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凭空建立一个碳交易市场？

6月22日，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正式发布《关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相关事项的公告》称，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机构负责组织开展全国碳排放权集中统一交易。此前，有市场传闻称中国全国碳交易市场将于近期上线，首批纳入2225家电力企业。

在今年两会上，碳达峰、碳中和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总目标，这也意味着中国将会加速能源转型。

碳达峰是指中国在2030年，温室气体的排放增长到达峰值，之后就开始下降；而碳中和是指，要在2060年达到自身温室气体的零排放，当然零排放并不是指不排放，而是通过使用可再生能源、可回收材料、提高能源效率，以及植树造林、碳捕捉等方式，来将自身碳排放“吸收”，实现正负抵消，达到相对零排放。

目前，中国仍是世界上*的煤炭消费国，但同时也在清洁能源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生产的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中国还是世界上*的电动汽车和电动巴士制造国。

在雄心勃勃的总目标之下，通过什么样的手段能够促进目标的实现？从欧盟的经验来看，市场化手段及金融工具必不可少，建立一个全国性碳交易市场至关重要。

但把碳排放权当成一种商品供人们交易，似乎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我们访谈了碳阻迹创始人&CEO晏路辉，碳阻迹是*家碳排放管理软件和咨询解决方案提供商，核心业务包括定制和SaaS碳管理软件、碳核算咨询以及面向消费端的碳账户平台。一起来分析一下，如何人为地凭空建立一个碳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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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的两种操作路径——碳税还是碳交易？

如果要想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让碳排放量逐年降低至关重要。在碳捕捉等技术还未成熟时，总体有两种方法能协助实现这一目标。

*种是行政命令，通过政府强制征收碳税，再把税收投入补贴清洁能源或是技术研发上。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容易实施，所有企业都负担了碳排放的成本；但缺点也十分明显，因为缺乏激励机制，企业缺乏动力去研发新技术。

第二种是市场方法，通过政策来凭空设计出一个新市场——碳交易市场，卖方可以将自身多余的碳排放权出让，买方则需要通过购买，来获得温室气体排放权。

这种市场化的办法，把最终实现碳中和的大目标，拆解成（原则上）逐年递减的排放权配额，并根据不同企业的产量，来进行分配。例如针对企业A，通过计算得出它今年需要的碳排放量，从明年开始，每年将会乘以一个系数（比如0.98），来确定第二年的免费配额数量，超出部分就需要购买，以此促进企业减排。

减排做得好的企业，可以通过出售剩余排放权获得利润，而排放超标的企业，则需购买配额来补足。比如同时有两家每年排放200万吨的电力企业，企业A通过提高机组效率等方式，在2021年减少了碳排放10万吨，而B企业什么也没做，反而因为多生产了一些电，排放变成了210万吨，那么A企业此时就可以把富余出的10万吨排放权，卖给B企业。

市场化方法是全球各国采用的主流思路，包括欧洲、美国和中国，目前全球共运行28个区域碳交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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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凭空建立一个市场？

要想人为创造一种交易商品，就需要有*设计。那么如何建立这样一个市场呢？

首先是政府，因为这个市场的根基，是建立在控制排放总额的政策之上，政府需要监督和管理从配额发放，到排放核查等各个方面，出台相关法律法规。

其次是需要把重点排放企业框进来，不管他们是作为买家还是卖家。碳市场的核心目标是抓住八大重点排放行业，电力、钢铁、建材、石化、化工、有色、造纸、航空。电力一个部门就占据了中国40%的碳排放，所以在即将上线的全国碳市场中，首批就只纳入了电力行业，抓住最核心的。

另外比较有意思一点是，发放配额时的利益博弈。在中国，大型电企或是钢企等，行政级别都很高，也拥有很强的议价能力。在初期发放配额时，往往需要发放足额的配额，才能吸引这些大型企业参与。但如果配额过多，会不利于碳交易本身，因为供给会远远大于需求，碳价也会更低迷。

