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十年结束，银行人面临抉择

2003年到2013年，被称为中国银行业的“黄金十年”。

十年间，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利润从322.8亿元迅速膨胀到1.74万亿元，算下来差不多增长了54倍，盈利能力比肩国际一流银行。

黄金十年里，这些庞然大物连带着整个金融业的就业岗位被塑造成了一个体面、稳定又赚钱的金饭碗。

银行业的高速增长期在2014年宣告结束，快速扩张变成了降薪、裁员、五大行开始关停网点。但在很多年轻人的职业规划里，银行似乎依然保持着黄金十年的别样魅力。

　　金融业伴随着移动互联网又开始创造新的机会。移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前所未有的繁荣放大了所有人的希望、焦虑与不安。

没耐心的年轻人

“经常有人来给孩子找工作，点名去投行或者资管部门，最差也要去同业部。”王然说，他已经习惯了，没人愿意欠一个大人情跟着他到中小企业部工作。这个部门的重要性似乎只在银监会的文件里才有所体现。

　　最开始，王然会耐心地解释，告诉他们所谓的高大上的业务，几十亿的项目，也都是在不断重复既定的流程。不会有美国电影里那些银行家身上的意大利西装和勃艮第红酒，也没有一捆一捆的钞票从天花板上掉到钱包里。

　　后来他也说腻了，就干脆直接回答，“投行部只有10个名额，每一个人的学历和和能力都比你优秀。”

　　王然也能理解，毕竟没人想拿着一堆证书来谋一个前台柜员的工作，去面对有着各种各样奇怪诉求的顾客，天花板上的监控探头，上级领导的暗访，还有揽储指标、推销贵金属纪念品之类的工作。那些岗位工作无趣，晋升无望，连隔壁桌的同事吃了过期的泡面都能成为生活的调剂。

　　他不太能想明白，银行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个赚钱、体面又轻松的金饭碗。他觉得银行是在赚钱，但既不体面、更不轻松，也不太会有互联网公司流行的那些扁平化管理、弹性工作制之类的名堂。

　　王然管理着各色出身的年轻人，有普通的大学生，家境显赫的留学生，也有拆二代，每个人身上都背着同样可怕又可恨的考核指标。在进入银行之前，他们中的大部分都相信自己用努力、汗水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换来了一条早已铺就好的晋升之路，但现实并非如此。

　　“没有公司会一开始就认可你，干上半年、一年，人和人的差别就会体现出来，有努力的、有偷懒的。”王然经常会以一个过来的人的身份告诫年轻人要有怀有耐心，他会摸摸自己后脑勺，告诉他们自己在这个年纪的时候，这片头发就已经泛白了。他不喜欢有人来银行的时候连发胶还不会用，下个月就想着能变成西蒙斯和伯南克。

　　“985的硕士做柜员确实是浪费，但我可以说，没有银行会让一个985的硕士一直干柜员。”他这么说，但阻止不了大家在朋友圈里抱怨或者是私下里不停地发牢骚。不断增加的考核指标、弥漫着怪味的地铁车厢和早上七点半的闹钟都能成为辞职的导火索。

　　选择和诱惑也越来越多了——王然有时候这么想，他能理解一些人抱怨年轻人越来越频繁的跳槽，因为如今有更多地方可去，像是P2P公司、小贷公司，开始做金融业务的互联网公司，他们都喜欢从银行挖跳槽的人。

　　“我们那一批进银行的有六十来个人，每年都有离职的。过上五年往回看，可能还留在银行里的最多四分之一吧。但那个时候选择没那么多，去基金公司、券商，或者干脆转行。”王然说，他也会好奇那些离开的同事后来过的怎么样了，是不是换了个地方继续做着同样乏味的事情。

有危机感的中层

几年前，王然所在的银行还专门开会讨论过这些问题——银行要怎么去和90后“愉快地相处”，或者说，他们这些开始习惯于端着茶杯的中层管理者该怎样去管好手下那些年轻人，让他们少点抱怨和牢骚。

　　类似的会议组织了很多次，等到最早一批90后开始听到中年的脚步声的时候，王然还是没想出什么头绪。他不知道怎么让年轻人喜欢上和自己年龄不相仿的办公用品，还有一堆五花八门的考核指标，他觉得自己就从来就没喜欢过在银行的工作，从1998年入行到现在。

　　有一些时刻，王然会觉得在银行待着似乎也挺好，比如无意间听到下属的赞许，突然高效率地完成一天的工作，或是在下班时间和同事一起坐在咖啡馆的露天位置，一边带着些许不安说着上级的坏话，一边看着行色匆匆的上班族面无表情地赶往地铁站。

