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聊“生”，正在变成全人类的问题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的消息，迅速成为舆论焦点。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办公室里，霞光社找到三位“95后”聊了聊。

24岁福建男孩刘小轩说，结婚和生孩子是一个 “沉重的话题”。他的家乡比较崇尚传统家庭观念。当他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奶奶和母亲就曾“催婚”。“奶奶会有些传统观念，希望我尽快结婚然后要个孩子。”

但 “结婚肯定要先有个房子。”北京的房价让小轩望而却步。对刚毕业的他而言，在老家买一套房子也并不容易。

“结婚后，如果要生孩子花钱的地方就更多了。小时候要买奶粉、尿不湿，长大了要考虑教育问题。”即便目前仍是单身，小轩似乎已仔细盘算过结婚生子产生的各类开销。想到这些花销，他*的感受是“不抗拒生孩子，但好像真的生不起”。

26岁的河北邢台男生赵磊两年前完婚。“什么时间要孩子？”是他和家人经常讨论的问题。在老家，赵磊的不少同龄人已经结婚生子。这让赵磊早早地考虑起在北京定居和生孩子的“门槛”。

“首先要解决住房问题，现在能满足一家三口的北京住房起码需要300万。其次是生活支出，在孩子4、5岁之前，预计每月的家庭支出接近2万元左右。我和我爱人只能说是*的消费状态。”

问题还不止于此，生育对于女性来说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我们的计划是在29岁左右要孩子。考虑到女性生育的损伤和恢复问题，我们认为30岁是一个‘坎儿’。”

25岁北京女孩周豆豆上个月刚刚结婚。除了生孩子产生的巨大花销，豆豆担忧的是女性面临的“生育成本”问题。她所说的成本，一方面是生理成本。“女性在孕期会有妊娠高血压等风险，同时，生产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不可逆的损伤。”

另一方面是“职场成本”。对于一位白领女性而言，怀孕意味着职业生涯被迫暂停。豆豆简单计算了一下，从怀孕到生产、照顾孩子，“我可能三到五年内都没办法好好工作”。

哪怕生产后能重回职场，平衡家庭和工作也是个大难题。“照顾家庭和小孩会天然地被视为是女性的责任”。综合考虑，豆豆表示自己“暂时没有生孩子的计划”。

疫情后没有婴儿潮

全球出生人数正在锐减

在“三孩”政策之前，中国于2013年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即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两个子女。2015年10月，中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这在短期内有效促进了出生人口回升，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

最近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为1200万人，相比2019年的1465万人降幅约18%。

但从年龄构成上看，少儿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有所上升。0至14岁少儿人口的数量比2010年增加了3092万人，占比上升了1.35%。

不过，由于育龄妇女数量减少，“二孩”政策的效果开始减弱。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反映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总数）为1.3，远低于2017年的1.58、2019年的1.486，大体恢复到生育政策调整前的水平。

国家统计局此前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2018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在署名文章中分析指，这一数据实质上标志着全面两孩政策的“堆积效果”基本结束，也意味着全面两孩政策很难将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5左右水平。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人们一度期待“宅生活”会促进全球范围的生育率。历史上，在战争、经济危机和灾害后就曾多次出现婴儿潮。

结果却事与愿违。去年12月至今年1月期间，多个国家的出生人数下降10%到20％。也就是说，全球出生人数正在锐减。原因是，新冠疫情导致人们对经济情况和未来的不安加强。

其中，意大利2020年12月的出生人数同比减少22％。西班牙和法国2021年1月的出生人数分别减少20％、13％。法国出生人数创出1975年以来的*降幅。

据牛津经济研究院预计，2021年美国人口增长率将放缓至同比增长0.2％。这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以来的*水平。

出生率*的国家

花钱催生也徒劳

世界上出生率*的国家是韩国。但就在2020年，韩国死亡人数首次超过出生人数，人口呈现负增长。

2020年，韩国只有不到28万新生儿出生，比上一年减少了10%（2019年，接近31万）。要知道，上世纪70年代韩国新生婴儿达到100万。

韩国延世大学社会福利专业教授金进洙（音译）曾在韩国广播公司（KBS）的节目中表示，欧洲国家的生育率从4.0降至1.6花了非常久的时间，而韩国仅仅用了15年的时间。韩国是世界上*一个“仅仅经过了一代人，新生儿数量就减少了一半以上”的国家。

金进洙指出，影响生育率的有多种因素，不能只考虑一个原因。在生孩子之前，夫妻会考虑很多事情，包括怀孕、分娩、儿童成长和教育。职场中的夫妇尤其会考虑在工作期间谁会照顾他们的孩子，以及他们是否负担得起孩子的补课费用。

英国广播公司（BBC） 今年年初的报道指出，为鼓励生育，韩国总统文在寅推出一些鼓励措施。比如，从2022年开始，每生一个孩子就可以得到200万韩币（约合1.2万元人民币）的产前现金补助。

同时，每个月还可以得到30万韩币的育儿费，直到孩子一周岁为止。到2025年，育儿费将从每月30万涨到50万韩币。

但在金进洙看来，这样的鼓励政策都是徒劳的，因为生育率从未出现反弹。此外，政府还曾积极鼓励年轻人结婚，因为早婚者应该会生更多的孩子。然而，事实证明，在很多情况下，那些觉得可以负担得起孩子的人才会选择结婚。

金进洙认为，政府在制定关于婚姻、怀孕、分娩和育儿的政策时，需要调查女性的真正需求。她还呼吁，韩国政府应该放弃制定针对生育的特定政策。“这个问题不可能仅仅通过一项政策解决，政府应该考虑社会中的各种复杂问题。”

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指出，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也积极鼓励人们生育，并给予各种补贴和奖励措施。

比如，瑞典政府不但允许母亲休产假，还立法规定父亲也可以休产假。如果父母双方修满产假（共480天，父母每人240天）还可以领取奖金。孩子从出生后到16岁都可以享受财政补贴。

在德国，孩子从出生到18岁都可以得到政府补贴。从2020年1月份起，德国政府规定头两个孩子每月可以领取204欧元(约合1600元人民币)的补助。

如果有第三胎，则每月有210欧元，如果再生老四或更多，老四及老五等每月则有235欧元的补助。

丹麦政府规定，从孩子出生一直到18岁以下都可以获得财政补贴，具体补贴钱数根据孩子的不同年龄段而不同，孩子年龄越小数量越多，并按季度发放。

同时，丹麦父母可以享受一年的带薪产假，其中母亲全薪产假为18周，父亲两周，剩余的部分夫妻可以自行决定谁获得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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