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磕支付宝：那个影响马云一生的决定

2011年6月14日的杭州，倾盆大雨。

下午两点，支付宝股权变更说明会在淘宝总部六楼会议室举行。

发布会上，刚从美国回来的马云穿着蓝白条纹短袖，面对着挤爆全场的六十多家媒体，不停地做着强调的手势。尽管一向演讲能力出众，马云却连连口误，但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听到了那句：

“虽然不*，但是*并且正确”。

两天后，马云在微博中引用《狂人日记》表露心声：

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

事件起因是，一个月前雅虎发布了一则震动市场的公告，将马云转移支付宝股权一事告白于天下。公告中称，马云没有获得董事会批准就把支付宝转到了自己控股80%的内资公司名下，并且切断了阿里巴巴对支付宝的控制协议，而作为大股东之一的雅虎，对此毫不知情。

消息一出，雅虎股价暴跌7%。

当时的马云正在美国洛杉矶参加D9数字大会，《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卡拉·斯韦什尔在会上，对他发起了尖锐的诘问，甚至用“偷”形容他的举动。

国内舆论也顿时哗然，众说纷纭。有人认为马云为的是逼宫雅虎转让股权，有人怀疑马云的道德问题，也有为支付宝摆脱外资而叫好。

鲜花与鸡蛋齐飞，咒骂与掌声乱成一片。

“契约与产权一道构成市场经济的基石，践踏契约原则就伤害了市场之本”。

“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有人为一己私利，不顾把全行业拖下水。愤怒，无语”。

“强盗抢占了别人的财产，破坏了我们的国际信用，却要全体中国人买单”。

国内“倒马派”中呼声最高的代表人物当为著名媒体人胡舒立。她*时间站了出来，发表社论《马云为什么错了》，把支付宝股权转移形容为“偷天换日”、恶意侵害股东权益。

文章认为，作为业界代表人物，马云的低级错误严重违背契约精神，给中国经济、中国企业形象带来了极坏的负面印象。

那些已经拿到或者正在争取外资的互联网同行们也是人心惶惶、叫苦不迭。代表主流舆论的各路媒体、投资人、业界大咖们群情激奋地把马云架上了批斗会，质疑他借支付牌照之名，堂而皇之违背商业伦理，拖行业下水。

一向从容自信的马云不淡定了。

在给胡舒立的跨洋短信里，向来善于表达的他，诉苦般回应：

大姐，我能怎么办？支付宝出问题了我是要坐牢的。

看似天马行空大无畏的背后，马云从来都是小心翼翼的人。

当年他前往美国替杭州市要账失败，在西雅图*次见识到了互联网。当对方让他试试敲键盘输入时，他却不敢碰电脑：因为怕给人敲坏了，很贵的东西。

这是自己的“便宜”，不能建立在别人吃亏的基础上。

1995年，杭州一家电视台安排五六个人“偷”窨井盖看路人反应。当其他人都绕着走，不想惹事的时候，只有马云站了出来。来回几趟找不到可以助阵的人，于是他折返回来，一只脚踏着自行车，一只脚点地的停下来，大声呵止“偷”者：你们干啥呢（这句话我猜的）。

一只脚踏着自行车，是因为对方“兵强马壮”，要是跟他干，他肯定干不过，所以他一只脚踏着自行车，以便随时发动：“如果他们冲过来，我肯定逃了”。

这是敢于做好事，但也要懂得保护自己。

自己的“便宜”，不能建立在别人吃亏的基础上；敢于做好事，但也要懂得保护自己；总结起来就是，希望我们都好好的，这是马云的底色，但很多事，事与愿违。

人在江湖，都有身不由己时。

2004年1月，世界各国政要齐聚的瑞士小镇达沃斯白雪皑皑，一年一度世界经济论坛在此举行。第四次赴会的马云心事重重，因为他正为建立自己的“支付系统”而犹豫不决。

那时，中国的金融行业还相当封闭，银行业还在经历股份制改造的阵痛。国家小心翼翼，电子支付牌照遥遥无期，支付与诚信机制的落后禁锢着电子商务的发展。马云强烈地希望建立一个支付系统解决这一问题，但他所面临的，不仅仅有技术的风险，更有法律和政策的瓶颈。

此前，他接触大量金融机构不断并尝试与之合作，试图以无风险的方式建立起支付系统，但都无功而返。

达沃斯论坛中，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又燃起了马云心中的火焰。当天晚上他就给国内打电话：

“立刻，现在，马上启动支付宝。”

他说：“如果要坐牢，我去！”

