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公司还招年纪这么大的人啊?”
四年前,决定离开供职14年的公司,进入后浪扎堆的大厂时,润源51岁了。体检时,医生看着检查报告,惊讶地问出了这句话。
润源说,这大概是他*次经历年轻人说的“社死现场”。
最近,腾讯推出员工退休方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即可获得相关福利。众多评论里,一个关键词是“遥远”——对于平均年龄约30岁的互联网大厂来说,似乎还得再干30年,才能享受“退休福利”。
年轻,已成了大厂员工在公众心中的既定印象,它意味着创意、激情、永不疲惫的身体、始终追逐潮流与新鲜。然而却鲜有人关心:在互联网公司中,还有中年人的一席之地么?
我们找到了3位大厂员工,他们都是60后,*的56岁,有的都抱上了外孙,有的甚至刚申请了延迟退休。
与刚进职场的00后不同,大厂里的60后,是最被忽视的少数派。但他们的存在,也勾勒出了互联网的另一面——这里不止是年轻的代名词,也应该是成熟与包容之地。
当许多人都在高喊“互联网进入下半场”,面对紧急刹车与红利渐隐后的未知和迷茫,他们的心态和选择,或许也是一种启示。
以下是关于这些60后大厂人的真实故事:
最近出门,52岁的舜华会用上新买的Dior999口红。这半年,她总跟同事讨教流行的化妆风格,知道了哪些色号能“自带女王感”、或是“秒变元气少女”。
虽然她总是自嘲:自己或许是公司*个退休的,也还没碰上互联网的35岁危机——因为入职蚂蚁时,她都39岁了。
此前,在湖北小城宜昌,她在银行拥有一份让人羡慕的稳定工作。单位离住处只隔一道围墙,中午就回家做饭、看百家讲坛、睡个午觉,再回去上班,一切都浸泡在缓慢的时间里。
但不安一直挂在心头。从事水电工程的丈夫长期驻站上海和杭州,儿子也快读中学了,两地分居的问题迫在眉睫。
2008年夏天,她带着儿子去杭州,一位前同事提议:要不来这里定居?舜华的*反应是拒绝,这里节奏飞快,与熟悉的一切截然不同。
但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还是向刚成立4年的支付宝投了简历。面试当晚六点,她就收到了电话offer。
“天呐,这就算找到工作了?”这个新兴“闯入者”的速度,让长久身处小城生活与国企系统的她,感到有些惊讶。
丈夫反对,丢掉银行“铁饭碗”挺可惜的,薪资也比支付宝更有竞争力。彼时后者还在初创期,有它的不可预见性。“那就让它不可预见吧”,舜华想去闯一闯。
*天上班,舜华穿着玛丝菲尔的套裙,拎着皮包,踩着高跟鞋,成了最格格不入的那一个。
那时支付宝在上海的办公室,是浦东一栋大厦的最顶层三楼,下面都是银行、证券和保险公司。
西装革履的都市精英和T恤短裤拖鞋的大厂员工,每天都相遇在电梯。证券公司的员工有时还得跟客户解释下,“这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上面支付宝的”。
融入大厂的*步,是舜华把衣橱里的衬衫和套裙,换成了几十块的文化衫和牛仔裤。
对于润源,进入大厂也像是意外。他在一家地产公司待了14年,本想着在那里干到退休。
面试蚂蚁时,年过五旬的他都想着:肯定是没法过关的。还好面试官更看重技能,并没有当面谈起年龄。
顺利入职后,适应环境也不容易。新人培训,全场同事都和他女儿一般大,润源拎着蓝色保温杯,突兀得像是个闯入教室的家长,他下意识找了个最后面的角落待着。
与年轻人搞团建,聊流行的网剧、游戏、抖音热歌,润源也插不进话,沉默地充当透明人。他也没法和主管聊多少工作外的事——最小的主管小他近20岁,年龄实在差太多。
工作则更为难熬。他从原本带30多人的管理职位,到了总得亲力亲为的一线。面对陌生的行业、快速的工作节奏,最初三个月,润源总在失眠中度过,还为此戒掉了咖啡。
此前的工作,让润源习惯了一切都有严谨稳定的流程。进入互联网公司,他才发觉所有事情都需要快速响应、不断变化。
但*需要变化的,或许是早已步入人生下半场的自己。
那些在回忆里显得轻描淡写的适应过程,真实的情况,往往会更艰难。
润源记得刚来时,有个装修项目被推翻了,得重新设计。人头不熟,也不好意思问人,逼得他带着老花镜,把两台电脑放到眼前,自学CAD制图软件。花了两天,一边学一边做,才算做了出来。
“不管你之前做过什么,到了这里一切清零,先做事要紧。”润源说。
猝不及防的意外,也总接连发生。2017年,公司快速扩张,原本只应容纳三千人的大楼,最高峰时办公人数却达到了四千多。电梯不堪重负,状况频发,空调也运行过载。
润源带着三四个同事,要处理旧大楼的棘手难题,还得在短短几个月里完成新园区的挪移工作。直到今天,他也还记得在大雨里,举着防水布换压缩机的狼狈。
对于远在香港的慧均来说,人生转入快车道,也是新的挑战。此前数十年,他在渣打、汇丰等银行从事反洗钱的工作。严密复杂的工作催生出层层规则,让他需要做到严格遵守、严谨克制。
2017年,52岁的慧均加入蚂蚁。本以为能在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但他发现一切并不简单——每天与年轻同事沟通,每天的步伐快如跑车,而他需要利用经验不断影响身边的同事:风险管理很重要,合规机制很重要。
慧均也有过困顿和犹豫,入职一年左右,由于家人生病,他提过离开。还好主管得知后,帮忙协调,让他不用经常出差,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庭。
他也慢慢喜欢上了互联网的节奏——不按固有的轨道运行,这件事本身不也是一种乐趣吗?
