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定调内循环！经济格局将发生哪些巨变？

经济发展的主线已变。

前不久召开的年中政治局会议上，中央特别强调，“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会议的一锤定音，正式明确了未来几年国民经济的发展新思路，“内循环”随即成为热词，被各方人士频频提及。市场观察人士们普遍认为，内循环框架将深刻影响“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国经济走向。

正因为如此，读懂内循环的内涵和外延，极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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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都是依赖于“双循环”驱动，即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站在“三驾马车”的角度，我们大致可以将消费和投资归为内循环范畴，将外贸归为外循环范畴，前者侧重于内需，后者侧重于外需。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经济崛起的道路上，外循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一直都致力于发展外向型经济，依托国内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优势，不断参与和融入到全球分工与专业化的体系之中，一方面从国外引入先进的资本、技术和管理来为本土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另一方面又积极拓展出口市场，充分发挥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环节的国际竞争优势，并且把握住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

实践证明，这种“外循环”模式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不但加速了工业化进程、形成了完备齐全的产业体系，还大大提升了本土产业的技术基础和创新能力，我国也因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既然外循环有这么大好处，为什么不继续搞下去呢？只因该模式并不是*无缺的，至少存在两点不可忽视的弊端：

一来，容易让我国因过度依赖海外市场而深受影响。

外循环，说白了就是本国生产海外消费，一旦海外需求低迷，而国内生产的东西又消费不掉，势必会引发一系列负面影响。正因如此，外循环颇有“看天吃饭”的味道，受海外政策环境变化的影响太大，如果过度依靠外循环模式来发展经济，那么经济增长的主动权很难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此前的“外向型经济”思路下，我国经济一直都与海外市场深度绑定，这从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名义GDP）中可以得到反映：1995年至今，我国对外依存度从来没有低于过30%，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后，该指标数值迅速攀升，最高曾达到63.96%（见图1），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让我国经济频频受到全球经济波动和贸易摩擦的影响。

二来，不利于国内产业升级和经济安全。

长期以来，由于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比较优势，我国主要的出口产品一直集中在纺织服装、鞋类、玩具等轻工业产品上，而进口的则为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长此以往的结果，便是低附加值行业的不断扩容，如此既不利于我国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又增加了我国提高外贸竞争优势、抢占全球价值链上游的难度，更容易在核心技术上被西方发达国家“卡脖子”，甚至还会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

值得留意的是，自2010年开始，由于受到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渐增、贸易单边主义抬头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海外需求日趋萎缩，外贸对我国经济的贡献度开始降低，与之相应的是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下滑，到2019年只有31.92%（见图1）。进入2020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更加错综复杂，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全球供应链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并进一步加剧了外部环境的变化。

在此背景下，不管是出于经济考虑还是安全考虑，我们都不能继续把增长的主要动力建立在疲软不振的海外需求基础之上，而是应当着眼于对国内市场的进一步挖掘，更加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着力于修炼内功以提升经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免疫力才是明智之举。

于是，便有了“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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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内循环”侧重于内需，那么首先就要涉及到消费和投资两块内容，这是内循环的基础所在。

其实，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从战略的高度重申了扩大内需的重要性，而主要实施路径则集中在“推动消费回升”和“扩大有效投资”两个方面。

消费，既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又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还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我国拥有14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内需市场；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达到10410美元，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9074美元的平均水平，近些年的消费升级浪潮更是奔涌不休，各种新型消费业态也在不断涌现。不过，现阶段国内消费市场整体上的供需还不能完全匹配，低线城市和地区的消费需求尚未能得到很好的满足，这便意味着国人的消费还有极大潜力可挖掘。

至于投资，作为内需中的快变量，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即时显效的，而且高质量的投资能助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尤其是在扩内需的过程中，居民消费向中高端商品消费过渡、服务消费升级的趋势明显，通过投资来强化消费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增进中高端消费供给，显然会有助于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不过，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对于加强补短板、强弱项投资都提出了新需求，尤其是支撑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高新技术发展的新基建，更是被时代赋予了重要使命。

尽管今年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速由负转正，工业增加值、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等指标都在不断修复，但总体上看，需求端的复苏进程要明显慢于生产端（见图2），这也更加凸显出激活内需市场、“构建完整内需体系”的必要性。

然而，尽管我国内需市场潜力巨大，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还需要克服一系列障碍和挑战：

其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从基尼系数上看，自2000年首次超过警戒线0.4开始，便几乎没有停下升高的步伐， 2018年达到0.468（见图3），反映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而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仍属于偏低状况，总理所说的“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就是佐证。按照经济学理论，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中低收入者，收入差距扩大将不可避免地制约消费扩张与升级。