目前在中国的碳市场试点地区，广东通过拍卖的方式来发放配额，当然拍卖价也控制得比较低，尽量避免对企业产生过大的利润影响。在北京碳市场，配额都是免费发放的。

第三，就可以建立一个碳交易所了，用来交易碳排放配额。碳交易所还可以像证券交易所一样，开发各种金融工具，包括碳期货等等。

交易所的主要参与方是买卖双方和经纪商，买方就是被限制排放的企业，卖方其实可以很丰富。大到整个电动车行业，小到每个人通过少开车产生的减排量，都可以作为卖方。

但交易所会对卖家进入市场有约束，否则供给会变得无限大，碳价会崩盘。例如对于消费者产生的“边缘减排量”，只能占主流配额的8%以下。并且个人减排量也无法直接交易，而是要通过一个平台或一家企业来实现。

比如用单车代替开车或是坐公交车，会产生减排量，但个人是无法拿这些减排量去交易所售卖。摩拜单车在2020年把广东省用户的减排量打包，总共有5万吨左右，拿到广东碳交易所售卖，以20元一吨的价格卖了100万元左右。摩拜再通过骑行红包等方式返还给用户。

理论上，个人的很多行为，比如说少用一个塑料瓶、多骑单车等等，都可以卖给华电、中石油等需要减排的企业，在碳交易的思路下，这些排放大户可以为个人的减排行为买单。

碳交易因为很新，所以一大通病是交易量极其不活跃。交易所可以引入经纪商（Broker）和个人投资者，来提升整个碳交易市场的活跃度，与股票市场的道理相同。

比如在深圳碳交易所刚开市时，就允许个人投资者参与。如果要按年收益率来计算，投资碳市场并不赚钱，但如果你特别懂这个行业，知道什么时候是企业的密集履约期（一般是年中），进行一波低买高卖的操作，往往能赚不少钱。国泰君安就组建了一个专门的Broker团队来高抛低吸。

但各地对个人投资者的门槛设定都比较高，因为碳价波动可能会非常大，不是一般散户能承受得起。比如在北京碳交易所，需要通过各种风险测评，包括个人金融资产超过100万等等，后来也暂停对散户开放。

第四是要进行履约机制的设计，对于那些碳排放不达标的企业，必须要有强制的处罚措施，不然这个市场会缺乏公信力和约束力。

例如一家钢铁企业，排放指标已经分配好了是100万吨，需要被第三方认证机构验证实际的年排放量。假如最终计算出排放量是120万吨，那超的20万吨必须要在履约期内，去购买配额，不然会面临3-5倍价格的罚款。此外很多电力、钢铁企业都是国企，也会因此面临行政处罚。

总之，这个市场的设计初衷，就是通过市场化的手段，配合金融工具，来促进企业逐年减排，以此达到国家的总体目标。

中国从2011年开始，已经启动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深圳、福建八地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在2020年提出了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总体目标，并且要2021年正式启动全国性碳交易市场。

各地试点都有不同程度的尝试，比如北京纳入企业的标准是3000吨排放以上，所以大部分公司都被纳入了交易范围，包括一些法院、公安局、大学、酒店等等，甚至包括故宫。

而对于即将启动的全国性市场，只纳入最核心的八大行业，并且在*阶段只纳入电力企业，是抓大放小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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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给碳定价？

全球之所以会排放如此多的温室气体，原因就在于现有的能源结构是*的。

但它便宜的前提，是我们忽略了长期环境损害，那些“零碳”解决方案的成本投入更大。这些额外的成本，被比尔盖茨称为“绿色溢价”（Green Premiums）。

绿色溢价不止一种，它包括很多种：针对电力的溢价，针对各种燃料的溢价，针对水泥的溢价等等。绿色溢价的规模取决于你要替代的是什么，以及你用什么来替代它。比如，“零碳”航空燃油的成本同太阳能电力的成本并不是一样的。

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国内航空燃油的平均售价为每加仑2.22美元，在可获得的情况下用于飞机的先进生物燃料的平均售价为每加仑5.35美元，那么“零碳”燃料的绿色溢价就是这两个价格之间的差额，即每加仑3.13美元，溢价幅度超过140%。

在计算出所有重大“零碳”选项的绿色溢价后，就可以在各类物品中做出权衡取舍——我们愿意为绿色环保投入多大成本？

如今用碳市场的方式，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量化“绿色溢价”，让传统能源体现更多环境成本。

