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跨境投资：早期投出独角兽是低概率事件，黑天鹅转“黑犀牛”重构价值链

　　暌违2017年，股权投资市场现状几何？哪些经验需要碰撞、分享？2018风往何处？新一年，VC、PE有哪些策略变化？行业里，又将缔造怎样的商业传奇……

　　2017年12月6-8日，由清科集团、投资界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股权投资年度论坛”在京举行，汇集股权投资界巨匠精英，以趋势、策略、行业角度剖析这个时代。

　　在“玩转跨境投资”专场圆桌环节中，致同会计事务所国际业务全国负责人黄志斌，新毅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CEO孙涛，联想创投董事总经理王光熙，雲九资本董事总经理王京，旦恩资本执行董事新纪夫，盘古资本创始合伙人、盘古创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许萍，合力投资管理合伙人张敏共同参与讨论。

黄志斌：请各位嘉宾先作下自我介绍。

孙涛：我来自于新毅投资，新毅投资是在中国大陆和香港都持有金融牌照的管理公司，我本人常驻香港。新毅团队都是拥有十多年海外投资经验的专家，同时也有很多境外人士。我本人见证了新中国跨境投资并购的整个过程，最早我代表中石油做海外收购兼并，属于第一批尝试者，如今投资并购主体、成分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像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并购的质量也都非常高。新毅在香港建团队，也是适应了一带一路和全球化的浪潮，希望通过我们的专业服务，帮助中国的企业更好地走出去。

王光熙：联想集团是中国最早实现了全球化布局的企业，我们专注于各类IT的产品，包括手机、电脑、服务器各种解决方案的全球化、销售。联想创投是联想集团旗下的战略投资基金，配合整个产业的全球布局，目前主要专注于AB轮相对早期的股权类投资，能够帮联想建设一个全球化的技术生态，和一些商业生态的环境。

王京：我来自于雲九资本，是一群投资行业老兵做的基金，我们主要是投资TMT领域（互联网和高科技）AB轮的项目。雲九与国内大多数基金不同的地方是，从成立之初就在海外有团队，是一支中国本土的美元基金，主要投资在美国的中国创业者团队。全球化出海还有跨境等一系列的话题，都是雲九投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新纪夫：我主要负责旦恩资本新兴市场投资，区域包括东南亚、印尼、缅甸和越南、印度，还有非洲肯尼亚、尼日利亚，目前在雅加达和内罗毕都有办公室和落地的团队。我们也是非常看好在信息方面的华人创业，和中国企业进入这些新兴市场的机会。

张敏：合力投资是典型的专注早期的创投基金，即从天使到A轮，我们管理了四支人民币和一支美元基金，通过美元基金在韩国、越南、印度投了一些企业，也算是一个本土的人民币基金，也做一些出海境外投资。

许萍：我来自盘古创富，我们是一家纯外资的投资管理公司，到2018年正好十年，我们自身的成长就属于跨国并购，盘古创富最初成立时其实是一家日本的子公司。2010年我们做了一个MBO，这个团队就落地北京，开始本土化的运作。以美元为主，做早期、成长期投资，A到D轮都是我们投资的方向。过去在海外的时候主要做并购的，集中在大陆和台湾、香港，还有日本，东南亚圈这个领域里面。

黄志斌：我是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国际业务的负责人，致同中国81年成立，致力于跨境服务。这些年有一个深刻的体会，最开始是国外的投资，现在大部分都是走出去。从最开始的产品贸易，到产能走出去，然后就是非常多的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的收购兼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是，金融机构包括一些保险机构在海外大量收购不动产，最新又有新趋势，就是股权投资的机构在海外设置分支机构，投资一些高科技领域，不管是在初期还是在后端的投资。我们面临的是全球化的问题，客户需要全球化，客户需要资本，股权投资也是需要全球化。

