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的自白：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但我连哭的本钱都没有

　　最近，曹德旺先生因到美国巨额投资建厂，以及对中美产业政策及环境的实话实说与警醒性谈论，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也赢得广泛的尊敬。

　　曹德旺先生早就被称为中国最值得尊敬的企业家、工业家之一，同时，他也是自学成才的经营管理大师，是至今已为中国慈善公益事业捐款超过80亿人民币，却不以大慈善家自居的大慈善家。

　　去年，华商韬略曾根据曹德旺先生赠阅的自传性著作《心若菩提》以及其他公开资料，以*人称的写作手法，简单回顾他的人生与创业历程和精神。特将此文再次修订并分享（未经本人审定），也向老先生致敬：

　　1946年，我在上海出生。

　　我的父亲曹河仁先生是个生意人。他在1935年以前的几年曾在日本学做生意，赚得了10万日元。那时日元汇率比美元高，这10万元算得上一笔巨款。

　　“七七事变”之后，父亲带着全家落户上海，他四处投资继续做生意。我出生的时候，父亲非常忙，忙到忘记给我取名字。等到我9岁快入学时，我的名字还叫“小印度”，因为我没名字，而且母亲总爱给我穿巡警样式的制服，而街上的巡警大多是印度人。还是长福伯给我取的学名“德旺”，寓意“聪明又有德，必然兴旺”，这让我高兴了好几天。

　　我对家里的好光景没有印象，因为在我出生的第二年我们就搬回福清老家，而我们的大部分家产都和一艘沉船一起沉到海底里去了。

　　我的母亲陈惠珍，是“地主”家的千金，是她变卖了自己的嫁妆，才让我们在老家建起一幢二层小楼，一个用三合土垒成的小院子。

　　这个小院干净、漂亮，但我们吃不饱。父亲远在上海赚钱，但每月寄回来的钱不一定会按时到；家里十几亩薄田也没什么产出，母亲和我们6个兄妹常饿肚子，常常是一天两餐，还是汤汤水水。

　　我们饿到难受得直叫唤，这时母亲会把我们聚在一起玩游戏、唱歌。她总是交代我们，千万别告诉别人我们家吃两餐。

　　记住：“让人知道了，只会看不起你”，出门“要抬起头来微笑，不要说肚子饿，要有骨气、有志气！”这些话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因为家贫，我9岁才入学，但14岁就辍学了。

　　从小，父亲就常和我说：“做事要用心，有多少心就能办多少事。你数一数，有多少个心啊？真心、爱心、决心、专心、恒心、耐心、怜悯心……”我不太相信自己有那么多“心”，懵懵懂懂。

　　辍学以后，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已经不高。因为经商起起落落，他把做小生意养家当做了人生归宿。我想的是要赚钱，赚很多钱。

　　1968年，经人介绍，22岁的我和陈凤英结婚。刚结婚我就提出和大家庭分开过日子，母亲很生气地问：“为什么要分开？”，我也很激动：“我要出去闯一闯。我不想老了以后像爸爸一样！”

　　我最终有了闯荡天下的“资格”。

　　我看上了做白木耳的小生意，并且和凤英商量，卖掉她的嫁妆，又借了些钱，凑了几百元，当做种白木耳的本钱。当时，很多人都在种白木耳，政府也不反对。后来，我把白木耳卖到价格比较高的江西，但还是不赚钱，只是没有亏而已。

　　我明白了，自己种是赚不到钱的。从江西回福州的时候，我盘算着，白木耳在福建卖1元，到了江西能卖3元，如果我只倒卖赚差价，不就赚到了吗？

　　回到老家我就和乡亲们收购白木耳，卖到江西去，一次就赚了近千元，到1970年底，我赚到了3000元。那时，2000元就可以盖一个房子。

　　我心想，用这3000元做最后一次，就可以结束生意，好好过年了。可这最后一次却被民兵查了，差一点弄个“投机倒把”的罪名。

　　我没赚到钱，还赔得一无所有，从江西回来我几乎把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干了。

　　英国某哲人说，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但我很快明白，我连哭的本钱都没了，因为还欠了人家一堆债，我只能打起精神。

　　回到村里，我挨家挨户地解释，向乡亲们承诺：“短了的钱，我一定一分不少地给上。”

　　还好，他们都信我，都愿意等。

　　这时候，村干部到我家说修水库的事情。那个年代，全国各地发动人民的力量兴修水利工程。去修水库每天只能拿3元工钱，但迫不得已，我只能选择去，去了才有赚一点钱的机会。

　　我在工地拉车子，一车土半吨，运一次要走十多公里，一天拉三个来回。我还在工地做过修车工、炊事员。当修车工是因为工地的一场大火，把我的车子给烧坏了，但我没有围着营长要赔偿，而是申请自己修车，解决生产的问题。