而碳排放权作为人为创造的交易品，其定价根本上取决于供需变动。

碳阻迹CEO晏路辉分析，在政府一开始启动市场的时候，往往会设定一个20-40元/吨的基础价格，一般是根据企业调研得出的合理价格。有了这个基础价格之后，就是真实交易了，由供需双方共同决定价格波动。

要想保持碳价稳定并不容易。因为影响碳价最核心的因素是配额发放量，它是根据企业历史排放量或是全行业基准线法计算得出，当遭遇经济危机时，企业产能下滑，会导致碳排放突然减少，配额如果不及时调整，将造成碳价暴跌。

欧盟历史上遭遇过三次碳价暴跌。*次是在2006年，欧洲碳市场启动不久，此时欧盟采取“祖父法”来计算应该给各企业发放多少配额。“祖父法”是根据企业的历史排放数据，为其提供免费的初始配额。在官方排放数据缺失的情况下，企业往往虚报历史排放数据，导致配额严重供大于求。

因为碳配额发放过多，碳价开始直线下滑。欧盟也开始意识到了问题，在2006下半年宣布*阶段的配额不能在第二阶段使用，导致到2007上半年，碳价跌到近乎为0。在这一阶段结束的时候，仍然有8300万吨碳配额过剩。

第二次暴跌是在2008年，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企业产能下滑，碳配额开始多于企业真正的排放量，导致碳价又一次大幅下跌。2011年欧债危机爆发，碳价又一次大幅下跌，之后碳价多年保持在10欧元以下。

到了2019年，欧盟为了稳定碳市场，宣布每年将减少24%的超额碳排放配额，直至2023年，在此之后降幅将收窄为每年12%。再加上绿党在2019年5月的欧洲议会（EP）选举中尤其成功，欧盟减少配额竞拍量，促使碳价快速回升。

第三次暴跌是在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但由于收紧了碳配额发放和制定了更高的自愿减排目标，碳价又逐步攀升，甚至创下了历史新高，攀升至42欧元以上，有对冲基金甚至预计2021年将高达100欧元/吨。

在国内，由于交易总量不大，并且活跃度不高，所以碳价并未出现像欧洲市场这样的暴涨暴跌。从目前的七大碳交易试点来看，自2013年至今累计成交接近100亿元。在2019年，上海和广东市场占据了全国80%的成交量，而重庆和天津市场交易量几乎为0。

从碳价来看，北京碳市场自开市以来，成交价格一直位居七试点之首，成交价格稳中有升，2020年价格波动较大。广东及深圳市场在建立初期，配额价格较高，但随后总体呈下降趋势，深圳市场2021年成交价格下降至开市*，只有10元/吨左右。

有些公司在碳交易中赚到了钱。富士康给苹果公司代工，苹果此前宣布了全产品要在203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就倒逼其供应商必须一起实现碳中和。因为客户对节能减排的严苛要求，富士康在深圳碳市场里面变成了一个很低排放的企业，每年通过“卖碳”可以赚几千万。

据业内人士分析，试点市场虽然经历了多年发展，但整体交易量和活跃度都很低，对于即将开市的全国性碳市场而言，因为纳入的都是排放*的电力企业，应该会很快超越地方试点的总和，这也是中国实现2060碳中和的重要一步。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由于涉及能源结构，免不了深层次的利益博弈。

就拿美国来说，也是不同政党态度不一，民主党的克林顿在1997年签了《京都议定书》，然后共和党的小布什宣布退出；民主党奥巴马上台，又在2016年签了《巴黎协定》，三年后，共和党的特朗普又退出了《巴黎协定》；2021年，民主党的拜登又宣布美国将重返《巴黎协定》……

在传统工业和能源巨头的博弈下，碳排放与其说是一个气候问题，更是一个经济和政治问题。对于欧盟来说，由于其更早的向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转型，有足够的底气推进碳中和，但在实操中，一些企业会将生产转移到排放限制更宽松的国家，导致其他国家总排放量增加，也损害了欧盟的制造业。

基于此，欧盟设计了防止“碳泄露”的规则，并将在2023年开始，对部分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此举就是针对那些缺乏碳中和目标的国家。

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碳排放将变成影响一国产业布局、发展质量的重要议题，也意味着深层次的能源结构革命。而通过碳交易这样的市场化手段调节，将更好的促进实现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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