　　今年在座的各位都是战斗在股权投资第一线领域的专家，全球化这个概念对股权投资机构有什么样的影响？

孙涛：15年前，甚至更早时间，温家宝总理提出来要生产经营型向资本运营型转化，我在中石油，中石油的资产运营部成立，开始进行海外收购，这是新中国成规模收购的开始。从那个时候国家已经注意到了全球化，我们这种资本的引进到资本的输出，与境外的投资相比有一个不同，当时最先考虑的是资源的获取和控制，还没有想到怎么专业化追求利润。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变化，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变化，我们的并购主体可能不是中石油这样的央企，都是一些有实力，有专业知识的民企，而且他们做了很好的投资，这是国家发展带来的变化。全球化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也是一种需求，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当一个企业需要进一步增长时，需要很多外部资源，投资并购讲的是纵向并购，产业链上的延伸，还是横向并购，在这种全球化的风潮下，你不做，别人就做了，这是主动和被动的关系。你不做，被动推着你要去做。因为现在科技的发展、人才的国际化，这种全方位的全球化带来了信息的快捷和全面，过去靠信息不对称的赚钱方式，已经消失了。这带来的竞争也会激烈，股权投资的行业也会更加的专业化。

王光熙：过去十年到十五年，联想集团整个成长过程，是一个典型民营企业的成长史。04、05年IBM的收购，是最早的蛇吞象全球并购的案例。最早我们希望走出去，获得一些跨境的并购，获得一些新的产业升级、产品升级和技术升级的能力，到了后续一些并购，我们更多横向去开拓新的国际的子品牌，然后是并购一些国际的渠道资源，来获取业务。今天互联网到智能互联网的时代，全球信息化浪潮越演越烈，智能制造和AI浪潮下，这种股权的并购，尤其是产业导向对股权的投资，境外投资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对于联想来说，会更多关注生态类、技术类和高科技类的投资，我们会进行一些内部的孵化，并且让内部孵化的新兴业务从中国走出去，走到一些新兴市场，去输出一些商业模式，输出在中国已经验证过的好的一些互联网的模式，过去我们看到了，也是实践过了很多类似投资性的行为。

　　过去很多年不同的机构，包括产业的，也试图把一些更好的技术，能够引进到中国，变成一个美国科技或者以色列科技，加上一个中国市场的模式，这样就会变得更加多元化。未来可能是一个更加多元化和根据不同的产业，不同战略的诉求，会更加多元化的时代。

王京：我们作为一个早期股权投资者，对于全球化的理解，从高科技领域的产品技术来看国际的差异会越来越模糊的，尤其是在团队上，比如说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核心的高端技术团队，可以把他的服务团队放在印度，这样早期的创业企业在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全球化的格局，全球化的布局。这不是为了全球化而全球化，是因为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人们分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显。在国内一个技术团队和在美国一个技术团队，在同等成本的情况下，可能美国的水平会比这边高一些，企业当然愿意把研发中心放在那边。

　　所以在今天早期创业团队有越来越多全球化的团队诞生，对投资人来讲，自然而然从全球化的角度上去看待股权投资。近年市场上出现了很多非常知名的，面向北美市场的应用，他的团队是由中国人组成的，只不过把自己的用户目标，放在美国、欧洲。同时一部分事业部放在国外，这样的全球化的团队正是我们在股权投资，风险投资发展到今天的一个必然的趋势，也是未来的一个很大的发展方向。

新纪夫：从团队自身的经验上来讲，我们更多关注新兴市场国家，中国企业其实很早就进入这些新兴市场但是第一波肯定是国企和央企，从国家战略上进入这个市场。第二波是大型的民企，比如说华为和中兴、联想等优秀大型民营企业进入新兴市场。在第一波和第二波沉淀下来很多的资源、人才以及对当地的市场理解。在最近几年时间里面，我们就发现沉淀下来这些东西，开始发酵了，这对我们来讲是一次发现并抓住全球化的机会，

