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滴滴村：司机们把轿车换成货车，转型搬家村

　外来人

　　你很难找到后厂村的正式入口，标着“货拉拉”、“58速运”、“XX搬家”的货运车像城墙般将村子围住。走进村子，疯长的野草间，棉被的覆盖下，随处可见外地牌照的小轿车。这些小轿车曾经撑起了后厂“滴滴村”的名号。

　　后厂村有自己完备的运行系统：用粉笔标示的小卖部、流动躲避城管的水果摊、简陋的理发店、没有招牌的小饭馆。。。。。。它们简单粗暴，恰到好处地满足了工人们的一切所需。很少有人有闲暇去维护公共空间，黑色的脏水在地面的小沟壑静静流淌，恶臭总在无意间袭来；女人们把被子铺在车上晒太阳；男人们坐在路边废弃的沙发上闲谈，观看路人。

　监管风暴过后的“滴滴村”

　　作为这里少数的本地人，房东黄大爷对外地人在这里的疯狂扩张摇摇头，他的三间小平房都租了出去，一间收300块的房租。在这里房租从几百到一千多不等，两层的小楼房要上千。

　　“2007年附近一个地方拆迁了，都跑到这里来，那年人特别多。”村子想尽办法容纳外来客，一个窄窄的走道里容下了一排放洗脸盆的架子，小小的房间里放上了两层的小床，原来生产大队的院子也被用来改建房屋。总之，这里充斥着拥挤，和随时可能袭来的恶臭。

　　许明拖着他关节炎的腿溜达着带我去吃了一碗红油抄手，过段日子这个容纳他们乡情的小馆也将不复存在。相比于滴滴村、搬家村这样变化的称呼，重庆村才是这个城乡结合部的底色。

　　白天的后厂村人流稀少，卖糖果的王阿姨还没有卖出一块钱，她和她灰色的小推车与周围土黄色的色调搭配得很和谐。

　　一辆共享单车被毫不客气地扔在臭水滩里，那些闲置的滴滴用车，则被冷落在尘埃和荒草里。这种混乱和破败感没有掩住这里的生机：巷子里的油烟都是重庆风味的麻辣，掩蔽或公然的麻将桌、牌桌、妇女叫小孩的明快口音，都在昭示着这里是重庆人的地盘。随着外来人口的扩张，北京本地人被稀释得越来越少，偶尔在路上听见自行车上放着北京味儿的相声，令人多回头看几眼。

　　当你向路人打听滴滴司机的下落，得到的回答大多是去拉货了。

　　“以前开滴滴的人都去打工还贷款了。”网约车新政实行之前，这里是远近闻名的滴滴村，这个村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随机访问的滴滴司机中，都有过被记者采访的经历。“有两三个记者拿着摄像机过来，让我自然点，躺着倚着都行。还有人开车出去，在村口就被记者拦下。”工人许明*次接受采访的时候，显得新奇而慌乱，两三波记者过来后，他已经习以为常。都是奔着滴滴来的，如今没有北京牌照的他，并不热衷于谈论这段曾给过他甜头的往事。

　　成为一名滴滴司机之前，他是个安分的货运司机，听说有人开滴滴一晚上挣了上千元，他动了心，用他重庆牌照的车全职跑起了滴滴。他真的挣到了钱，多的时候一个月有八九千。

　　网约车新政出台后，他们贷款买的车成了自己代步的私家车。风潮褪去后，他们重新拾起搬家和货运的行当，滴滴生涯结束了。

　　你可以随处听闻一些令人唏嘘的故事：潘全花八万元贷款分期买了一辆车用来跑滴滴，一个星期后，“知道的那一刻脑子里是空白”。现在他干回来了搬家的老本行。

　　张万算是幸运的，来北京十二年，像这里很多雷同的故事一样，年少的他听老乡说有人在这里混得很好，便一同来了。他从搬运工做起，慢慢有了积蓄便买了车做货运。前年他做了一个月的滴滴司机作为兼职，后来空调搬运的活多了，就此搁下。拥有北京牌照的他，现在正在考虑要不要再买一辆车跑专车。

未来

　　在潘全家住的二层小楼里，挤着十几户人家，从窄窄的过道看过去，是一排整整齐齐的厨房和似乎望不见底的昏暗。他家的斜对面是彭水老乡开的小饭馆，没有明显的标识，只有门口一张破旧的台球桌和牌桌提醒这里是个休闲之地。

　　吃饭的客人们，边吃边重复着刷新手机页面。整个村子的老乡们都在抢货运的单子，他们不得不时刻紧绷着。

　　网约车新政之后，滴滴村人重新拾起搬家的行当。

　　网约车新政之后，滴滴村人重新拾起搬家的行当

　　“就我们村的单子那么难抢，换个地方就好些，这边做这个的人太多了。”

　　在抢单的紧绷情绪中，藏含着关于未来的焦虑。许明静默地点燃了一根烟，看着院子里自己的车。重新做起货运的他，因为自己的车排放量不符合进入五环的新政策，9月20号之后不能再进五环之内。

　　她的妹妹显得充满担忧。他丈夫半年前花大笔积蓄买了辆车开滴滴，要供孩子上学，现在要向别人借钱才能还清贷款。她现在的工作是帮丈夫在手机上抢货运的单子，在跟我说话的同时，手指不停地刷新着手机界面以防错过单子。

　　即使有关于对出路的种种忧心，并不妨碍他们搞好自己的生活。我在路边吃饭的时候遇到刘建，他坚决等我吃完饭再说话，“做什么什么事都可以不专心，吃饭却一定要专注。”他这几天打算休息一下，和朋友们吆喝着要去打牌：“不管有钱没钱，我们重庆人是很讲究享受的。”

　　他戴眼镜，斯斯文文。来北京已经二十年了，有时候他难以想象这个时间，他想“等把北京挣穷了再回老家”。事实上回去的理由也可以很简单，这里要被拆了。即使这个村子已经在拆迁的风声中过了好几年，刘建也依然在等着这个直接促使他回到重庆彭水老家的理由。

　　“在北京也做不了其他的，回家住自己家的小楼房多宽敞。”他一直本分地做着搬家的活计。即使这个村子面临被拆迁的命运，还是有人抱着出来闯一闯的理想来到这里，万宝就是这样。他来这里两个月。“北京的大米都是香的，这是大实话。”相比于在老家种地，这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觉得这里充满了新鲜感。依然有人想要住进来，有人挨户打听“还有空房吗？”得到的答案是：“早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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