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掉“独角兽”！激进投资者入场，他们重新盯上了传统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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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手们”越来越难以在类似互联网这样的新兴行业中，“捕获”未来身价将超过十亿美元的“独角兽”。而改造传统行业中那些成长受阻的企业，或许又变成了一门不错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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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早期投资与控股型或并购型投资，对于基金管理人能力的要求颇有不同，多数并不具备做控股型投资和管理能力的投资机构须得要做出改变，直接引入在实业界打拼多年的资深人士正是它们的应对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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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多在实业界打拼多年的职业经理人“转换跑道”，进入一级市场相关机构：参与组建股权投资基金，或者创立孵化器或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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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现实来看，实业家背景的投资人最常涉足的投资领域或许就是“消费升级”，以及它背后的传统产业升级改造。

　　卖了近20年的冰淇淋和速冻饺子后，朱玺打算换条“跑道”了。这位食品公司“通用磨坊”中国分部的掌事者，在2017年夏天选择加入股权投资公司“天图资本”。

　　“巴菲特80多岁了还在做投资，我想找到一份能做到老的工作。”此前，朱玺从零创建这家食品公司的中国分部，把“哈根达斯”和“湾仔码头”引入中国，将品牌深深刻入人们脑海的同时，也把产品卖遍了这个国家。

　　从实业家转型投资家，他解释说，中国已经到了“用资本推动实业发展”这一阶段，“资本不光是一种财务投资，而是要挤进董事会推动公司的变革。”

　　这一表态或许显示了一种趋势：在更多前实业界人士的帮助下，中国的股权投资公司将改变以往倾向于做财务投资的惯例，“拉近与实业间的距离”。

　　这一动向的大背景是，“捕手们”越来越难以在类似互联网这样的新兴行业中，“捕获”未来身价将超过十亿美元的“独角兽”。当投资难度增加，改造传统行业中那些成长受阻的企业，或许又变成了一门不错的生意。

　　激进投资者们的生意

　　通常，中国股权投资公司希望给外界一种印象：他们是创业者的好伙伴，提供“银弹”的同时，也提供优质的投后服务，但不过多干涉企业运作。然而，当时机成熟，如同他们的海外同行，更多本质上相对激进的中国投资者，愿意展露其真实的一面：“看到企业做得不够好，花钱太多，利润不够，这些投资公司就要迫使企业做出改变”——直接介入这些增长乏力的公司的管理，要求调整公司架构、拆分业务、改善治理。

　　这种做法在二级市场更为常见，因为在公开市场交易股份较一级市场更为便利：投资人在公开市场中买下目标公司的大量股份，并试图获得董事会席位；这些投资者的目标在于改变公司的运作，使之更加值钱。最新案例是，包括IBM和朱玺此前供职的通用磨坊，都传言成为激进投资者的收购目标。

　　更引人瞩目的案例，是百胜中国的拆分。大约一年前，旗下拥有肯德基和必胜客的餐饮集团百胜，将其中国业务的少量股份出售给了投资机构“春华资本”，并拆分中国业务单独上市。这一分拆的背后有着激进投资者迈斯特（Keith Meister）的身影：迈斯特在2015年买入约5%的百胜股票，向其提出拆分中国业务的建议，并获得百胜董事会席位以推进这一建议。迈斯特认为，把占百胜销售额一半的中国业务拆分独立发展，将给股东带来更多价值。在百胜中国2016年下半年完成拆分并独立运营后，迈斯特在2017年初退出了百胜董事会。

　　另一种操作方式是，股权投资机构在选择标的时，就以实现控股为标准：直接派驻自己人到被投企业的核心管理岗位，取代原有企业家，带领已完成“从零到一”的创业企业，快速进入“从一到一百”的进程。

　　中国消费品投资公司“云月投资”以这样的控股型投资而著名，一个典型案例是该公司此前投资贵州本地的“牛头牌”牛肉干：三位农民创业者在1984年以一家牛肉干制作作坊起家，后创立了永红食品公司。企业越做越大，却面临无人接班的困境，永红食品的创始人在2013年将部分股份转让给云月投资，使后者成为永红大股东，接替创始人团队运营企业。除永红外，运用类似的操作手法，云月投资还曾投资了果汁企业“果香园”、核桃饮料公司“智强”等。

　　美国投资公司德太投资（TPG Capital）是控股性投资的实践者。麦当劳中国特许权交易案例显示了德太投资对控制权的渴望：之所以从与凯雷和中信争夺麦当劳中国特许经营权的竞争中退出，德太投资执行合伙人戴德时说，那是因为该公司希望获得更大的控制权，但事实上没有。

　　另一家巴西投资公司“3G资本”也被部分消费品投资人，视为股权投资公司开展控股型投资的典范。这家强调永续经营的公司，以强势介入被投公司管理、力图提升其效率而著称。

　　一个标杆性交易是，3G资本在2015年与巴菲特掌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一道，共同促成了两家公司掌控的食品企业亨氏，与另一家著名食品公司卡夫的合并，创造了北美第三大的食品公司。整合也伴随着北美8座工厂被关闭，2600名工人被裁。

　　3G资本三位合伙人。3G资本近年来的收购战果累累，已经连续将亨氏、卡夫、汉堡王、百威、Tim Horton等巨头揽入怀中。

　　越来越多实业家转换跑道

　　此前，选择在中国大量运用这种玩法的股权投资机构数量不多，“现在两万多家私募股权公司，多半是做财务投资”，但目前的时机似乎较之前成熟了些。朱玺选择加入的天图资本在2016年财报中说，该公司“将尝试开展消费品领域的并购和控股型投资”——这是朱玺能够发挥更大能量的地方，“我做过企业，有实战经验，经历过各种各样问题”。此前，这家公司主要以少数股权投资为主要业务。