张敏：稍微有一点不同的点，我们投资是从天使到A轮，投的项目具有全球化和国际化视野，其实主要还是由A、B、C轮的人去推动，天使还早，一个项目从一进来什么都没有，我直接要全球化，要五千万美金，去占领东南亚和美国，我会比较慌的，这一块我们的感受不深，我们感受深的可能是从早期来说，的确做早期投资的，去看一个苗子，发现这个东西能够有全球化，能够比较容易复制的东西，这个潜力是很大的，这种项目肯定在我们心目当中的分数就会高一些，至少应该有这个基因和可能性，这是第一。

　　第二，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大家都知道在00年到05年之间，05年到10年之间也是比较多的，基本上在那个时代，如果美元基金去说这个项目很棒，相当于美国的雅虎，基本上有一个对标。对标的好处是让你的合伙人交流的成本降得很低，非常迅速的去理解他的业务模式。这几年就很明显了，你要去印度开投资会，他们会说这个相当于中国的顺丰或者美团，实际上是由于中国在互联网行业的国际化和全球化之后，将成功模式在其他项目上复制。所以从早期来说，全球化和国际化其实蛮关键的一件事，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复制，根据你的生命周期在这些地方去找到类似的东西，提前去播种，他们最后长成一个全球化的体系，这一点可能是稍微不同的一点。

孙涛：张总是投资界的老兵，现在都是年轻人在做，他们做全球化，海外的背景很令人眼前一亮，像我们这种老兵怎么在全球化当中不落伍，甚至引领年轻人做好投资，我看您做的不错，分享一下这个经验。

张敏：前不久流传一个段子，《中国老年报》上是70后的老年人追求生活质量，60后的老年人在追求身体健康，我已经进入到了中国老年报追求身体健康的那一批人。我们团队中，我是60后，其他全部是80后，没有70后，我们作为心不甘的老年人在全球化这一块肯定有压力，投TMT、投机器智能、投医疗健康的时候，肯定是有一定的压力，唯一的好处就是，二级市场我不太熟悉，一级市场前半段熟悉一些，我们在国外留过学，留这么长的时间，再回国，要把中国搞清楚，出国的时候对海外的理解，对文化的理解可能要深一些。

许萍：我稍微补充一点点，中国在互联网产业越来越有存在感和影响力，以前我们看项目，相当于对标于美国的项目，大家一听就知道这样的模式。现在中国越来越更多创新向世界输出，很多美国公司也在向我们学习，这是一个好的趋势。

　　另外，新一代年轻人的消费方式，旅行也好，还有各种跨界玩耍的方式，跟以前完全不太一样了，这种国际化也是形成了很多新的投资方向。再者，我们也做医疗，国外一些前沿的东西会影响政策，有一些政策和制度上的更改，某些行业的速度，这两年大家过了几个过山车，一会儿P2P，还有现金贷，比特币也不能买了，干细胞也被打压，干细胞也是精准医疗这一块，像基因和细胞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领域，今年就陆陆续续放开了，但是有一些领域的专利在别人的手上，我们国家也有一些大一点的集团去跟他们做合资公司，为了在中国发展。我们人口众多，原来比较粗犷式发展的时候，有一些累积的临床经验，作为新药和治疗办法批准到什么时候，这个是没有的，我们的治疗方法是相当丰富的，发展阶段我们不会输给人家太远。我在日本待了20年，今年ICT全部封掉了，所以我看到的小朋友都跑到日本和新加坡去注册公司，我也在思考这些领域应该怎么样去跟他们打交道，这些基本上都是90后，以太坊的创始人94年，全是90后的孩子，我们的制度和政策会不会给一些空间，让它延缓，这个时候是不是追到国外去投呢？有一种被迫式的跨境投资，也是我们以前感觉到的。像细胞领域，金融领域管制比较严格，还有医疗领域，就是制度上的这种起伏，有时候我们也会采取被动性的跨境投资。