　　春夏之交傍晚的风会让人忍不住打个寒颤，再加上偶尔回荡在街道两侧愤怒的鸣笛声，会莫名其妙地激发出王然的感性细胞，让他觉得在银行待着也不错，有还算可以的收入，融洽的氛围和热心的同事，夫复何求？

　　所以他后来想明白了，他喜欢的是银行里合群的人、和睦的环境甚至是春夏之交不解风情的风，而不是那些看起来机械又没有尽头的工作，以及银行这个庞然大物本身。

　　王然有时候会想，如果没有结婚、生孩子、还房贷，或者别的一些破事，像是PPT、金融办，还有各种各样的名堂，自己的人生好像才刚刚开始。他可以合上电脑，用大把的时间去复盘之前的几十年，再去认真规划后面的几十年。

　　年轻人的压力确实越来越大了——王然这么想，至少在20年前，和他一起竞争的还没有太多拆二代和富二代，也鲜有那些履历有点吓人的留学生。至于今天的现实压力，媒体似乎也应该负有责任，他们包装了一堆90后的成功创业者、95后的美女CEO、“抛弃同龄人”的成功80后，又鼓励年轻人透支几年的工资去买*的手机和最贵的化妆品。

　　“只能说和当年比，确实银行内部和社会的变化太大了。”王然觉得在20年前，银行对于他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还算是个充满希望的地方。但现在他不太确定，银行的节奏越来越快，每一届董事会好像都想在五年的时间里赚10年的钱，“怎么说呢，可能努力换来的回报越来越少了吧，至少在银行是这样。”

　　如果不是为了顾及情面，王然也许会问问那些想去投行部和资管部的年轻人，他们到底是喜欢做研究、摆弄数据，还是喜欢银行看起来的体面和稳定，亦或是银行的那些安放在黄浦江两岸，俯视着游客与行人的漂亮招牌。

　　电视台曾经专门做过一次采访，记者让王然给那些对银行充满向往的大学生提点建议。他本想说些用功读书之类的话，或者推荐几本书，但又觉得有些敷衍。后来他想了半天，脑子里只有一句——去腾讯或者阿里巴巴。

黄金十年的既得利益者

当刘冬回顾十年银行生涯的时候，更多的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或是命运使然。

　　2005年，刘冬拿到招商银行的一份正式工作的时候，交通银行刚刚在股改中引入汇丰银行作为股东兼战略投资者。在这之后，瑞银、高盛和苏格兰*银行都相继成为了中资银行的战略投资者。

　　在三年前的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可改组为国有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这拉开了国内商业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股改上市的序幕。

　　2003年，刘冬从南京工业大学拿到硕士文凭，去了刚刚摘掉农信社招牌的上海银行实习。股改、扩张、剥离不良资产，国内的银行业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提速。

　　“当时如果有硕士生去去城商行面试，都恨不得要总行领导亲自接见。很多城商行都是农村信用社转过来的，你进去一看，一堆老弱病残，没人想去。”刘冬回忆说。

　　2003年的求职市场，国内银行面对的竞争对手还是宝洁和飞利浦这样的跨国公司。刘冬的妻子能在西门子拿到4000块的月薪差不多能被视为整个家族的荣耀。外资银行同样风光无两，和同事一起去陆家嘴赶晚高峰的二号线地铁的时候，刘冬还会羡慕汇丰和花旗银行的职员可以大大方方地把工牌挂在脖子上。

　　“银行恨不得一个月开十家支行，多一家支行，就多出来一个行长、两个副行长，到处都是机会。”刘冬更愿意这样去形容银行业的黄金十年。他在招商银行做了两年分行行长的秘书，之后被派往具体的业务条线。那个时候，他一个月能拿到差不多三万块的工资，再往后几年，升职和加薪变成了数字游戏。

　　2006年10月，建行率先登陆港股，成为国内*家上市银行。随后两年，工行、中行和交行先后在港股和A股上市。2010年7月，农业银行也完成了A+H股上市，门户网站大面积的专题报道和交易大厅里散户的笑声一起映衬着这笔221亿美元的全球*IPO。

　　同样的时候，外资银行开始撤退。20%的持股上限一直没能松绑，赚到钱的瑞银、高盛和苏格兰*银行又卖掉了手里中资银行的股份。几年前让刘冬羡慕的那些人又把工牌摘了下来，成了刘冬的同事。

　　2003年到2013年的黄金十年里，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从27.7万亿元扩张至151.4万亿元，十年增长了4.5倍；利润则从322.8亿元飙升至至1.74万亿元。

