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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创业神话

21世纪以来,虽然以色列GDP总量增长迅速,但人均GDP位于发达国家末流,劳动生产率很低。巨大的研发投入,扩大了以色列的工资差距和社会贫富差距。在经合组织排名中,以色列是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仅次于美国和墨西哥。
2022-11-08 11:05 · 微信公众号:果壳硬科技 杨景诒丨作者 李拓丨编辑

科技行业从来不缺“以吹”。

过去十年,“创业之国”以色列诞生了大量互联网创业公司。《以色列国家技术创新报告2016~2017》数据显示,以色列共有高科技公司7072家,其中互联网公司占25%,电信技术公司占20%,计算机软件技术研发占19%,合计占64%[1]。

当创业的风向标指向硬科技,以色列还能走在世界前面吗?

以色列何以成为创业之国?

高新技术是以色列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

2020年以色列高新技术产业吸纳了大约10%的就业人口,贡献了15%的GDP、25%的税收以及43%的出口[2]。从整体上看,科技对以色列GDP的贡献率超过90%。

这些成就离不开以色列浓厚的科技创业氛围。数据显示,以色列人均创业风险投资额世界最高,是美国的2.5倍,是中国的80倍,创业存活率高达60%[11]。在纳斯达克,以色列上市公司多达147家,仅次于美国、加拿大和中国,超过欧洲所有公司的总和。

法国风投机构OneRagtime认为,以色列的六个“支柱”成就了今天的创新创业环境,它们分别是政府支持、竞争结构、兵役制度、行业和跨国公司、文化、风投生态[3]。

图片来源:SKEMA商学院[3]

其中,前三者的作用最为关键。

政府支持

自20世纪90年代起,以色列制订了一系列创业扶持政策,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补贴、服务等支持。

以色列创业扶持政策 | 果壳硬科技制表

尤其是1985年的《产业创新促进法》实施后,以色列的首席科学家办公室(The Office of the Chief Scientist)牵头负责了一系列研发支持计划,包括研发支持基金(The R&D Fund )、孵化器计划(the Incubator Program)、磁石计划(the Magnet Program)以及众多科技创新合作,解决了早期创业公司融资难的问题。

2011年,以色列又通过了第3409号决议,该协议提到:

要简化对中小企业的监管程序,减轻监管和行政负担;

要发挥中小企业的生产力和创新潜力;

要提高中小企业的出口能力和实力;

政府采购要向中小企业倾斜。

这使得在以色列创业非常便捷——创业者只要花费几美元注册公司,当天就能启动业务并开始运营。

竞争结构

以色列只有900余万人口,当地市场规模过小,创业者难以在当地获得足够大的业务需求和资金支持,因此以色列创业者普遍偏好国际市场。

资金方面,外资成了创业公司融资的大头。Innovation Israel数据显示,以色列公司只有25%的债务来自本国银行,剩余75%全部来自国外[3]。

图片来源:SKEMA商学院[3]

海外筹资的方式之一,就是在国外成立子公司。在以色列,大多数处于成长阶段的高科技公司都会向海外扩张。其结果是:这些高科技项目的销售、生产、技术支持等最终会转移到国外,而以色列总部就成了一家“国外公司”的研发基地。关于以色列模式的弊端,我们会在本文最后一节详述。

图片来源:SKEMA商学院[3]

兵役制度

在以色列,所有年满18岁的人必须服兵役。军方会让这些年轻人学习如何发挥创造力,把他们培训成技术专家。

军方在技术方面非常专业,特别是8200部队成了以色列在互联网时代的创业生力军。

每年,以色列有50余名“民间计算机专家”加入8200部队。这支部队的角色相当于美国的国安局(NSA)或者英国的政府通信总部(GCHQ)。以色列的信息安全技术和系统大多出自该部队之手。

他们退役后,要么加入高科技公司成为中高级管理人员,要么带着先进的技术和应对挑战性任务的能力投入创业。

8200部队为以色列输出了大量互联网技术人才,不过在硬科技时代到来后,以色列在生命科技方面的优势越来越明显。

未开发的生物技术投资机会

生物技术是以色列的优势行业之一。

以色列高新技术产业协会发布的《2021年以色列生命科学产业报告》显示,2020年以色列约有1750家生命科学公司,包括仿制药企梯瓦(Teva),凝胶成像和分析设备公司DNR,新型制剂公司PolyPid,被美敦力收购的胶囊内窥镜公司Given Imaging等[4]。

过去10年里,以色列本土生命科学公司在纳斯达克融资近70亿美元。另外,辉瑞、强生、通用电气等巨头在以色列建立了研发中心和创业孵化器。

以色列在生命科学领域的优势,来自于其科研实力。

以色列7家大学、10所研究机构和5家医学院中,50%的研究与生命科学有关,特拉维夫大学、本古里安大学、魏茨曼科学研究院的生命科学研究团队均具有世界*水准。据以色列出口和国际合作协会(IEICI)信息,每3位以色列科学家中有1位从事生命科学研究,为以色列提供了优秀的生物技术人才[10]。

如特拉维夫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在自闭症、精神分裂症和胶质母细胞瘤方面取得了突破。2019 年,该校教授塔尔·德维尔(Tal Dvir)领导的团队使用患者自体细胞成功打印出世界上*个3D人体心脏。

不仅科研成果丰富,以色列的成果转化路径也十分通常。依托这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以色列设立了一批技术转让办公室,促进了本土生命科学成果的商业化。

