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两则新闻报道引发关注，一是雄安新区明确提出要成为“中国硅谷”，二是《南方日报》报道称，今年，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战略，对标全球打造“中国硅谷”，并且明确广州、深圳、东莞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东莞的发展首次被放到与广州、深圳两个国家中心城市同一平台去谋划推进。
这可以看出多重信息，包括城市群组团发展成为中国城市当下乃至未来的重要走向，并希望由此提升在世界级城市群竞争格局中的话语权，增加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的纵深度。同时，中国城市内部竞争加剧，资源、高新产业链条的头部地位争夺等，都在加剧。
相对简单的划分，我国已经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珠三角五大国家级城市群。城市群最初的目的，是要解决城市健康发展的问题，通过建立新型的区域协作机制，让城市之间以合作共赢的方式解决共同的问题。
而随着技术革新、要素流动和产业转型升级等因素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已正由传统的省域经济与行政区经济向城市群经济转变，城市群已成为中国区域发展的主要空间形态。从当下来看，城市群尤其是对标全球性城市群的部分城市群，其合作与竞争都更是产业链之间的竞争。
城市群更好实现了产业发展资源更强的聚合效应，通过群中各个城市彼此间的资源互补，形成更具效率和价值的产业链条。目前，以参与全球价值链升级竞争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模式已愈加明显，“产业升级+政策创新+全球性城市群”，城市间深化价值链合作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正在形成。
国家政策也正提供助力。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城市群发展效应显现的同时，大城市周边的都市圈渐序形成，作为核心的大城市或中心城市的价值也更趋大化。
这也意味着中国城市的竞争格局中，城市群的组团竞争已渐成事实并逐渐激烈和扩大化，但城市间的个体竞争依然存在，并将长期存在，因为对单个城市自身来说，需要在共促合作下竞争，提升自己自己的话语权，以及在未来城市格局中的权重。
城市个体的竞争不仅存在于城市群内部、省域内部，在区位优势、国家政策支持等发展要素，经济体量等差距不大的不同省域城市间，更为明显。
可以看到，“强省会”已成为近几年区域经济变量的明显产物，部分省会城市强势崛起，对省内资源的吸附作用更加明显，这是既定事实，也是城市化发展的规律之一。
新一线城市中，谁将晋级为一线，成都、武汉、杭州、天津还是苏州，或者其他城市？杭州的声音一度较高，尤其是10月1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邮票揭幕，邮票上只展示了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的代表性元素，但没有广州，引发广州被踢出了“一线城市”，杭州将取而代之的猜测。
有看法认为，这一纪念邮票显示出明显的寓意，即最能代表中国现阶段展示给外界的四座城市：北京、上海、深圳、杭州，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京沪广深”，且意味着二线城市拥有晋级“新一线城市”的机会与实力。
正是类似的猜测和希冀，给了很多城市晋级的渴望和动力，同时带来了焦虑。
一个现象是，当北京上海收缩户口指标、控制人口规模之时，武汉、成都、郑州、西安、长沙等城市纷纷展开“抢人大战”，提供颇具吸引力的人才政策，包括给户口、买房优惠、创业扶持政策等，吸引更多高端人才入驻形成人才集群，驱动创新，进而实现产业集群，驱动城市升维发展。
同时，“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机遇下，争夺更加激烈，这不简单是一个头衔的获取，更是一个城市能否获得国家在一些大的改革开放创新举措、具有战略引领意义的先行先试部署上，以及一些重大功能性项目配置上优先考虑的关键因素。
此外，“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等区域战略建设推进，既促推了沿线城市的内部开放和对外开放，也加剧了这一政策红利的争夺。
可以说，中国城市正面临着更为复杂纵深的变局和机遇。
站在一个更巨阔的背景下来看，作为经济发展的能量体，在当下新一轮中国经济改革棋至中盘的关键期，中国城市的走向不只决定着经济能否顺利探底回升走出“L”型，也决定着中国在全球经济的话语权多少。
目前，国内供给侧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新旧动能转换尚需时日，金融去杠杆任重道远，城市如何在新经济新常态下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如何实现自身的跃升，如何对未来发展作出新的规划？
中国城市何处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住建部副部长倪虹,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范恒山,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原深圳市副市长唐杰,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等重磅嘉宾将出席12月2日在北京举办的“2017凤凰网财经峰会-中国城市百人（冬季）论坛”，就以上话题给出自己的真知灼见，为中国城市发展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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