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契约婚姻结束，GP对LP说“我还想娶你”，LP回“我也想嫁你”！

因LP不同的背景，在选择GP的时候，侧重点有何不同？

龚彦焱：我们从90年代末就开始做母基金，投资中国是从2004年就开始投资美元基金，从2010年开始投人民币的GP，所以现在投了大概30多家GP公司，40多个基金。我们母基金是硅谷银行金融集团，母基金的投资对象基本上以科技为主的早期基金为主，还会兼顾一些天使和后期的基金。

林旭初：今年经常听到母基金这个词，单独作为一种基金的形式，还包括公募基金。回顾一下，中国VC和PE行业逐渐成熟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9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既没有GP，也没有LP，在中国从事投资的可能是国外的基金，他们用外币投资中国的一些行业。从9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创投公司，逐渐有了现在讲的GP雏形，但其实是中国人的GP，去募集境外的GP，跟境外进行对接。08年的时候有限合伙颁布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有所为的境内GP，开始出现人民币基金。从08年到现在，实际上LP数量或者这种长期从事于GP的数量增多，中国投资界出现以中国境内GP和境内LP这种形式的基金常态。这个过程当中，GP和LP相互之间的选择，本身是非常重要的。回归到投资这个定义，就是在一个风险可控下的超收益的获取，不同的人对于风险的预期或接受度，认知要合适，对于回报率产生的方式上、周期上，认知要合适。

刘英魁：每件事情都要回到本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投资，为什么要让GP去做投资，这是我们首先要想明白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替大量的背后投资人做投资的，第一我们非常现实，不管这个GP有多大的规模，有多大的品牌，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规模很大，品牌很好的，收益并不好。我们追求的是有没有真正的绝对回报率。真正的GP要超越普通投资者或家族财富投资者，作为母基金和LP来讲，我们最看重绝对回报能力和释放能力。我们会对策略成熟程度进行长期的跟踪和考察，在现在这个市场环境下，可以看到很多GP也很好的想法，但是并没有做整个国际金融市场长周期的分析。所以，我们现在增加了两个条件，一个是整个投资策略的成熟程度，二是对未来市场变化的一种判断和适应能力，这是我们作为LP看到的问题。

龚彦焱：听到了几个关键词，一个是未来的收益，更重要的是风险调整后的回报，不能只看到收益。怎么看到风险？就是投资策略可持续性，对未来的预判能力。王总和薛总都是有政府背景的LP，从你们的角度，你们对GP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王颖：我们母基金体系规划覆盖从早期投资到成长期，再到中后期，是一个初步搭建的过程。预计三年左右会吸引100亿社会资本，能够参股到50只GP。因为是政府的平台公司，所以第一个维度，就是要与区域内重点产业紧密结合，关注早期科技创新，尤其是硬技术创新的企业；第二个维度是文化和消费升级；第三，新技术与传统行业中有非常紧密的行业应用的，这三点恰恰跟第一个维度，就是怎么样跟优势创业、双创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双轮驱动是有内在逻辑的。选GP的时候，有几个标准，即三看。第一是看过去， GP的团队在过去投资的业绩有没有量化的财务数据，团队要经历过完整的募投管退的周期，是否能够真正科学化做好资产配置组合，做好风险的控制，这个是至关重要的。第二个要看未来，从原来的橄榄球型向哑铃型发展，投资策略从点到投一个项目，到投产业链，投产业趋势。我们关注投资团队是否专注和深耕于某个重点的产业，这个产业是否有专家，对产业和行业有深刻的理解。第三就是看投后，我们觉得投后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基于产业生态投资的逻辑，GP能否为未来投资对象提供非常好的产业资源对接，产业发展趋势的理解，以及未来打通多元化的退出渠道，都会为投资收益的提高和保障，提供一个坚实的支撑。

薛荷：厦门创投成立四年的时间，我们做政府引导基金中发现，虽然在这个行业起步不是很早，但是发展得非常迅速。现在间接管理的规模超过了400个亿，在清科政府引导基金排到第四位。政府引导基金，把政府出资这一部分的收益，用四年的时间收购，按存款期退出，GP都很喜欢要。其实我们也很纠结，要求投项目的比例两倍、五倍增长，但是项目经济总量只有这么小，怎么吸引优秀的GP？在做的过程中，要更专业一点，我们还是坚持能够市场化。

廖俊霞：政府确实有一些诉求和特点，无论是昌平还是厦门的引导基金，都往市场化的方向迈出了非常大的一步，薛总也提到要专业化，相信特别受GP欢迎。

本文来源投资界，原文：https://pe.pedaily.cn/201612/2016120840646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