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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中的“共享办公”下半场:商业模式是最大命门

伴随着创业热潮从汹涌到平稳,原本喧嚣的“共享办公”领域也正展现出更多面的形态,但不论是产业结合型、资源对接型、还是跨国平台型,创业者们自会根据团队与行业属性“用脚投票”,选择合适的业态进驻。
2018-01-09 15:49 · 钛媒体 苏建勋


  2018年伊始,号称联合办公领域*一笔收购案落地:优客工场完成对洪泰创新空间的全资收购,交易完成之后,优客工场总估值达90亿元。

  “合并,是顺应大势的战略决策。”被收购方,洪泰创新空间CEO王胜江表示。

  尽管没有哪一方愿意承认联合办公行业的衰落,但从2017整年的动态来看,联合办公领域“抱团取暖”的现象已不是个例:

2月,腾讯众创空间战略入股梦想加空间
3月22日,无界空间全资收购Funwork富空间;
3月24日,联合办公空间WE+和办公社区酷窝COWORK宣布合并;
4月,位于上海的联合创业办公社(P2)和Workingdom达成战略合作;
9月,优客工厂与方糖小镇通过换股成立合资子公司。

……

  成为下一个 Wework 几乎是所有“联合办公们”的目标。不过,就拿国内风头最劲的优客工厂来看,其90亿人民币的估值,还无法与 200 亿美元估值的 Wework 相提并论,而后者具备的17万+企业会员体系、分布超过全世界30个国家的网络效应,也是国内玩家们短时间难以企及的距离。

  商业模式是制约联合办公企业的*命门。

  传统理念里,诸如优客工厂、SOHO 3Q 等联合办公做的是地产租赁生意,即前期拿地、中期维修、后期出租,这种俗称“二房东”模式考验的是空间流转的性价比。也正因如此,诸如优客工厂创始人毛大庆、洪泰创新空间CEO 王胜江均有着地产领域的深厚资源——毛大庆曾为万科前副总裁,王胜江则是SOHO中国高级副总裁。

  但对于 Wework 来说,地产租赁仅能在8亿年收入中占比一成,其余收入则更多来自于投资初创公司获得的股权分红。自 Wework 2010年创立以来,已经投资了超过90家公司,其中21家已经在纳斯达克上市。

  也就是说,单纯依靠物理空间出租已无法为联合办公企业撑起估值。毛大庆也在多个公开场合强调,优客工场要打破出租工位的物理界限,将业务从联合办公逐步拓展至创投中介、风险投资等创业生态,届时,优客工厂的房租收入占比将下降至30%-40%,其余收入还将包括 FA 撮合费、基金管理费、自有资金跟投分红等。

  由万科前副总裁毛大庆创立的优客工厂目前已获得9轮融资,估值90亿元。

  这代表了当下“共享办公”领域的另一奇特现象:没有一家机构愿意被单纯的定义为“联合办公”,在他们身上,往往交叠着孵化器、加速器、天使基金、创新平台的影子。另外,每家机构招徕创业团队的手段也较为相似,比如定期举办所谓的课程沙龙、找来创投圈大佬站台、以及宣称平台内的公司多块能拿到下一笔融资。

  而在联合办公企业抱团取暖的另一面,这一领域又不断诞生着新形态的玩家,比如巨头内部孵化模式的阿里创新平台、腾讯众创空间;产业孵化型平台三一重工太阳谷、海尔海创汇;以及传统开放商万科、金地、远洋等推出的共享办公品牌,都在试图从传统的联合办公领域中突围,结合产业或者巨头资源,在新的创业浪潮中分一杯羹。

产业孵化器:是壁垒,还是桎梏

  “前几年联合办公被吹上了天,但潮退了才知道谁在裸泳。”北京三一太阳谷孵化器合伙人兼 CEO 唐溯对钛媒体说到,在位于北京昌平区的三一重工产业园中,太阳谷孵化器占地近8000平方米,涵盖开放式会场、报告厅的办公区域,还有 600 多个集装箱样式的私密式办公空间供创业团队使用。