部分以色列技术转化机构 | 果壳硬科技制表

以色列的另一个优势是其高度集中的医疗保健系统。

以色列在医疗保健数字化转型进度全球*——98%的人口拥有详细的电子病历。这既有利于患者护理,又能加速一些有前途的生物技术创新的发展,比如癌症治疗。

“医学研究需要大量数据,而以色列的医保系统高度可见,能为医学研究提供了帮助。”Compugen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纳特·科恩-达雅格(Anat Cohen-Dayag)博士说。Compugen是一家用人工智能发现癌症新疗法的公司,该公司利用以色列医疗系统提供的数据,发现癌症免疫疗法的新药物靶点[5]。

“以色列的医疗数据非常丰富,当你使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其它计算方法,把这些病人数据、诊断信息与医疗记录放在一起研究时,往往能有新发现。”阿纳特·科恩-达雅格相信,以色列能在癌症治疗方面扮演重要角色[5]。

但创业终究烧钱,以色列纵有万般优势,照样会被钱难住。

创业要素齐备,除了钱

“我们的生物技术市场比美国落后约20年。”以色列一家mRNA新药研发公司的CEO尤奇·斯洛尼姆(Yochi Slonim)表示,这里没有足够的资源供生命科学公司融资,“以色列的资方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5]。

许多以色列公司得资金来源时政府的创新局。但临床试验和FDA的审批流层都要花钱,政府给得根本不够,这些创业公司需要更多资金来源。

没钱该找谁呢?国际政治局势决定了,资方是美国。

“以色列创业公司*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获得足够的资金。”美国咨询公司LifeSci Advisors创始合伙人迈克尔·莱斯(Michael Rice)说,“美国有大把腰缠万贯的投资人,但以色列没有。如果一家以色列公司能得到美国投资者的垂青,它成功的概率会更大。”[5]

“虽然以色列也有6家本土VC,但这些机构没能力推动所有好项目。”莱斯认为,“以色列有这么多早期项目需要融资,是美国投资机构的机会。”[5]

一些初创公司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AI医疗公司Nucleai在今年3月完成了3300万美元B轮融资,资方为赛诺菲和p 32。其中,p 32是谷歌风险投资公司创始人比尔·马里斯(Bill Maris)的另一个风投基金。而Nucleai共有70名员工,他们分布在以色列、芝加哥和波士顿。

此外,以色列离“经济中心”的地理距离也很远。

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尤奇·斯洛尼姆平均每年要抽出80%的时间,飞往世界各地跟合作伙伴和投资人会面。

但新冠疫情反而削弱了以色列在这方面的劣势。尤奇·斯洛尼姆表示,“疫情发生后,每个人、每一个公司都被置于同样的竞争环境里,这对大家都很公平。”甚至可以说,以色列的生命科学市场,是新冠疫情*的受益者之一。[5]

这在早期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利好——2020年,以色列创业公司整体融资超100亿美元,破历史记录。不过从长期看,新冠负面影响显然更大——到2021年,以色列的上市公司市值纷纷下降,该国全球创新指数持续下降至第15位,而疫情前的2019年,以色列甚至挤进前10[9]。

以色列还能维持创业神话吗?

大可不必过度神话以色列。

一方面,“外国吹嘘、本国批判”才是以色列的真实情况。

以色列确实有一批精英人才,他们掌握技术、薪水很高,但这只是极少数以色列人。事实上,高科技劳动力仅占以色列劳动力总数的8%,“这个数字近几年没有继续增长,说明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已触及天花板。”以色列《国土报》英文版的商业编辑大卫·罗森伯格(David Rosenberg)认为[6]。

在他看来,以色列的情况比其他国家更糟糕,因为以色列人擅长创新,但不擅长建立可以雇用更多人的大公司。比如,以色列没有谷歌或Facebook这样的一线巨头,甚至没有Salesforce这种二线科技公司[6]。

“以色列的高科技只与创新有关,却无法提供更基础、广泛的经济增长。”罗森伯格说。

21世纪以来,虽然以色列GDP总量增长迅速,但人均GDP位于发达国家末流,劳动生产率很低。巨大的研发投入,扩大了以色列的工资差距和社会贫富差距。在经合组织排名中,以色列是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仅次于美国和墨西哥。

另一方面,以色列作为国际贸易里的“技术掮客”,其创新大多成了美国的嫁衣。

前文提到,不少以色列公司的资金都来自美国,而拿美国的钱也是有代价的。

美国-以色列科学和技术委员会(USISTC)成立于1993年,旨在促进两国高科技产业之间的合作。该计划的目标是“使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化”。虽然合作工作可能与BIRD基金会支持的工作有些类似,但“科技委员会协助对市场准备时间较长的新技术进行商业化。这些项目涉及较高的风险,需要大量的资本承诺”。这些投资项目由美国-以色列科技基金会资助和管理。美国和以色列政府各承诺在三年内为这项工作提供1500万美元,总额为3000万美元[7]。

在经济方面,美国*的高科技产品的关键部件是在以色列发明和设计的,使制造这些产品的美国公司更具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思科、英特尔、摩托罗拉、应用材料和惠普只是其中的几个例子。美国和以色列的经济和商业关系现在涵盖了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医疗保健解决方案、能源、制药、食品和饮料、国防工业、网络安全、航空、海水淡化、回收、保护、管理和灌溉。

美国公司在以色列Start-Up Nation(一个独立的非营利组织,为以色列创新公司搭建桥梁)建立了300个外商投资研发中心的三分之二。根据美国商会的估计,以色列是2500多家美国公司的所在地,雇用了大约72000名以色列人[8]。

硬科技时代,以色列还能续写互联网行业的创业神话吗?或许,这里的创新产业本就是美国庞大科技触角中的一只,而属于以色列的“神话”,自始至终都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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