　　天图资本首席投资官冯卫东对该公司这一战略变化做出解释，一是市场竞争激烈，产业升级变得紧迫；二是“创一代”面临交班，但子女们接班意愿有限；三是公开市场偏好大盘蓝筹股，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弱；四是并购市场的金融工具逐渐增多，例如银行有更大意愿提供并购贷款——这些因素都使得并购和控股型投资成为可能，“并购和控股所需要的能力远远大于少数股权投资，有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

　　朱玺解释到，在早期投资“找到独角兽越来越难”的背景下，股权投资公司开始寻找后期的并购机会。然而，由于早期投资与控股型或并购型投资，对于基金管理人能力的要求颇有不同，多数并不具备做控股型投资和管理能力的投资机构须得要做出改变，直接引入在实业界打拼多年的资深人士正是它们的应对措施之一。

　　于是，越来越多在实业界打拼多年的职业经理人“转换跑道”，进入一级市场相关机构：参与组建股权投资基金，或者创立孵化器或加速器。原因之一或许是“现在有需求了”。朱玺说，“十年前大家可能想自己创业，但从来没有想过到投资机构”，现在的情况是，投资机构需要实业界的人，“另外，人才有了储备”。

　　作为跑道转换大军中的一员，加速器Plug and Play（简称PNP）的中国管理合伙人徐洁平说，他进入投资界的原因之一在于大势，“选择方向很重要”。此前，徐洁平多年的职业经历都在跨国企业，2017年他离开了供职多年的诺基亚，加入了硅谷加速器PNP在中国的分部；这家加速器试图联合投资基金和大型企业，“共同发现、培育和投资‘独角兽’企业”。

　　这位前产业人士称，中国实体经济的主流是那些市值在40-60亿元之间的中型公司。在实业人士的帮助下，投资机构若能推动高新技术在这些企业中的应用，效率的提升将为其带来丰厚的利润。“我看重跟企业的深度交流，结合行业的基础上再做投资。”徐洁平说，“与过去相比，投资机构对人才的需求不同了。”

　　同样引人注目的案例是，1989年加入餐饮集团百胜，并担任中国事业部负责人超过17年的苏敬轼，在退休后加入了高瓴资本，担任运营合伙人；此外，前京东商城首席执行官沈皓瑜、前美团网首席运营官干嘉伟也加入了这家股权投资机构。2017年，有众多实业界人士加盟的高瓴，与投资机构鼎晖及公司管理层一道，以约530亿港元对港交所上市公司百丽实施了私有化；百丽此前的*市值一度达到约1400亿港元。

　　传统产业升级或成控股投资试验田

　　事实上，百丽的确符合控股型投资机构入主的标准：这家有“鞋王”之称的公司在私有化前已经由盛及衰，鞋类业务表现不佳，拖累了发展中的运动服饰业务。停牌时百丽同店销售额已超过10个季度负增长，最近一年的净利润下跌18%，并处在连续快速的关店潮中，年轻女性不再偏好这个跟不上潮流的品牌。私有化后，投资公司将主导百丽的运营，百丽两位创始人套现离场，不再持有百丽股份。

　　《金融时报》在一篇报道中引述高瓴掌事者张磊的话说，科技能够让旧经济领域那些本来可能被宣告慢性死亡的企业获得新生。具体在百丽这个案例中，张磊计划把三维打印技术应用到制鞋上，并吸引顾客到实体店试穿，然后在互联网上获得个性化的定制服务。

　　相较于单纯金融背景的基金管理人，朱玺说，有企业经验的投资人一方面可以从创业者的角度来观察行业和项目，以确定下注是否明智；另一方面，也能帮助创业者更准确地承担*的角色：“从一个产品经理或研发人员到首席执行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要经历很多磨炼。”

　　从现实来看，实业家背景的投资人最常涉足的投资领域或许就是“消费升级”，以及它背后的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擅长，更重要的是，面对一个庞大的市场，投资公司没有理由放弃：随着手里的钞票增多，消费者支撑起了这个国家消费升级的热潮，而为争夺这一增量市场，资本大量进入传统企业，“让他们生产品质更好的产品”。

　　“消费品市场，特别是食品，仅一个乳业市场就有6000亿，而且每年双位数增长”，朱玺举了一个例子，“其他领域不太可能有这么大的规模，风险也要高很多。”他打趣说，“像通用磨坊和可口可乐，世界上最长历史的公司多是消费品公司，靠的是持久力，像跑马拉松。”冯卫东说，“消费品投资慢一点，需要韧性；有的领域看起来门槛不高，但需要综合的管理、运营以及对产品和品牌的打磨。”

　　当然，消费升级所带来的控股投资机会也并非局限在消费品，也有投资机构将目光扩展到了医疗和教育服务领域——钱包渐鼓的消费者愿意花更多钱，以享受更好服务。上海一家股权投资公司“上达资本”选择控股并运营邻近地区苏州的一间约有1000张床位的民营医院。院方说，在附近公立医院接受政府补贴还无法实现盈亏平衡的情况下，该医院在2016年缴纳税款接近2000万元人民币。

　　当越来越多实业家跨界进入投资领域，与实业关系更加密切的传统产业升级领域，就是中国控股型投资的试验田。

　　“现在很多传统公司变革还很慢，跟国外一样，中国的激进投资慢慢会多起来”，朱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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