  在三一重工太阳谷孵化器内部,有600个集装箱样式的办公室供创业团队使用。

  从2016年10月开始,唐溯受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之子梁冶中之邀,开始着手对三一重工下设的太阳谷孵化器进行搭建,此前,唐溯曾用三年时间,在上海闵行开发区成功运营过TMT产业园“云部落”,并孵化出俏动智能、星站 TV 等三十余个创业项目。

  在唐溯看来,以物业为载体的 Wework 模式尽管在2015年“双创”热潮中得以盛行,但仅凭出租工位并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运营孵化器一定要跟产业相关联,而唐溯正在做的,就是将三一重工运营30年中积累的工程技术、供应链、研发技术等资源,逐步开放给创业者与社会。

  这也是三一重工这类龙头企业能够快速形成的壁垒。唐溯将太阳谷孵化器比作三一重工创新的一块“试验田”,进驻其中的团队可以快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并通过与三一内部产品线的结合得以试错,比如太阳谷孵化器内部的一家从事光伏清洁机器人的团队,唐溯就快速将其推荐至三一重工的光伏产业,最终帮助该团队成功拿下了三一重工的光伏清洁业务。

  目前,仍处于试运行期间的太阳谷孵化器已有超过 40 家创业团队入驻,但唐溯认为,入驻项目的数量并不是核心指标,她希望后期能通过项目的筛选与助推,将太阳谷孵化器定位为更垂直的智能制造产业孵化器,从而提升创业团队与三一重工集团资源的匹配度。

  “很多创业团队过来都会直接表明态度:想把三一当作客户,或者被三一投资。但随着入驻团队的增多,我们会根据创业公司类型划分是否为智能制造紧密产业/相关产业/边缘产业,并据此设定针对团队的租金,越是和我们本身生态强关联的团队,将能获得更多的支持。”唐溯说到。

  不过,对于创业公司来说,能在早期拿下三一重工这样的客户自然难得,但同时也要注意,一味地满足几家大客户的需求,很容易沦为大企业的服务商。

  唐溯也十分清楚这一点,她将自己比作三一重工与孵化器企业之间的“平衡器”,为的就是一方面拿到三一重工的钱、技术、人才等资源,另一方面避免三一重工对创业团队有过多干涉。

  “太阳谷孵化器与三一重工的关系应该是即依托,又能相互独立,我也在摸一套与大公司相处的方式。”唐溯告诉钛媒体。目前入驻太阳谷孵化器的团队在股权上与三一重工保持独立,租金上也给予不少补贴,在加上孵化器空间的筹备装修,三一重工对太阳谷孵化器的投入已超千万级别。

  在三一重工的高层看来,短期的建设与租金投入,是为了通过孵化器的形式押注智能制造领域可能出现的风口。唐溯也保持着几乎每周与三一重工董事梁在中等高管在内的沟通,但“内部推动”仍将成为唐溯运营太阳谷孵化器的又一难题。

  为了做好三一重工与太阳谷孵化器中间的“调节器”,唐溯必须与三一重工总裁唐修国、董事梁在中等人保持时常的沟通。

  “原本三一重工的园区采取军事化管理,进门需要搜身,这还愿意过来创业?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找到董事长,才解决了这一问题。”唐溯对钛媒体表示。

  类似的推动还有很多:为了让三一重工高层对创新扶持的意志顺利贯彻下来,唐溯正在建议三一重工内部将“创新”变成数字指标放进 KPI,以免中层员工在执行时一味看重利润指标。

“共享办公”们真的了解创业者的需求吗?

  乍看下来,产业孵化器中的创业团队离钱近、离技术近、离客户近,似乎是当下小微创新企业最合适的去处,但在阿尔法公社创始人及 CEO 许四清看来,产业孵化器要警惕对大公司的依附,这不仅会造成决策机制缓慢造成的效率底下,同时也会扼杀创业团队独立思考的能力。

  “要么归顺、要么逃离。”许四清以他曾经在大公司内创业的经历谈到,而在成为投资人后,许四清也更懂得站在创业者的角度去想问题,在他看来,不论是投资人还是孵化器等机构,都应该深度思考创业的需求,去了解如何能更加贴近创业者。

