我当时提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世界银行的一位专家回应说，不光是中央银行要有独立性，金融监管也同样要有独立性。当时我还没有体会得那么深，后来体会越来越深，金融监管确实要有独立性，要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谢谢。
魏加宁：我最担心的是，如果央行和银监会来的时候，最容易出现同步振荡的问题，放松银根的时候，银行什么都可以做，一紧缩银根了，什么又都不能做了，银行能做和不能做，对货币乘数有点大，从这个角度有点担心，我觉得央行监管还是应该有一定距离。刚刚我说的委员会的方式是一个交叉任职的方式，我强调一下，我说委员会不是一个实体机构，是一个决策机制，我们在中国不太重视决策机制，像美联储有一个决策机制，委员会是最重要的，由实体机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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