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向阳：做产业爱好者 拒绝“投资家”头衔

　　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已经能够“几千万几千万”地投资。他不羡慕如今风光无限的投资家。

　　十几年前，他由于“无知”进入生物医药产业，却在其中找到寄托。他自称理想主义者。

　　他是赛百诺、海普瑞最早的天使投资人，却每每功亏一篑。他自称过程主义者。

　　他专注于肿瘤治疗的前沿技术多年，在这一投资领域，鲜有可置喙者。最近他罹患肠癌。他认为得其所哉。

　　“我不是一个故事，”杨向阳说。“我是一个比较深刻的人。”

　　杨向阳很早听说过薛蛮子，但真正相识的时间不长。现在，薛对杨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不能死在我前面啊。”

　　二人同病。杨今年五十，小薛10岁。薛的顽童性格使他在各种场合无所顾忌地谈论自己的恶疾。杨的豁达不减于薛，但说到所患肠癌，他会稍现忧郁，虽然不易察觉。

　　杨在投资界的资历与薛也不相上下。由于对生物医药产业的专注和这一行业所涉知识的高深，杨获得了不可能广泛但足以让他自傲的尊敬。这更多是一种精神鼓励而非对商业能力的肯定。比起以“惟利是图”自许并屡获成功的薛蛮子，杨向阳认为自己做的是一件商业回报与付出明显不成比例的事。“我不是一个投资家，不是天使投资人。准确地说，我是一个产业的爱好者。”

　　杨的玩笑中并无孤傲之意。也不全是玩笑。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杨已成为千万富翁，当然知道投入少、时间短、回报高的投资原则。当他发现自己执意进入的行业并不符合这一原则时，他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它。

　　杨向阳生于1962年，安徽阜阳人。1985年，杨即将从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被创办未久的深圳大学挑中援教。深圳大学的首任校长是原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音乐人高晓松的外公，杨也因此后来与高成了朋友。这样，两年后，清华研究生毕业的杨向阳选择了到深圳大学任教。这所历史不长的大学后来出了史玉柱(86级研究生)和马化腾(89级本科生)，但他们不在杨的朋友名单中。“我一般跟企业*都没什么关系。”

　　一场众所周知的大变故改变了包括杨向阳在内的很多人的道路。1990年，杨下海经商，先后进入过石油贸易和加工、房地产等行业，和那个年代下海的很多人一样，利用“双轨制”倒买倒卖。无论怎么看，杨也不像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样：“我是一个从小地方出来的人，比较胆怯，什么事都循规蹈矩，慢慢做。”但是，他的另一面得到了诸多印证：“我骨子里又有不安分的东西。”很快，已经有了数千万资产的杨向阳开始对自己的状态感到不满，他希望进入“高精尖”的领域，而不是做一个普通的商人。“怎么也是清华毕业的，眼界还是不太一样。”杨说。

　　那时候，以三九胃泰、三株口服液、盖中盖为代表的医药、保健品市场正如火如荼，杨显然受到了影响。1997年，杨向阳的源政药业公司出现在深圳。起初，公司做常规的化学药物，并且赚到了钱。杨性格中的“不安分”再次跳出来。在他看来，尽管盖中盖等产品畅销一时，但它们只能证明中国是一个善于营销的国家。杨希望创新，能开发新药。这时候，他遇到了回国创业的赛百诺创始人、科学家彭朝晖。

　　彭所讲述的肿瘤的基因治疗前景应和了迷恋新技术的杨向阳的梦想，杨当即决定投资。“当时确实是无知，”杨对《创业家》说，“对这个行业的深度了解太差了。”(后面可以看到，杨所谓的“无知”更多的不是指专业知识的缺乏)不久，到深圳创业的拥有肝素钠(最有效抗凝血药物的原料药)提取技术的李锂进入杨向阳的视野。李锂的妻兄单宇(现海普瑞总经理)曾是源政药业总经理，与杨向阳同是阜阳人。经过交流，杨很快认识到李锂技术的价值，于是投资600万元取得李创立的海普瑞公司30%股权。

　　接着，杨受到了更大的激励。2000年，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在深圳清华校友交流会上与杨相识，二人所见略同，认为生命科学、生物医药是清华乃至国家应该大力发展的领域。随后，由源政投资、清华控股、全兴集团(该集团私有化后其股份被杨向阳收购)共同出资的清华源兴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杨向阳任总裁。“英语很差”的杨带着热情冲到美国，寻找项目、招聘博士。清华源兴雄心勃勃地宣称已经搭建了基因灭活、高效复合型基因疫苗、抗体工程、克隆和组织工程等七大技术平台。沉浸在由这些最前沿技术构造出的梦幻氛围中的杨愿意资助生物医药领域的一切新项目。他找到“克隆牛之父”杨向中，出资支持他研究通过克隆技术引进国外品种优良的奶牛从而改变中国奶牛质量太差的状况。这一项目所需资金量大，又难以迅速商业化，同时杨向中得了癌症(于2009年去世)，杨向阳最终将它转给了别人。这个例子大概能够说明杨向阳投资生物医药最初的热情：对于新技术的商业未来过于乐观。