　　刘冬觉得自己在招商银行做到了尽头，他跳槽去了浦发银行，在浦发总行谋到了一个不高不低的职位。

　　“在银行做的越久，越会感谢监管层；职位越高，就越能意识到银行的利润、你赚的工资都是因为政策创造了垄断的环境，不是因为你智商高。”刘冬说。

　　那些年里，能跟银行利润增速媲美的似乎只有高校毕业生的增速，从200万、300万增加到500万。刘冬也会好奇，他们中有多少人是怀揣着家人的希望报考金融专业，期待有朝一日去银行和证券公司工作，去改变命运。国家的背书、漂亮的招牌和令人咋舌的利润都让银行聚集了几乎是*秀的大学毕业生。

　　2014年，中国商业银行一起创造了1.55万亿元的利润，同比增长9.65%，这是在十年长期高速增长后首次出现个位数增长。银行停下脚步的时候，余额宝叩响了互联网金融的大门。

　　不久之后，花旗、工商银行和美国银行把市值前十的位置让给了苹果、Facebook和亚马逊。同一年，上线一周年的余额宝的资金管理规模突破了5000亿，互联网金融让银行在一夜之间成了跟不上时代的老旧机器，好像只要往余额宝里存了哪怕100块钱，就能成为颠覆浪潮里的一份子。报纸上开始说，银行业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黄金时代结束的*年，727万的数字让全国高校毕业生数量毫不意外地再度创下新高，他们对银行和证券公司依然满怀憧憬，十年的繁荣之后，他们的求职圣地从宝洁和强生变成了腾讯和阿里巴巴，银行则被推上了皇冠——时代变了，但好多人还没反应过来。

　　“你会发现永远有比你更优秀的人，有时候你费尽全力成了1%，会绝望地发现和前面的0.1%还是天壤之别。”刘冬说，“我只招几个很普通的本科生，但现在几十个一流学校的硕士捧着一堆证书要来这里工作，我当然想要了，又不用多花钱。”

　　他则不确定自己的学历放在现在，还能不能拿到银行的面试机会。

　　“大家都知道银行不能躺着赚钱了，增速放缓了。什么叫增速放缓，就是没有这么多位置了。”刘冬说。银行业从股改、扩张再到上市，这让他觉得自己成了监管红利下的既得利益者，“前面十年的高速发展期成长起来的这批管理者，可能也就30多岁，刚有了孩子，刚买了房，压力说不定比你还大，为什么要给你让位置？”

银行僵化之辩

余额宝和互联网金融好像改变了所有事情，银行开始玩命似地自我反思，批判自己“嫌贫爱富”、“忽视草根用户”，或者是“只卖产品不卖服务”之类的问题。

　　坏消息还没有结束——上市银行的利润增速跌到了5%往下，坏账率上升，监管政策收得也越来越紧。接着就是银行管理层降薪，落实效率之高出人意料。

　　因为职级没到下限，王然躲开了这次降薪潮，他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忧伤。“银行的工作就是这样，只想保住位置，压力可能少一点，如果想要升职加薪，压力就很大。”王然说。

　　在银行业花费几十年建立起的等级森严的体系里，职级意味着一切—收入、话语权、可供调配的资源等。所有人都面对着极度量化和透明但又让人望而生畏的考核指标，每年甚至每月的指标都会要求增长，这让王然有点喘不过气来。存贷比取消了两年多，他的头发一根都没少掉。

　　广告、传媒、社交网络和消费主义思潮，好像都在催促自己去赚更多的钱，否则就要被同龄人甩的远远的——他这么想。他也不太喜欢那些互联网金融公司的营销方式，好像只要借了钱，就能变得更美、更精致，就能实现各种各样的梦想。他看到小贷公司发来的推销短信就觉得心烦——这些公司好像就喜欢拿枪指着别人，让他们去贷款买一辆供不起的轿车，再把车抵押了去付一套首付。

　　王然相信倘若自己有一天能执掌公关部门，肯定会给那些互联网金融公司一点颜色看看。他觉得那帮人好像就喜欢把监管部门当傻子，再给银行泼两盆脏水，给他们扣上陈旧、僵化、打压创新之类的帽子。

　　“大家都只看到十年里银行利润增长了54倍，没有人会留意整体的不良率从17.9%降到了1.0%，银行赚钱的前提一定是守住风险底线。”王然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像照着央行的文件在念一样。“银行今天展示给外界的低效和保守，都是几十年里各种各样的风险事件的结果。银监会从来没觉得银行僵化，他们反而觉得银行太创新了，太会玩了。”他说。

