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富豪为科学家妻子捐建科研机构，还拉上 V 神、小扎

三年前，理论物理界最高奖狄拉克奖获得者文小刚做了一场凝聚态物理主题的科普讲座。

提问环节，有人问量子力学下一步要如何发展。文小刚说完自己的观点，不忘幽默地补充一句：不过我没有做相关研究，我是研究凝聚态的，还要写基金。

基金写得好，经费没烦恼。写基金、申项目是全球科学家必备技能。不过年轻的科学家们，也在反思目前以项目制为主导的系统，是不是真的足够促进创新和科研进步。

「没有人进入科学领域是为了写研究经费，然而这可能最终耗费你 50% 以上的时间。」生物学家 Patrick Hsu 说。「剩下的时间里，我们要承担大量管理、运营和后勤事务。」在现有的科研体系中工作，为了成功申请项目需要考虑很多外部因素。他很难追随好奇心，去研究真正关切的问题。

为了脱离这种生活，他成为了创新型研究机构 Arc Institute 的联合创始人。在这里，研究员将获得长达 8 年的资助，去研究生物领域里那些复杂而困难的问题。

女科学家 Silvana Konermann 是 Arc 研究院的创始人和执行董事，她的亿万富翁丈夫 Patrick Collison 资助她建立了这家科研机构。Patrick Collison 和弟弟 John Collison 是互联网付款服务技术提供商 Strip 的创始人，公司的估值高达 950 亿美元。

根据外媒报道，德国少女 Konermann 和爱尔兰少年 Collison 十七八岁之时，相识于一场青年科学家比赛，前者以一项生物技术获得一等奖，后者以自己发明的编程语言获得二等奖。

少女 Konermann 在学术的之路一路攀登，成为麻省理工大学（MIT）生物化学助理教授。少年 Collison 则走了一条典型的硅谷创业之路，一边读大学一边做软件公司，年纪轻轻公司被收购，实现财富自由，Strip 是他从 MIT 辍学后开始的二次创业。

现在，当「软件吞噬世界」的故事不再那么性感，生命科学更受青睐的范式转移时期，硅谷富豪成为了科学家妻子的捐赠者，支持她以不受限的方式研究复杂疾病。

放在科技发展的历程来看，这个研究院是富豪们捐赠生命科学、促进技术创新的又一次尝试。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生命科学很可能是下一个变革世界的领域。除了投资创业公司，以捐赠的方式促进科学研究，也成为一种选择。

前华人首富陈天桥、雒芊芊夫妇出资 10 亿美元成立的天桥脑科学研究院，「希望把精神疾病的根源弄清楚」；还有扎克伯格和普里西拉 · 陈夫妇成立的 Chen Zuckerberg Initiative，*笔 30 亿美元资金专用于「在我们有生之年治愈、预防和管理所有人类疾病」。

Arc 研究院的出现，代表着有能力有想法的新一代科学家，开始自己创造新的游戏规则，去搭建科技进步所需的容器与土壤，也就是制度与体系。如今的许多硅谷巨头诞生于曾经的车库，如果说人们相信生物技术将迎来一次革命浪潮，那必然也会有随之而来的创新「场域」。

01、「把科学还给科学家」

Arc 研究院的两位科学家创始人 Patrick Hsu 和 Silvana Konermann 相识于博德研究所的张峰实验室。

这里是第三代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 发展的关键之地。这项诺奖技术在这里经过改进并被用到动物和植物身上。Patrick Hsu 是张峰的*代研究生，在 2013 年，他作为合著者，在《科学》杂志刊发了一篇文章，表示 CRISPR 技术可以在人类细胞中起作用。

2019 年，他因为一项将 CRISPR 技术用于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研究，入选《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评选的世界「35 位 35 岁创新者」。从 1995 年起，这个奖项每年评选出全球范围最有可能改变世界的 35 位年轻技术创新者或企业家。

阿尔兹海默症海默症就是人们常说的「老年痴呆」，一些人到了老年会出现记不起身边人是谁，刚才有没有吃过饭这种「痴呆」的表现。在大脑层面，这是神经退化所导致，被称作「神经退行性疾病」。过去 10 年，科学家研究过上百种疗法，结果都是失败。

如今，两位年轻的生物学家分别组建了自己的实验室，相同的是他们都聚焦于前沿领域：从细胞和基因层面，去理解人类尚未了解的疾病机理，探索疗法。

Patrick Hsu 在伯克利大学的创新基因组学研究所，他的研究方向是大脑和免疫细胞功能的基因回路，开发基因和细胞疗法。Silvana Konermann 在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工作，研究方向是用新的技术，来了解神经退行性疾病中的细胞和分子通路。

当他们共同创立了一个研究院，便将 Arc Institute 的任务定为「试图了解和治疗复杂疾病」。主要分为三个方向：神经退行性疾病、癌症、免疫功能障碍。（比如艾滋病、系统性红斑狼疮）

他们意识到，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一些条件同时存在：新的生物学基础研究、目标导向的技术开发、有效的商业化路径。要在如今的学术体系中凑齐这三项并不容易。比如，工具开发和基础研究就很容易分散在不同的实验室。同时，随着 CRISPR 基因编辑系统、单细胞测序、甚至是 AF2 的蛋白质结构预测等技术的出现，新的技术工具对于生物学研究越来越重要。