  2014年,许四清创立天使投资基金阿尔法公社,同时还用管理基金的收入,租下北京来广营附近一层近千平米的空间,不收租金,不拿股权,只邀请阿尔法公社投资项目入驻,既能帮创业团队节省一笔办公开支,也方便创业者之间互通资源。

  不过,许四清并不愿意将阿尔法公社定位于“孵化器”,在他看来,所谓的联合办公只是一项提供给创业团队的福利,真正能够解决创业者需求的,绝非物理空间这么简单。

  在许四清对阿尔法公社设定的投资策略中,首先要保证决策“快”,许四清还记得,有位创业者从展示项目到收到天使轮融资,阿尔法公社只用了不到24小时,同时保证了投资条款的友好,比如绝不会占创业团队超过10%的股权比例。

  虽然专注于天使轮投资,许四清仍要求阿尔法公社的团队及时梳理各个行业图谱,一方面提升对创业赛道的预判能力,另一方面也能向内整理资源,帮助所投团队对接合适的客户,有针对性地设计产品。

  这也成为眼下创业团队的又一显著需求,除了融资以外,创投平台如果能找到*波种子客户,让产品在冷启动中获得修改建议,这将是比听几场大佬演讲更为有用的经历。

  来自加拿大的投资人刘烨来就对此深有感触。

  2013年创立的GCI 创投目前是加拿大东部最活跃的 VC 投资公司之一,作为GCI 创投创始合伙人,刘烨来一面搜寻加拿大本土 ICT(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科技与创新项目,另一方面,刘烨来希望将这些项目引入用户市场更为广阔的国内。

  对于来自不同国家的海外创业团队来说,想要挤进中国市场绝非易事。因此,从2017年1月开始,刘烨来加入了“G5 创投中心”——这个创立于2013年的创投平台位于杭州EFC欧美金融城,归属于知名开发商浙江建工名下,旨在为早期项目提供跨境风险投资和办公场地,并对接全球创投生态资源,进行跨境双向-多向孵化。

  2013年以来,“G5 创投中心”已与欧美、澳洲等地区的一线孵化器、风险投资、高校等机构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在刘烨来看来,不少海外团队在中国落地的“*课”,就是要在成立公司与组建团队的过程中,了解基础的手续办理流程,尤其是*要面临的税务、法律、注册等基本问题。

  “国外的团队不会中文,他们想成立一个公司,需要什么文件,怎么租办公室,想和阿里巴巴去谈业务,甚至搞定签证,这些 G5 都可以提供帮助。” 刘烨来对钛媒体说到。

  另外,在产品的本地化层面,G5 也在教育海外创业团队加速熟悉中国市场,甚至协助他们对产品模式进行改进。

  拿GCI 创投曾经投资过的一家游泳运动员大数据分析公司Tritonwear 来说,曾经这家公司试图以 SaaS 以及公有云的模式去敲开体育局的大门,但在 G5 创投中心人员看来,政府机构绝不会将国家运动员的数据放在一个海外团队的应用数据库中,因此,Tritonwear 也及时采用了为当地政府定制私有云的方式部署软件,才有了和浙江省体育局尝试合作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和三一重工太阳谷孵化器与阿尔法公社不同,G5 创新平台更像是一个“平台之外的平台”,之所以被命名为 G5,也是因为其集结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中国在内包括加速剑桥、GCI中加基金、裸心集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xUlab等五个国家的创投品牌,以达到建成“海归创新创业生态圈”的目的。

  2017年11月,G5联合加速剑桥、GCI中加基金、裸心集团等五国创投品牌成立“海归创新创业生态圈”,

  “G5不与任何孵化器、联合办公对标,G5是覆盖了企业从 Idea(开市)到 IPO (上市)的全周期资本、资源、服务的自成一体的生态系统。”G5海外首席传播官蔡文匡对钛媒体这样谈到。

  不难看出,伴随着创业热潮从汹涌到平稳,原本喧嚣的“共享办公”领域也正展现出更多面的形态,但不论是产业结合型、资源对接型、还是跨国平台型,创业者们自会根据团队与行业属性“用脚投票”,选择合适的业态进驻,而那些坚守传统“二房东”模式的玩家,则会因利益的短视而逐渐遭遇淘汰。(本文首发钛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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