　　最近的一次监管收紧是银监会在年初发布的《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2018年第1号）、《商业银行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三份文件。从对银行发行各类型理财产品打破刚性兑付到切断与非银机构之间资金通道，从对同业存单的比例要求到对委托贷款的穿透型监管，每一项细化的业务要求都在触动银行利益。

　　王然有时候会感觉有点委屈，他没办法向那些对银行一无所知的人解释这些东西，更遑论诸如“三违反”、“四不当”和“三套利”这些玩意。

　　“银行早几年也疯狂地做房地产、融资平台，搞表外业务，创新起来不比互联网公司逊色。但是政策来了，你就得服从。”在银行工作的20年里，似乎让王然有了一种对监管文件天然的服从。哪怕是十年前，他还很喜欢和同事一起对着新政策指指点点，但现在，他反倒会习惯性地去论证各种文件和通知的合理性。

　　王然觉得系统和体制的僵化难以避免，就像在任何一家公司，规模的增长总伴随着人事架构的调整以及考核明目的增多，更何况银行这样视稳定如生命的机构。强有力的监管则加深了银行与互联网世界的格格不入——比如官僚主义，事无巨细的考核，繁琐的内部沟通体系。

　　刘冬跳槽到浦发银行时，目的是想借着在总行里的职位做一个大项目出来。在招商银行，他还得不到那么大的机会，但浦发的朋友很支持他，邀请他加入。

　　按照他的规划，只要能把大项目做出来，就有很大希望继续升职，在业内也能做出口碑。他对银行内部极端复杂的协作与沟通流程有过心理准备，但复杂程度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期。他同样没料到，言语上的肯定和鼓励会是同事对他的全部支持。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刘冬用中国移动和浦发银行的合作作为每次协调资源受阻时的排解——2010年中国移动入股浦发银行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两者要在手机支付上搞出些名堂，这些期待放映在了报纸的财经版面和浦发银行的股价上，但最终没能变成现实。

　　“移动跟浦发这种层面的合作都没搞出什么东西来，我就释然了，我的项目没做出来可能也正常。”刘冬说，“大家都背着指标，不会有谁乐意放下工作来配合你。系统性的工作，只要有一个环节没办法疏通，所有的事情都干不下去。”

　　意识到有些事情是无论在任何职位都无法改变时，刘冬萌生退意。

逃离银行

“可能就是想让自己能说了算吧。”陈奇这样总结自己辞职的原因。

　　2014年前后，信用卡中心引领了商业银行的一波离职创业潮。独立管理、独立核算的公司式组织让信用卡中心成了银行里相对拥有创新动力的地方。2009年底，交通银行和汇丰银行一起成立了国内首家合资的信用卡公司，当时国内人均持卡还不到0.11张，18亿张的发卡量里，九成以上是借记卡。

　　“当时合资的一批信用卡中心，从产品研发、市场营销到风控基本上都是独立运作，人员编制和财务也是独立核算，再加上外资银行的管理方式，跟总行比确实比较有活力。”算上在信用卡中心那几年，陈奇在交通银行工作了差不多八年。他在2014年从银行离职，去了一家消费金融公司。

　　“不是财务原因，我在银行可能也能拿到这么多。” 陈奇说，他有了房子、车子和家庭，80万的年薪好像失去了意义，“信用卡中心就是这样，亏损五年把所有东西做好，然后开始躺着赚钱。”

　　等到公司躺着赚钱的时候，陈奇好像已经把钱赚够了，再没有什么突破的空间了。他的同事也在不停地离职，每年年会合影时，身边总会有不认识的人。2014年，最早的几家消费金融公司让陈奇觉得面向蓝领的贷款有搞头，他想试试，但是在信用卡中心做不了。

　　“信用卡18%的利率是卡死的，但是我觉得36%可能都低了一些，50%应该差不多。”陈奇说。那段时间里，信用卡中心的进展也不太顺利，他不太愿意让公司把App的研发外包出去，但内部又腾不出单独的研发部门。

　　陈奇也记不太清是因为什么事——总之肯定是一件跟部门协调、办公室政治和管理权脱不了干系的事情，让他彻底决定不再久留，开始思考下一步的打算。离开银行之后，他有时候回想起来会感到惊讶，自己竟然能在信用卡中心工作整整八年。

　　刘冬也觉得自己赚够了钱。“我算过几次账，从现在干到60岁退休，算上正常的升职，身价好像也就1000多万。”这让他感到怅然若失，他觉得自己应该拥有更多的可能性。2013年11月，刘冬看到了去哪儿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闻，这让他彻底下定决心从银行离职。