Arc Institute 的两位创立者 | 图片来源：Arc institute 官网

Konermann 说，「很难吸引真正的计算科学家或工程师从事生物学，或至少是非盈利性生物学的工作」。的确，当软件公司更赚钱的时候，计算机学家为什么要去研究生物学呢？随着科技的发展，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受到资本追捧的合成生物学领域，人们正尝试将工程思想、编程方法与生物研究融合。

在Arc 研究院，Konermann 希望用更有竞争力的薪酬，吸引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将一些最新的计算工具引入生物问题，是很有可能的」，目前这样的事情大多发生在营利机构里。「我决定把它带到非营利性的环境中。」

过去两年，这个研究院一直在筹备，目前已经与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和伯克利分校建立了合作。Konermann 表示，「我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与这三所大学建立关系上，找出适合它们的模式以及合作的细节。」

相比于资助一个个具体的项目，Arc 研究院希望支持那些愿意追求好奇心，花长时间去研究高风险课题的科学家。科学家可以提出一个想加深理解的基础领域，或者一个想回答的问题，在这里成为研究员，获得 8 年的资助。在任期结束后，科学家需要展示他们工作中最有成效的果实。「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突破或某种技术。但不一定需要是一篇特定的论文，或者在著名期刊上发表。」机构创造条件允许科学家放手一博，科学家则对自己的研究生涯负责。

「我们希望把科学还给科学家，让他们用长期资金去研究自己*的想法。」Patrick Hsu 形容。

至于如何衡量这个研究院是否成功，除了常见的学术衡量，还有这里的环境是否能让研究员专注于科学，他们是否在这里发现了让世界更美好的新事物。

Konermann 形容，如果 Arc 研究院建立的机制有效，那么「现有体系中的其他资助者、机构、利益方是不是会迫使自己去追求其他的验证和模式？」她创立这个独立研究机构背后的愿望，是科学研究有一个更加完善和多样的系统支持，每个机构有自己的特点，Arc 研究院成为其中一个部分。

02、当互联网和加密货币富豪，资助生物研究

这不是三位创始人*次用创新的方式资助科研。

在创立研究院之前，两位科学家和 Patrick Collison 就发起过一个创新资助项目 Fast Grant。2019 年新冠疫情刚刚爆发，在疫情的发展面前，传统项目拨款速度太慢，无法及时支持从事相关研究的科学家。

Fast Grant 会在收到申请后 48小时内（后来由于工作量增加，改为14天内）评审，给予通过的科学家 1 万美元到 50 万美元的资助。项目在之后的 12 个月里，向 200 个实验室发放了 5000 万多美元。得到资金的科学家需要确保用于加快新冠病毒的相关研究，具体如何使用由科学家自主决定。受资助者需要每月用电子邮件发送更新，总结进展。

由于这个资助的特点之一是不限制具体的使用方式。他们对研究者会怎样使用不受限制的资金很好奇，对受到资助的科学家做了调研。这让他们发现了一个事实：78.5% 的人表示，如果现有的资金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他们会「大幅」改变研究计划。也就是说，在现有的科研的资助系统中，不太能让人们去追求他们自己觉得「*」、「最天才」的想法。

Fast Grant 的调研结果

Patrick Hsu 结合自身的体验形容，申请项目制的经费时，往往「基于你知道怎么做，而不是你可能真想去解决的问题」。研究员需要去思考自己的研究策略，这些策略「为高影响力期刊而优化，不一定为了解决研究员看来最令人兴奋或最重要的问题。」

Fast Grant 的出资者包括 Collison 兄弟和扎克伯格夫妇。2 年后 Arc 研究院成立时，其他硅谷*和加密货币创业者也加入其中，包括以太坊创始人 V 神、Facebook 另一位创始人 Dustin Moskovitz 和他的妻子也参与了资助，目前研究院已经获得 6.5 亿美元的资金。

Arc 研究院并非个例，近年来欧美科学界涌现出多个同类创新型研究机构，背后的支持者多是硅谷富豪。

2021 年，两位科学家 Seemay Zhou 和 Prachee Avasti 创立了阿卡迪亚科学实验室（Arcadia Science）。支持者有创始科学家之一 Seemay Zhou 的生活伴侣（life partner) Jed McCaleb（他是加密货币的富豪，也是一个基金的创始人），以及 Open AI 的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

阿卡迪亚科学实验室以盈利为目的，它的机制是鼓励科学家研究感兴趣的领域，并从中发现产业化的机会，特点是提供工具和资源，让生物学家去研究在主流研究中不受关注的有机物种。

另外一个非盈利机构 New Science，则获得了 Skype 的联合创始人 Jaan Tallinn 和 V 神的资助。它形容自己的使命是「通过授权下一代科学家与建立 21 世纪的基础科学研究机构，来促进科学突破。」正在进行的项目是在波士顿为年轻的生命科学家设立研究奖学金。

在 2011 年的时候，A16z 的马克 · 安德森用一篇《软件正在吞噬世界》宣告算法的强大势能时，经济学家泰勒 · 考恩出版了一本名为《大停滞》(The Great Stagnation) 的书。他认为，科学突破和技术进步都在放缓，除了计算机技术，其他大部分技术领域都没有明显的进步，「制药、机器人、人工智能、纳米技术ーー所有这些领域的进展都比人们想象的要有限得多。」

新冠疫情让人们意识到世界多么需要生命科技，也让科学充满无力。尽管 mRNA 疫苗的研制速度破了历史纪录，但科学研究依旧赶不上病毒的变异速度。Arc Institute 类似创新机制的出现，是一群人为促进科技创新的尝试，既是对现实的回应，也是历史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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