黄志斌：其实全球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过程性的东西，未来不断全球化，另外范围也在不断的变化，从做简单的投资，到现在的一些股权投资，或者一些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是，全球化不管是范围、内容，还是阶段性的变化，我们的观点是一定要全球化，怎么去跟国际接轨，怎么按照游戏的规则去玩，这个非常重要。

　　作为中介机构，我们也感觉到最近几年存在越来越多走出去的需求，包括收购资产、投资之类的。现在走出去这个话题非常火爆，包括一带一路。另外我们都在强调全球化、走出去，全球化和走出去是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你才能去做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另外跨境的投资，是不是需要一些门槛，或者一些要求，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我们现在也非常多的说到大概率事件，跟跨境投资当中是不是存在“黑犀牛”的现象，这种现象我们怎么样去把握，怎么样防范，会不能产生一些机遇？这也是我想和几位嘉宾探讨的话题。

孙涛：跨境并购或者说国际化，有什么条件？第一个条件要有钱，这是首要的条件，并购浪潮火热的时候，大家都想出去，我没有钱，也想出去，老外发现我没有钱，我说我有并购，他说你有钱吗？我说你有，把说把你的银行存单拿出来看一眼，我拿不出来，我就退了。第二个因素，是决策机制。决策流程是必须要走的，我们的决策机制是在跨境投资和并购的时候，外方非常重视的一个。

　　现在为什么民企能够非常成功，做的案子质量非常高，我可以决策很快，甚至比老外的决策还快。民营企业基本上一只笔，老板一个人说了算，拍一个板，马上就可以签协议，所以就做得很成功，比很多国企做得很好，就是有效率。

　　第三，文化的融合，并购下来以后的企业你怎么去管他，华人当中做的最好的是李嘉诚，他就是雇佣当地的团队，他可以管得了当地的团队，他和当地的团队没有任何文化差异，才能管好这个企业。所以要有钱，要决策快，符合这个市场规律，无论用什么方式，能够使并购的企业和团队融合起来，我们出去并购，很多都是失败的，为什么失败？当时并购很对，是因为后面各种不融合，使这个企业走了下坡路，看起来了并购的失败。

张敏：做这个一定要有钱，没有钱肯定是做不了的，所以首先我们做早期投资就没法回答那个问题，海外并购肯定做不了，并购一个餐厅还可以。中国APP并购一下海外APP都有可能，我在加拿大看过一个项目，某某垂直领域加拿大最大APP，一天日活12万，我说墨迹天气日活8000万，他们国家整个才2700万人。

　　在这一两年海外的投资开始火了，可能是有一些条件成熟了。海外华人在各个行业沉淀了人才，这是基础；第二，中国资本和民间变得富裕，上市公司有足够多的资金。第三，中国有很多企业通过自己的优势走出去了，这三点可能带来了海外成熟门槛的基础。

　　我们在海外也投了将近十多个早期项目了，远远还没有到系统化的程度，所以还很难说有什么经验，连一腿还没有迈出去，只是在尝试。这个尝试过程中，我们的思考是这样的：第一，这里“黑犀牛”就出现了，自以为自己是好像很开放的，对文化理解很深透的，但是没有那么简单，我在一个国家生活两年，我对这个国家的文化就了解了吗，那么这个文化就没有意义了，文化是在基因里面。十多年美元基金进中国，日本的钱进入中国，中国现在做得最好的所有基金的合伙人，全部是跟我们一样的，一定是中国人，出生在中国，长在这里，基本上最牛的就是这帮人，这就是文化。

　　文化不是说我可以跟美国人用英语聊聊天，或者跟他们吃饭，这个差得很远。“黑犀牛”就是不要自以为是，你觉得你对他们很了解，你就能帮他们做出投资决策判断，但是错了，你只能做辅助。我们自己在美国和印度投了一些项目，都是依赖印度的知识去做的投资决定，把美国高盛一个团队调到中国来，三个月去调查中国的社交软件，能了解得比我们更深吗，这个很难想象的，所以“黑犀牛”就是不要自以为是，你旅游全世界就能了解文化，就能深入去做投资，这完全是两回事。