　　“新闻出来的时候我在和招行的老同事一起吃饭，我们觉得很难理解，就是一个搜索旅行社的公司，会值30亿美元。”也许是一时兴起，刘冬向两个同事提议，干脆自己创业去做个搜索理财产品的公司。

　　思考的过程没用太久——刘冬觉得即便最后公司倒闭，他也能再回银行谋一个不算低的职位。稳定的家庭、不断增值的资产和妻子的支持让他最终放开了手脚。

　　他随后注册了公司，开始联络几个熟悉的投资人。他的同事们却好像酒醒了一样，开始留恋起银行的收入和职级。刘冬觉得自己可以理解他们的反应——奋斗了快半辈子，对于重新开始这件事难免会有顾虑；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们想让刘冬先试试，等他做出点成绩了，他们再加入。

焦虑与解脱

刘冬有时候会想，如果有一天公司上市了，自己以成功企业家的身份在杂志封面亮相，那些还待在银行的老同事会找个什么样的台阶给自己下。或者是在写PPT的间隙感叹一下——刘冬好像水平也跟我也差不多，然后小规模地惆怅一番？

　　“他们后来又来找我，但是我只能说现在来就没有股权了，而且还要降薪。”刘冬这么回答他的同事，当时他的公司已经运转了一年，拿到了第二笔外部投资。虽然进展没有预想中的那么快，但总归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我只能说，作为朋友，我很欢迎；但作为公司创始人，你少赚的几十万年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尽管充满不确定性，即使是在公司最困难的时刻，刘冬也觉得创业比银行里的工作刺激的多，毕竟，他不用忍受那些令人尴尬的吹捧、又臭又长的会议和有点蠢萌的领导。最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可以完全掌握某种东西的进展，这是他在银行的十年间都没能体会过的。哪怕创业风险巨大，前路未卜。

　　陈奇没有自己开公司，他拿着跟从前相当的收入，但获得了更多自由。他只是有点后悔，如果再早一年出来，说不定自己就能做创始人了。

　　王然则对互联网金融保持着警觉，他从来没投资过P2P，也不太愿意往余额宝里存钱。他也从来没觉得小额贷款跟普惠金融有什么特别的关联。但他又有点羡慕身边那些出去创业的同事、上市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幻想着自己也能去一回纽交所，搭着合伙人的肩膀，举着绿色瓶子的雪碧庆祝。

　　王然想过自己出去做点什么事情，又觉得自己肯定承受不了那种压力——早上一睁眼就是源源不断的开支，还有老婆、孩子、两对父母。

　　他也在后悔，哪怕稍微多一些规划，或是在那么多次反思之后有所行动，事业也能取得比现在多得多的成就，比如当上分行的副行长，或者去总行谋一个职位。总之，至少不用像现在这样，总是顾虑着工作考核，增长指标，去金融办开会等。他又怀疑自己是不是在银行待的太久了，不确定自己原本就有些循规蹈矩，还是银行改变了自己。他时常想，如果把剧本翻回20年前那一页，后面的情节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年轻人要晋升，我也要升职，我的领导也要升职，领导上面还有领导，行长上面还有董事会。董事会只能干五年，也要做出增速来。”王然说着，他觉得后悔，觉得待在银行看不到改变，没有尽头。对比那些更优秀的人，自己好像还在谋生的阶段，放佛过去二十年里他虚度了十年，想来有点失败。

　　闲下来的时候，他也会在办公室暗自感慨，能在看得见东方明珠塔的地方有自己的小小一隅，也算不错。工作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变化，黄浦江两岸的房子一直那么贵，无论20年前还是现在，他都买不起。

　　但20年还是改变了很多事情。从大牛市、股灾到金融危机，手机屏幕越来越大，泡面里真的有了牛肉，孩子们的梦想从科学家变成了律师和银行行长。王然也从客户经理变成了分行中小企业部的领导，赚的钱越来越多，头发伴随着存贷比考核周期性地脱落，衬衫也在收腰的位置隆起了一个让人有点难为情的弧度。

　　20年间，大学不停地扩招，银行发了疯似的扩张，把网点覆盖到和便利店一样的密度。王然也想不明白，银行的门槛究竟是变高了还是变低了。

　　他只能告诉那些想去银行投行部和资管部的年轻人：既然来了，就老老实实工作，伯南克也不是在刚学会抹发胶的第二个月就当上了美联储主席。如果不是为了老婆、孩子，还了又还房贷，还有那些就快发了酸变了质的小小梦想，谁还不想吃喝嫖赌，环游世界，潇洒生活，激烈爱恨。

　　真是，谁还没年轻过呢？

　　（文中陈奇、刘冬、王然均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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