那一刻，他超越生意和商业的思维，也超越个人的得失，重新定义了“支付宝”这件事，也重新定义了自己。

2010年年底，在提交支付牌照申请前一天，央行特意向所有申请人发函通知：

如果有外资协议控制请重新申报，如果没有外资协议控制的，请公开声明。

当外界的目光都集中于行业龙头、外资控股70%的支付宝身上时，马云读懂了“通知”的潜台词，开始为支付宝“没有外资协议控制”运筹帷幄。

事实上，在此之前，马云就有预感到问题所在了，阿里董事会围绕于此的磋商已经历时数年。

但直到“通知”下发，分歧依旧无法调和。

只剩下阿里这块优质资产的雅虎仍旧坚持以外资*控股身份申请支付牌照；软银孙正义则提议成立支付宝内资公司进行VIE控制去碰运气。

最后磋商的环节，雅虎先是强烈反对转移支付宝而后干脆不再表态，软银孙正义更是一谈到支付宝就直接回避。

所有决策压力，最终落到了马云一人。

不少业内人士也认为，支付宝可以凭借现状倒逼监管层继续默许外资身份存在。因为按照当时政策，外资拿牌照的窗口并没有完全关闭，“由中国人民银行另行规定，报国务院批准”。

监管层也无法判断一刀切所带来的后果。

多年以来，极度依靠资金的互联网行业一直仰赖海外投资人的支持，众多优秀互联网企业基本只能选择海外上市。在外资被限制进入电信增值业务的情况下，催生出了一个以协议控制取代股权控制从而绕过监管的行业潜规则——VIE架构。

但马云知道，支付宝规模越大，越不可能“外资控制”。

经过与央行一句一句的沟通，他已经确定，要顺利申请支付牌照，只有取消VIE协议转为内资这一条路。

“必须百分之百合法”。“假如没有拿到牌照，支付宝将变成一家非法经营机构，后果也将不堪设想。”

软银、雅虎不支持，认准了只有华山一条路的马云，决定独自上华山。

冒着得罪所有人的危险，他做出了那个极度艰难的决定：

单边终止支付宝的VIE，对雅虎、软银进行补偿，向央行表态支付宝没有外资协议控制，从此完全确立支付宝内资身份。

一边倒的批斗声浪中，只有快人快语的史玉柱站出来说：

“恭喜支付宝回归中国”！

2010年12月1日，在马云的艰难决定后，支付牌照申请的细则出台。

次年5月，*批支付牌照出炉，多年悬而未决的第三方支付企业身份问题终于有了结果。

“我刚刚改过来，央行马上发文。央行一年都不发给你证件，改过来马上就发给你了。这还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随着行业龙头支付宝的牌照问题解决，互联网金融时代全面开启。

2013年，以支付宝为核心的小微金服（即后来的蚂蚁金服）成立，并宣布马云占股不超过7.3%。CEO彭蕾在给员工的信中坦言，“从*天开始，就没有、也绝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人，如外界所描述的那样，把支付宝装进自己口袋里！”

2014年，阿里巴巴赴美上市成功。

2018年2月，阿里巴巴用补偿的“利益分享”权利重新换回蚂蚁金服三分之一的股权。

至今，蚂蚁金服已是估值超过万亿的巨无霸，持有阿里大股份的软银、雅虎，自然也因其发展获得巨大的商业回报。

当初的不愉快，最终也算是皆大欢喜。

而若没有马云当年“践踏契约原则”地把支付宝合法化，今天的这一切，或许都已只是“往事不要再提”。

伴随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在诸多产业上与美国的必然相遇。多年来悬在监管层和产业界头上的经济安全问题，日渐隐忧成了现实。

比起芯片和5G领域的炮火喧天，横跨两国资本市场的互联网产业稍显风平浪静。但其中的暗潮汹涌，从“支付宝股权转移事件”到现在，一直没有消停。

2016开始，监管层连续两次罕见发文力推VIE结构企业回归。

特朗普上任后，美国国会和商务部不断收紧对中国企业的审查。

今年5月24日，中芯国际宣布将在纽交所退市，尽管公告称是因为严格的监管和高昂的成本，但在特朗普对中国高端制造越发敌视的敏感时刻，还是引发诸多联想。

周鸿祎在谈及中芯退市时，也再次强调了360当年为什么必须拆除VIE架构：

“解决了身份问题，才能承担抵御外国网军的责任。”

而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新闻，最近，平安集团旗下子公司金融壹账通与壹钱包合并落空。该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央行反对境内支付机构的VIE架构。

如今回望当年，如果当初占据半壁江山的支付宝不做彻底的中资化改造，以外资控制身份获得了牌照，那今天的不少支付牌照可能都已在外资手里。反之，若因外资身份而没能获得牌照，中国或许也就不会有今天*全球的线上支付成就。

也就是，如果马云当初不去背那个骂名，做那个艰难的决定，中国的线上支付一定会是另一样子，而且，多半是，不如现在的好。

这让人想起那句鸡汤：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无非是有人在负重前行。

“一生中总有那么一些时刻，我们需要鼓起勇气去作选择。而这些选择不仅不符常理，违背理性，甚至离经叛道得罪亲友。即便如此，我们可能还会一意孤行！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的决定，我们做了最该做的事。”

对马云来说，那就是一次这样的负重，这样的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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