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打假“算法造茧论”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董晨宇）

现在很多人都会焦虑信息茧房。最近几年，流传着许多关于信息茧房的讨论，有人说，雅思让我感受到了信息茧房的恐怖，还有人说，专升本让我感受到了信息茧房的可怕。还有人利用信息茧房制造焦虑，把这种担忧转嫁到对于算法的批判。

在公众的讨论中，信息茧房可能是传播学中所有概念中最出圈的一个词，也是被误用最频繁的一个词。信息茧房越来越像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源头，厘清概念。

信息茧房的本质是物以类聚

信息茧房是美国政治学者凯斯·桑斯坦在2006年提出的，意思是在信息的传播中，公众因为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或自己愉悦的领域，久而久之，就会将自己桎梏在信息的茧房之中。

在解释信息茧房这个概念时，有两个容易被错过的细节。第 一，信息茧房提出的时间是2006年，那年我上大学二年级，使用的是MSN这样的通讯工具、博客大巴这样的网络空间。当时的我，连何为算法都不知道。

桑斯坦在解释信息茧房时，所举的例子也是博客。他发现，共和党人博客的友情链接，绝大部分都是其他共和党人的博客。民主党人博客的友情链接同样是其他民主党人的博客。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你点开一个共和党人的博客，顺着它的友情链接一路读下去，你会发现自己一个下午的时间，都在民主党的圈子里打转，这就是信息茧房。

第 二个细节是，桑斯坦将矛头指向的更多是人性，而不是技术。如果我们从更长的历史中寻找信息茧房的蛛丝马迹，其实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去看待信息茧房，那么，在社交媒体还没出现的时候，我们的手机通讯录，很可能也是一个茧房。信息茧房并不是互联网带来的新东西。

信息茧房被过分高估了

那么，技术和信息茧房是怎么扯上关系的呢？其实，信息茧房最开始指向的并不是算法问题。把它和算法联系在一起的人，是美国互联网观察家伊莱·帕里泽，他换了个说法“过滤泡”，还写了本同名书。

帕里泽并不是科学研究者，他不断举例子论证观点。例如，2010 年春天，深水地平线钻井发生事故，残留的油井持续向墨西哥湾泄露原油，帕里泽邀请他的两位朋友在谷歌上搜索一下英国石油公司这个关键词。这两位朋友都是在美国东北部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女性，但她俩得到的结果却完全不一样，一位看到的是钻井事故的新闻，另一位却是英国石油公司的投资信息。帕里泽说，你看，算法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公正，它会猜测你想看什么，然后迎合你的兴趣，这件事乍一听挺可怕的。

传播学者也较上真了，开始做实验。其中有一份来自德国的实验研究，研究者模拟了四位谷歌新闻的用户：一位上了年纪的保守派寡妇、一位 50 多岁的中产阶级父亲、一位 40 岁忙于事业的单身汉，还有一位 30 岁的多金职业女性。模拟的方法很简单，分别建立四个谷歌新闻的新账号，花一周的时间，不断在上面搜索象征着他们年龄、性别、教育、职业、收入的关键词。

一周之后，训练结束，研究者再使用这四个账号，共同搜索一些当时在德国流行的新闻关键词，结果发现，仅出现过一次的结果，占所有搜索结果的 2.5%，也就是说，大家搜到的结果其实有很多重叠之处，过滤泡并没有出现。

另一本书《过滤泡真的存在吗？》对目前几乎所有重要的相关学术研究做了完整的综述，对于算法导致信息茧房也好，导致过滤泡也好，学界目前的观点达成了比较的统一：它的严重程度被我们过分高估了。

哪些人更容易陷入信息茧房？

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认为，信息茧房完全不存在。信息茧房是根植于人性中的顽疾，也是教育所需要对抗的人性的弱点。

2018年的一项研究对2000位英国互联网用户发放了问卷，发现陷入信息茧房的人，基本有两个特质：第 一，普遍只使用一种社交媒体；第 二，陷入信息茧房的人普遍对公共事务不感兴趣。即便没有算法，这些人也会给自己打造茧房，躲到自己的喜欢的东西里面取暖。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在自己的信息茧房中过得安逸的同时，也在埋怨技术。2019年，昆士兰科技大学的研究者阿克塞尔·布伦斯写了一篇论文，叫做《笨蛋，这和科技无关》。布伦斯认为，回声室效应的流行，不过是技术再一次成为了社会问题的替罪羊。布伦斯的这种观点，在传播学中被称为“道德恐慌”，在一项新技术进入社会之时，人们往往倾向于夸张它可能带来的危害，甚至笃定技术可以凭借一己之力毁掉整个社会。

美国传播学者南希·拜厄姆说过一句话，非常犀利：我们总是倾向于责备技术，原因很简单，因为只有技术，从不还嘴。但是，责备技术并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没办法让我们走出泥潭。

如何走出信息茧房？

我们仍旧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回到“人”的身上。在如今的媒介环境中，为自己的信息接触定制一个“套餐”特别重要，让自己的互联网使用具有清晰的目的性，从“刷手机”回到“用手机”。

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到信息茧房的提出者桑斯坦。他说：“信息茧房的破解，根源在于培养‘一个健康的信息接触习惯’，在这个习惯中，一定需要包括和你对立的，甚至威胁到你既有认知的信息”。

当然，接触对立信息的目的，可不仅仅是为了挑战它，更重要的是去用这些信息试着挑战自己。我想起苏格拉底的一句话：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度过。这并不容易，但弥足珍贵。因为这仍旧是人的责任，也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Haim, M., Graefe, A., & Brosius, H. B. (2018). Burst of the filter bubble? Effects of personalization on the diversity of Google News. Digital journalism, 6(3), 330-343.

Bruns, A. (2019). It’s not the technology, stupid: How the ‘Echo Chamber’and ‘Filter Bubble’metaphors have failed u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Dubois, E., & Blank, G. (2018). The echo chamber is overstate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olitical interest and diverse media.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1(5), 729-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