　　不仅仅是盲目。杨并非不知道自己所涉足的这一产业的高风险：产品从开发到通过三期临床，不仅周期长，而且风险无处不在。因此，“如果只做一两个产品，万一失败了，丢的不仅是金钱，而且是更宝贵的时间和机会。必须多头出击，才能做到东方不亮西方亮。”清华源兴初创，杨对当地媒体说：“保守一点估计，我们产品的成功率将达三成。”

　　随着对生物医药认识越来越深，杨向阳对项目的判断也渐趋理性。当他最终把对这一领域的投资确定在三个方向(基因治疗、免疫治疗和干细胞治疗)上并有所成就时，他发现，*的风险刚刚来临。

　　杨遇到的困难可能比发明一种奇特的新药更大。清华源兴与美国合作研制的艾滋病疫苗和乙肝疫苗2004年左右向SFDA(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报临床，可是“到现在它也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这意味着没有人知道源兴的研究是该继续还是停止。杨不甘心放弃。为了维持实验室的运转，他拓展了源兴的业务，为另外一些申请基因治疗的企业做药品生产外包和药学资料准备。

　　2006年，杨向阳投资了胡祥创立的以干细胞治疗为方向的北科生物。据杨说，北科生物是这一领域中中国最早的公司。在对干细胞技术及其医学伦理的争论中，同样申报未果的北科生物与众多医院合作进行临床治疗并且开始赢利。杨向阳认为，北科的示范效应引来了众多跟进者，其作用好坏兼具：一方面导致了这一行业中鱼龙混杂，“有的人在宾馆里就搞了”，另一方面，唤起了各方面对干细胞治疗的重视，而且“保不齐会跑出几匹黑马”。

　　“重视”的结果之一是，2012年初，卫生部发布通知，要求“停止未经卫生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干细胞临床研究和应用项目”，已经批准的干细胞制品临床试验项目，“不得随意变更临床试验方案，更不得自行转变为医疗机构收费项目”。

　　杨理解卫生部受到的压力。他当然同意对医疗技术的立法规范，也主张在法律不清晰的情况下开展治疗应该慎之又慎。他难以接受的是相关部门长期不闻不问(北科生物从创立至今已经7年)，最后一“停”了之。杨说，在美国，如果研究方案不被批准，“FDA会告诉你为什么不行”，但是在中国，“连门儿都找不着”。在他看来，与拥有数万职员且多为专业人员的FDA相比，“SFDA只有几百人，多数还是行政人员”。“不能只是打板子。”杨向阳说，“一个企业，命运抓在行政主管部门手里，这是我们在很多事情上进步慢、产生腐败的原因。”杨认为，制度不健全和相关部门的不作为已经阻碍了整个社会的进步。“企业输，国家也输了。”

　　杨将他的批评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我经常讲，美国的国家战略就一个字，赢。做汽车，就出了福特，克莱斯勒，做计算机，就有微软、英特尔、苹果。我们赢在一帮所谓的院士、专家上，论文写几大车，没几篇有用的，一开会，门一关，拉一大横幅，‘欢迎各位领导座谈’，自己意淫，愚蠢之极。这个国家怎么进步?不进步，就是近三百年来，吃的用的，哪一个是咱们干的?现在动不动要买人家，你买什么呢?人家源源不断在创造，你是不断把你的地卖了，矿挖了，把你的兄弟姐妹的青春耗尽了去买……”

　　仅从字面上看，可能会导致对杨向阳说话语气的不恰当想象。事实上，杨一直平心静气，语调和缓。

　　对于引起广泛争论的把不成熟的技术用于收费临床治疗，杨向阳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有的癌症治疗方法(如化疗放疗)基本是失败的，没有给病人带来多少收益，而可能有用的方法却没有规范可依，那么就要站在病人的立场上考虑医学伦理。“我和薛蛮子现在都得了癌症，作为癌症病人，我们的伦理是什么?我们的渴望是什么?就是能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在首先安全的原则下，病人愿意试，这时候你要站在他的立场上，否则就是逼着他们去信气功、游医和一些子虚乌有的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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