其二，居民杠杆率居高不下。

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测算，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债务占GDP比重）从2011年Q1的27.8%快速上升到2020年Q2的59.7%。这当中，个人购房贷款成为居民部门债务增长的主要力量，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给居民其他消费带来的“挤出效应”依然显著，而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现实问题，还无法让人们真正甩开思想包袱去放手消费，这也将成为我国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掣肘。

其三，社会民生领域投资短板明显。

整体上看，我国的投资短板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与社会民生领域：一则，人均基础设施的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尤其是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任务还很重；二则，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养老、婴幼儿托育等领域的相关设施还存在不小的短板，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重道远，同时，脱贫攻坚（脱贫住房、棚户改造、公租房等）以及农业、水利等领域也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上述种种，也为未来如何进一步激活我国内需市场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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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的是，光有消费和投资，断然是“循环”不起来的，还需要产业端的转型升级来加以配合方可奏效，而背后的核心驱动力在于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凭借着与生俱来的乘数效应，科技创新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且可以通过科技的渗透作用放大各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和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降低资源能耗并改善生态环境。此外，以科技创新推动新兴主导产业的形成，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进而将经济真正引入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

从全球视角来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本质上正是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率先在科技创新领域有所突破的国家，往往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越强，就越能在世界产业分工链条中处于高端位置，进而能够激发更多的新兴产业，掌握国际社会话语权，引领全球经济社会发展。

于我国而言，尽管近些年科技实力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依然被限制在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这恰恰是位于微笑曲线*部、利润率*的地方（见图4）；反观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凭借着对高精尖技术的掌控，牢牢地把握住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位于微笑曲线两端附加值较高的环节，往往能在掌握话语权的同时，获取高昂的利润。此外，在芯片、半导体、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核心技术领域，我国依然面临着被“卡脖子”的情况，这便容易让我们在关键时刻处于被动局面。

考虑到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我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渐淡化的现实，要想真正参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重塑，并掌握国际竞争的话语权，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提升核心技术的研发创新能力，突破硬核技术壁垒，在关键产业环节加速国产化替代，如此才能反客为主，实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目标，进一步扩大我国工业门类齐全的体系化、规模化优势——而这也同样是“内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

具体应从如下三个方面加以发力：

*，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加快攻克具有关键性影响与贡献强的核心技术，逐步提升我国掌握核心技术的能力与国际科技的话语权。

第二，推动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逐步实现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环节的替代，并更加注重对技术与知识密集型行业中优势领域以及重点领域的开发与培育，最终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出口产品低质量、低附加值水平向高质量、高附加值水平转变。

第三，以积极培育国际一流的跨国公司和自主品牌作为切入点，不断提高我国经营企业的实力，巩固并强化核心竞争优势，重组业务管理流程，创新商业模式，实现国际接轨，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和“微笑曲线”的两个高端环节，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和治理者，真正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与“中国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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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内循环绝不等同于“闭关锁国”或是“逆全球化”。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不能少了中国。而放眼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实践都一再证明了，只有矢志不渝地扩大对外开放，经济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还要带上“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可能会有人问：既然我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内需市场，那么自产自销、自力更生不就足够了吗，何必还要搞国内国际双循环呢？

只因这种“封闭式”的思维，并不符合经济学规律。

早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在其传世之作《国富论》中，着重讨论了一国经济繁荣发展的逻辑。在斯密看来，经济发展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人均收入增长的*来源；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导致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深的基础条件，则是市场规模的扩大。

如此一来，一个简单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便跃然纸上：市场规模扩大→分工和专业化加强→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均收入上升→经济增长。对这一增长逻辑加以简化后，便可得到一个基本结论——经济繁荣来自于市场规模的扩大。

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反过来理解便是如果市场规模较小，就会制约分工和专业化，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

诚然，我国市场规模放眼全球都是首屈一指，但与全球市场体量相比依然颇为有限（2019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GDP的比重为16%）。况且，任何经济体都不可能做到方方面面均独占鳌头，唯有秉承“共赢”理念，同其他经济体进行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共同结成一张相辅相成的关系网络才能彼此共进。不仅如此，市场规模的不断拓展往往还伴随着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深的过程中，而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已无需多言……这些，无不证明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事实上，我国一直都在为促进国际循环的畅通和扩大而不懈努力着，从“一带一路”、稳外贸稳外资、自贸区试点，到自由港建设、举办进口博览会，都是*的佐证，而我们在吸收外资与拓展新兴市场贸易上也的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站在历史的角度看，世界经济的互联互通、各个国家的协作分工与人员的交流往来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尽管在前进道路上会遇到波折与坎坷，但融合毕竟是大势，特别是在风险和挑战面前，团结合作终究是最有力的武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正道。即便全球化有回头路，恐怕也是噩梦一场。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不畏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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