这些年,国际非法洗钱越来越复杂,打击犯罪需要运用更好的技术,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新的挑战,也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
“一个行业也好,一家公司也好,走得越久,就不只需要年轻和效率,也需要周全和缜密,承担更多责任。”慧均说,利用技术打击犯罪,为社会培养更多有国际视野的反洗钱人才,这是更适合他做的事。
而在舜华眼里,不断变化,也是持续了10多年的一段旅程。
最初的问题,是工作节奏的截然不同。她所在的地方叫智能资金部,负责保障用户的资金安全。
10多年前,互联网金融还不完善,她每天都要24小时待命,周末爬山也背着电脑,随时应对资金管理的突发情况。
舜华也还记得刚入职时,办公室总闹哄哄的,大家隔空喊来喊去,“要改一个BUG,就是直接叫一声,老苗(倪行军,花名苗人凤,后担任蚂蚁集团首席技术官),来修一下!”
但伴随着业务的发展,大家逐渐意识到:除了快速,制度的完善同样重要。
舜华曾在银行梳理规则的经验,也派上了用场。这些年,她和同事们一起,把无数流程经验、操作指南、应急方案,变成了整个部门都仰赖的数字资料库。
他们证明了年龄的增加,带来的不止是焦虑,也有经验的沉淀。
如今在同事眼里,润源是部门“老法师”一般的存在,大家从不聊起他的年龄,但都会亲切叫一声“陈工”。不懂的问他,总能得到一个合理、高效的解决方案,“年轻人往前冲,我们在后面托得住。”
润源曾是一名马拉松好手,在他眼里,职场也是一场长跑。“我们没法一直年轻,但可以变得成熟。”他说,“一家成熟的公司,也会更看重专业性,而不会只用年龄这把尺子来打量一切。”
度过了最初的手忙脚乱,这些大厂60后,逐渐找回了生活的平衡。
每天清晨五六点,润源会在生物钟的驱赶下醒来,洗漱、做早饭,再做一套广播体操。为了关节着想,这是一种更温和的健身方式。
几年前,润源刚升级做了外公,他会把更多时间留给家人。
但在闲暇时,他也会和同事一起吃饭或爬山,偶尔因为团建缺席了家庭聚会,女儿还会羡慕地说,“老爸越来越洋气了,我们公司都没有Outing。”
在香港,慧均则数十年如一日,保持着高度自律的习惯——七点就到公司上班,日程计划精确到分钟,下班了也坚持健身。他看起來不像五十多岁,还保持着让同事羡慕的身材。
过去在银行,同事都是单纯的工作关系,开完会大家立刻回家。而在蚂蚁,慧均交了挺多朋友,下了班,也常跟年轻同事聊天或喝酒。
这几年,舜华也爱上了喝下午茶,每天都会和同事一起点杯水果茶,也比95后儿子更懂最新的网络热词。*次听母亲提起“内卷”时,儿子有点惊讶,“没想到是我给他科普。”
然而,他们习惯大厂生活的同时,也更懂了年轻人的真实焦虑。
前几年,舜华接手了部门的文化培训工作。笔记本电脑里,她记下了部门所有人的生日、入职时间、擅长的领域等。刚来的新人有问题,也总会找到她来请教。
培训和交流得越多,她越来越感觉:职场人的焦虑,并不只伴随年龄的增加而简单累积,而是与每个人身处的环境更紧密相连。
“比如35岁的人,上有父母,下有儿女,前有房租房贷,后有看病养老,真是被包围得严严实实。”
对于刚进职场的年轻人,未来的不确定性会催生出更多焦虑。舜华说自己是幸运的,房价不高时买了套房,也赶上互联网的红利,有了稳定的收入。
如今的年轻人,一头撞上的却是经济增速的放缓,以及不断高涨的生活成本。
3年前,舜华与刚工作的儿子聊天,孩子说:“房价超过三四百万,靠普通工资无论如何都够不上,我再怎么也赶不上你们了。”
面对儿子的问题,舜华也无法给出一个让人宽慰的答案。她只能告诉儿子,时代一直在变,能把握的或许只有自己。
公司入职培训时,她也会小心避开一些过多谈及梦想和打拼、会让年轻人觉得是PUA的词汇。“不是这些话不对,而是环境变了,人的心态也变了。看不到新增的蛋糕,你跟我要谈什么梦想呢?”
舜华更愿意跟年轻同事说起的,还是希望他们多丰富自己,拥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50岁那年,舜华主动与公司商议,想再延长退休期5年。
挺多人不理解,她说自己是在时代浪潮里打磨过的人,昔日物质的匮乏会带来一种紧迫感,“我们这辈人骨子里还是觉得,有一个单位是件好事,必须要不断学习,不被时代抛弃。”
舜华还有个微信群,叫“艺术少女营地”,里面都是曾在蚂蚁工作的老同事,离职后,有的继续创业,有的开了小店,还有的出国去学插画了。
她觉得挺好的,趁还能折腾,赶紧做自己想做的事,无论在哪里,都能重新出发。
(文中人物均使用公司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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