　　我是营里最后一个拿到赔偿的，营教导员对我的行为特别赞赏，他把剩下的赔偿款，比如粮票、布票什么的都让我领走。

　　没想到这些赔偿变现后有1000多元，而很多吵着要赔偿的工友，也就拿到几十块钱。我不吵不闹，还忘了要，却得到人家主动给我这么大一笔赔偿！

　　更奇妙的是，在营教导员的帮忙下，我在江西被民兵夺走的白木耳，按收购价——比市场便宜了三分之一，卖给了政府。这让我彻底还清了乡亲们的欠款。那段时光是我一辈子最快乐的时光。

　　修完水库，我到莆田大洋农场做果苗技术员，这期间偶然碰到一个同乡人。他向我讨一口井水喝，我知道暑天口渴如果猛喝生水，一定生病，就把自己的一大茶杯凉茶拿出来请他喝。考虑他要走的路还远，我还请他留下休息一晚，帮他搭班车。

　　后来我知道，他是山兜农场的场长，名叫王以晃。当时，我只是出于怜悯，但王以晃感恩在心，坚持请我到他的农场当销售员，卖树苗。

　　1973年春，我到了他那里，不到一年就摸清了销售的窍门。我和村民商定，卖一棵树苗我拿20%，80%给他们，这样整个村子的树苗都是我在卖。

　　到1975年我足足赚了6万元，当时有这么多钱也不敢露富，全藏在家里的床铺下，铺了厚厚一叠！

　　王以晃是我此生*个好兄弟。

　　1976年，在父亲的坚持下，我回到福清高山镇异型玻璃厂当采购员。因为这个，才有了后来的福耀。

　　高山镇异型玻璃厂从创办起就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但我凭借多年的生意经验认为，这是一个能赚钱的企业。因此，1983年4月，我向镇里承诺，到年底上交6万元利润，上交剩下的，我拿40%，高山镇政府拿20%，其他作为固定资产。

　　政府同意了，就这样，我没掏一分钱承包了玻璃厂。一年内，我就把玻璃销量从几十万片变成了200万片，净利20多万，我个人赚了6万元。

　　198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武夷山玩，顺手给妈妈买了一根拐杖。当我肩扛拐杖准备坐进雇来的小轿车时，司机训斥说：“你小心一点，别碰坏了我的玻璃，几千块钱一块呢，你赔得起吗？”

　　玻璃能值多少钱？我觉得这个汽车玻璃有100元就够了，哪可能那么贵？但他的话还是引起了我的好奇。回到福州后，我到几个汽修厂转了转，发现司机的话一点不假，汽车玻璃就是几千一块！

　　这让我无比震惊，因为我算下来认为，如果我来做，汽车玻璃的成本应该不会超过200元。

　　我还发现，在这个暴利的市场中国却连一个有影响的品牌都没有，中国汽车玻璃市场完全被日本和欧美的企业垄断。外国人卖这样的价格，说明他们欺负中国人，认定中国人做不出这样的东西，所以就卖这么贵，再贵，也只能买他们的。

　　我想，中国人应该有一块自己的玻璃。其他人不做，那我来做，我一定要做出来。

　　1986年，40岁那年，我开始筹备这件事，我来研究，来生产——中国人自己的汽车专用玻璃。

　　我的思路是吸引资金、形成产品、然后把产品推向市场。因为当时国家鼓励汽车零部件国产化，我们作为专业汽车玻璃制造厂（筹备中，还没生产），意外获得了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的投资。

　　其时，我们*的难题是产品，我们没有生产汽车玻璃的成熟技术和人才，和外商比我们连入门的资格都没有。因此，那段时间我们满世界找技术。

　　听说上海耀华玻璃厂有一套旧的汽车玻璃设备图纸时，我们连夜赶到上海，花了2万元买下全套图纸。紧接着，我带队到玻璃制造设备*进的芬兰考察，弄回了一套当时国内还没有的先进机器。

　　经过多次调试，从芬兰引进的机器最终生产出合格的汽车玻璃，成本不到200元，售价2000元。

　　这对我来说已经是不可思议的暴利了，但即便如此，还是比市场上的外国货便宜了很多。

　　最初，汽车厂不认我们的产品，我就从维修市场做起，因为价格便宜，质量也不差，所以非常热销，1986年我赚了70万元，1987年赚了500万元。

　　因此，有人说，“曹德旺不是在做玻璃，而是在印钞票”。这是我这一生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其正确，首先是在方向正确，方向决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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