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一大批华人金融精英从海外回国。据估计,他们的人数“至少上万”。
回国前,他们多为美国金融心脏华尔街的精英,履历光鲜。
回国后,他们要么加入传统金融机构,要么进入巨头公司,要么自行创业。
他们成为了金融科技背后的驱动力量与中坚分子,开创了一个黄金时代。
2019年,行业动荡,监管收紧,他们也开始了大撤退。
“三分之一的人已经离开,还有更多的人在准备离开。”其中一些人,还准备解散中国的公司。
他们曾经为之热血沸腾的热土,如今为何让他们不再眷恋?
01离开热土
梁凯已在国外待了半年,中间一次都没有回来,“怕回来就出不去了”。
他最开始巡游了一下他们公司在东南亚的业务线,越南、印尼、柬埔寨,“都做得不太好”。
于是,他去了印度,“居然在这里捡了一个意外”。
现在,梁凯在印度搭建了一个团队,做得风生水起。
而中国公司,最近只是“半死不活”地维持着,400员工,裁得只剩200。
在关停了贷款业务线后,他们尝试过区块链、助贷、供应链金融,“均不见起色”。
梁凯和其他高管决定,在2020年慢慢解散中国团队,全力进军海外市场。
同为海归精英,林凡晟也离开了内地,在香港地区和两个国家游走了大半年。
轨迹基本是三点一线:香港、新加坡和美国。三个地方来回走。
“春节前,我都不会回国了。”实际上,林凡晟知道,春节后回不回来,也要看风向。
他的核心高管团队,基本都是从国外归来的。
“6个人离开了3个。”剩下的3个,也选择在国外办公。
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开各种电话会议,遥控指挥着中国的公司。
金融海归正在慢慢撤出。
“已经走了三分之一。”和梁凯一起组团回国的朋友们,如今很多都已离开。
还在国内一家平台担任CRO的陆峰发现,想组个局聚聚的时候,“可邀请的人居然没剩多少了”。
他们都还记得,四年前他们是如何被簇拥着回国的。
2015年,中国的金融科技开始萌芽。
这一年,问世两年的余额宝突然爆发,甚至在全球的金融圈引起了轰动。
在华尔街埋头苦干的华人金融精英们,猛然回头。
“中国人擅长数学和逻辑,很多世界*金融机构的风控人才都来自中国。”梁凯称,世界金融的核心——风控,很大一部分掌握在中国人手中。
在突然发现中国市场的勃勃生机后,他们陆续踏上了回国之路。
一部分人,加入了各大巨头的金融板块,成为了其核心创始骨干;
一部分人,投身创业大潮;
还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进入了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
“当时金融科技的大半壁江山,都是由这些归国精英掌握的。”林凡晟称。
“大概有上万的海外精英在那几年回国。”常年驻扎在华尔街的猎头Lisa说,光是通过自己挖回来的精英,就有40人。
他们大多来自世界*的金融机构,如Capital One、美国发现金融、花旗银行、美国运通,等等。
他们很多都出身于这些机构的风控、市场等核心部门。
上万归国精英,组成了中国金融科技的主力军,他们带来了一流的风控技术和理念,开创了一个鼎盛时代。
02魔幻之路
陆峰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有些魔幻。
当时,他被猎头以500万的年薪挖了回来,担任一家金融科技公司的CRO。
每个月的业务量都在以翻倍的速度增长,他一度有点迷失,“很膨胀,感觉无所不能,我们还制定了两年内冲刺上市的计划”。
他没有想到,中国这片热土,居然蕴藏着如此强大的能量。
当时,陆峰的同事劝他放弃外国国籍,因为他除了缴纳中国的税收之外,还得在国外报税,“工资的50%都用来交税了”。
但他思考再三,还是决定保留外国国籍。
他没有想到,这个决定将为他留下救命稻草。
这群海归精英经常聚会,在觥筹交错之间交换资源,信心满满。
然而,信心的动摇,是从夸克金融的CEO郭震洲被抓开始的。
2018年8月,警方通报称,郭震洲主动投案,“并交代了通过网上平台高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事实”。
在聚会上,郭震洲成了金融海归们热议的话题。