张敏：说到黑天鹅和“黑犀牛”的时候，我只说早期投资，大家都说我要去投一个非常稀有的独角兽，其实这是一个黑天鹅事件，就是低概率，早期就是低概率事件。我稍微有不同的观点，我也希望搞几个黑天鹅，几百亿和几千亿美元，但是我觉得做好早期投资，不是去找黑天鹅，是找“黑犀牛”，早期天使投资真正的钱是黑天鹅转“黑犀牛”，我能够通过一种业务模式，一种产业链的重构，把这个价值点修正一下，把产业链打短，那是一个很赚钱的生意。看一下滴滴，看一下摩拜，都是“黑犀牛”，利用率很低，骑车很辛苦，其实是没有意义，或者是价值反向的东西，最后用一个很粗暴的手段把它给解决了，就完成了黑天鹅的转换。所以更喜欢“黑犀牛”，但是“黑犀牛”很难判断，他就在你眼前，很容易判断就不叫“黑犀牛”，所以应该叫变色龙。

黄志斌：最后有一个话题，刚才说得非常火爆，可能在投资过程中要有一些注意的因素，“黑犀牛”的事件怎么去利用这些机会，马上就到年底了，2018年马上要开始了，在座的各位都是战斗在跨境投资的第一位，每位嘉宾用一句话来给我们做一个预测， 2018年跨境投资，哪个领域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或者能赢得比较丰厚的盈利。

孙涛：投资新经济，到香港创新板上市。

王光熙：我觉得从互联网和科技这个角度，因为这是我们关注比较多的，在新兴市场的投资，尤其是中国很多模式的输出，确实需要去寻找下一个两位数增长的经济地域，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

王京：我是反过来想的，可能在20年前这样的讨论发生在美国，美国的同行们，美国的创业者，美国的投资人去讨论新兴市场中国有哪些投资机会，我们是不是要去，我们应该怎么做？我很看好出海和跨境，包括投资，但是我更愿意从历史当中去重新思考，到底外国人到一个地方创业失败这件事情是一个客观规律，还是说外国人到中国失败这件事情是客观规律，而中国人走出去是一个客观规律，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新纪夫：2018年或者接下来几年我们的策略非常直接，我们就是跟着oppo和vivo，他们打到哪，我们就看到哪。

张敏：这个战略很直接，我们专门开会讨论过，美国去看最先进的一些技术，智能算法，大数据，尤其是人工智能这一块，在中国完全要专注在消费升级和这些技术的应用，在印度、越南、泰国，就是中国十年前赚钱的东西去扫一遍，就是这个政策。

许萍：，这两年是一个上市的高峰期，我们被投企业有好几家公司在香港、美国，今年已经在美国上了一家，明年大概有3、4家去香港和美国上市。看到他们走出去，拿到了钱以后，在国际上的并购活动会更多一些。同时我们自己也在关注一些海外的项目，其实我前几年直接投向海外的还是比较少，但是刚好明年也迎来我们公司的第十年，也是考虑一些新的发展，我们也有向国外发展的一些想法和计划。

黄志斌：我们现在投资管理规模都仅次于美国，全球第二大，我们现在有上万家投资机构，所投资的企业应该也有企业做跨境，投资机构也面临着一些跨境的竞争。说玩转跨境投资，我觉得这个话题听着简单，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个话题。今天也非常有幸能够请来几位嘉宾，大家共同来沟通探讨这一方面的问题，一些领域，所以非常感谢各位嘉宾，写非常各位来宾，谢谢大家！

本文来源投资界，原文：https://news.pedaily.cn/201712/42434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