“老郭担任过摩根大通的首席风控官,算是华人金融圈的泰斗型人物。”陆峰和郭震洲算是故交。
“他就是一个典型的理科男,相信他回国创业时的初心是好的。”陆峰不明白,郭震洲为何一步步滑向深渊,他也不明白,行业为何会一点点失控,走进黑暗……
2019年,一切都开始失控。
P2P备案无望,地下超利贷猖獗,行业一点点黑化。
“有一个巨大的贪念,拉着行业不断下滑。”陆峰发现,就算依然有很多人在坚持初心,但没用,劣币已吞噬了市场。
而上升的通道基本被堵死,陆峰的上市计划搁置,就算是行业已经上市的公司,“也都是流血上市,自摸而已”。
他冷冷观望,麻木,无力。
他没有料到,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
03大撤退
2019年下半年,抓捕潮来了。
“一个城市的10家P2P,抓了7家。”林凡晟发现,金融海归群每天都被各种抓捕消息和恐慌情绪填满。
P2P的罪名,大多是非法吸储;现金贷的罪名,大多是套路贷。
陆峰这才发现,金融科技就是在边缘行走,做得好,是普惠金融;做得不好,就是非法和套路。
而他的工作内容,也完全改变。
过去,他只需要跟数字和模型打交道,现在,他需要“每天去相关部门汇报情况,证明我们没有瞎搞,要非常耐心地给他们解释所有的数据”。
“相关部门派过来一个工作组,就驻扎在我们公司,我们随时要接受盘问。”
他甚至还要和警方打交道。
“我和他们去调支付公司的数据,去银行查流水,整个过程都陪同着,随时解答。”他全力配合,不敢怠慢。
这半年来,陆峰几乎都在和各个部门周旋,他从来没有想到,不善言辞的他,居然能游刃有余。
他可以做得不错,但他不快乐。
“我还是更享受过去创业的过程,感觉自己每天都在创造价值。”陆峰觉得,现在的生活,不是他想要的。
而大部分海归,对此已难以适应。
陆峰从国外挖回来的副手实在应付不了随时的盘问,直接请了长期病假。
“这些人其实都挺单纯的,他们只懂得用数据说话,不懂什么叫长袖善舞,什么叫左右逢源。”梁凯知道,大部分的海归西化严重,不能因地制宜。
一些金融海归想出去,却发现已经出不去了。
“很多P2P的高层都被边控了。”陆峰发现,自己的外国国籍,反而成了一张平安符。
更大的撤退潮还在酝酿中。
陆峰已经做了一个决定。
现在公司还没有完全渡劫,他不可能临阵脱逃,他要坚持到风雨之后,风平浪静之时。
之后呢?
“我可能还是会选择离开。”陆峰和欧洲的一家银行谈好了合作,准备2020年去欧洲发展。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已经有了好的退路。
选择留下来的,出路很少。
一些金融海归,开始往持牌系和传统金融机构挤。
“一个萝卜一个坑,能匹配上的职位不多。况且这帮自由惯了的人,在体系内会更加憋屈。”林凡晟称。
选择离开的,发现很难回去。
“经历了中国这两年的激荡创业,再回到美国心如止水地打工,已经很难适应了。”梁凯宁愿再去印度打天下,也不愿再回美国。
再说,华尔街的好机会也屈指可数,离开很久的海归再想回去,又谈何容易。
“现在很多人要么漂在海外找机会,要么休假,等待机会。”林凡晟发现,他们现在成了无根的浮萍。
他最近总是失眠。他也在反思自己为何会落到如此地步。
“我们还是不够接地气,错误判断了市场。”他反思,在中国,金融就是强监控,就是要持牌经营。
民企或者外企,想要做金融,都不太容易。
“过去几年对金融科技的宽容是反常的,现在的严监管才是常态。”林凡晟现在已经不会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能适应本土的规则”。
“在国外,行业都被划好了跑道,大家循规蹈矩地开车;但是在一片野蛮之地开车,大家都想弯道超车,一路狂奔。”林凡晟称,在一个还没有形成规则的地方开车,冲得越快,就越有脱轨翻车的危险。
这就是中国市场的特殊性。经过四年轮回,遍尝血与泪的教训,他才算看懂。
离开了,还会回来吗?
“也许还会回来。”陆峰依然对中国这片热土念念不忘。
等到市场规则明晰、跑道成型之后,他会回来,寻找新的位置。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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