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资产回到了2017年

有时候，普通人和行业巨头的距离也没多远。

比如2022年10月24日，腾讯股价跌到了206港元，这意味着股价重新回到了2017年4月。巧合的是，很多人也在最近查看过银行卡账户，发现兜里的资产也没比五年前更多。

重返2017年正在一部分人身上悄悄发生。在雪球，一位投资者抱怨腾讯前些年大手大脚乱搞投资，今年五次公开抄底腾讯的段永平表示：谁都有个认识的过程。

重新认识自我和世界，正在成为一种必需品。大厂们的表现为股价回调、业务转变，更多的普通人则在变化中勉力稳定自己的生活。

以下是亲历者的自述——

01、2018年，我的合伙人跑路了

我是一个差点实现财务自由的创业者，现在正坐在公寓楼里的办公桌上写ppt，再过一个小时，我就要去和客户开会了，那是一个只有50万的传播项目，为此，我已经改了5版方案、熬了8个通宵还抽了两盒烟。有一天上午，同事来上班，一打开门，看到被熏黑的墙，还以为办公室的中央空调变成烟囱了。

我的资产跟2017年基本保持不变，主要是因为事业的两次变故。

一次发生在2018年。我从2015年开始创业，那年我30岁，个人投入几十万，跟几个朋友合伙搞了家直播公司。公司在北京，鼎盛期员工数量过百，签约主播过万，还会挑选有潜力的新人进行包装，并向娱乐圈输送人才，而他们的日常工作是对着镜头聊天、唱歌或者表演其他才艺。

当时的公司环境很放松，有游戏厅和健身房，不忙的时候，我会和比我小十几岁的同事们一起在里边打游戏。即便是全职的主播，我们也不设定数据考核。不是老板们佛系，而是那时的直播属于妥妥的增量市场，这个月的努力会立刻体现在下个月的工资单上。

2017年，公司盈利，我分到了几十万，相当于把创业本钱拿回来了。其实我应该可以拿到更多，但形势太好，我跟朋友们都决定：把更多的钱放在账户，用于拓展新业务。

果然，2018年，我们融资了上千万，估值过亿。那一年，作为股东的我，个人资产坐着火箭直线上升。资金到账的那一天，我们还一起讨论，想着再过两年，就赞助几部好电影提升公司质感。

现在看来，那也是整个行业最争气的一年。后来，当市场上越来越多的直播公司涌现而出，国家针对主播行业的要求也开始变多。毕竟，野蛮发展不应该是任何一个健康行业的常态。正在我们努力调整以适应变化的时候，真正的黑天鹅事件发生了。

一天，我正在和同事们开会研究如何合规，财务打来电话，说多笔原本该到的资金迟迟没到账，然后隐晦地表示，其中一位合伙人联系不上了。我先是懵，然后难以置信，随后，我快速解散了会议，然后给那位合伙人打电话，果然没人接，找我们的共同朋友、他的家人，也都没有结果。

半个月后，资金和那位合伙人都没找到，我们留下的人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这位相识多年，深受信任，一起幻想过去纳斯达克敲钟的朋友，带着大家共同的钱“跑路”了。

三个月后，我们向同事们宣告破产。在给员工结算完工资后，所有的合伙人再领不到一分钱。

面对金钱和友谊的双重打击，我自闭了。相信朋友是我创业的动力之一。被现实教育之后，我的世界一度崩塌。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切断了所有通讯方式，即便有朋友担心上门看望，我也不开门。不过这样的日子只持续了半年，因为家人需要用钱，我在35岁的年纪开始二次创业，不过，这次的创业项目变成了过去同行的乙方。

新的创业项目一度还不错。凭借朋友们的关照，我参与提案的项目大多是百万级别，其中一个项目的净利润就有几百万。对于一家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公司，这是很不错的成绩。

到2021年时，我的银行卡余额已经相比2019年解散上家公司时增长了20%，我还入股了一家火锅店。那年春节，我带着同事去海南团建了10天，定的是每晚人均1000+的酒店，还顺手报销了大家从海南各自飞回家的机票。当时我觉得新的事业要真正启航了。

结果，2022年，消费品牌集体下跌叠加疫情原因，无法外出拍视频，公司大半年没接到活。我经常能从同事的表情中读出了“我们公司是不是又要完了”的疑惑，我只能安慰大家我会继续努力的。公司没收入，但人力和房租的成本还是躲不掉，很快，不但增长的那20%不见了，我的账户余额，也回到了2017年初的水平。

有时候，同事会开玩笑说，当年如果我激流勇退，现在应该已经财务自由了。

“那怎么和你们继续一起工作。”我盯着电脑上的项目回复，但心脏还是感觉被人狠狠攥了一把。

02、2019年，我开了家健身房

我是一个健身教练，准确点，是一个经历了周期的健身教练。

从在健身房打工，到开健身房雇人打工，再到遣散了所有教练，守着健身房给自己打工。现在，我已经可以骄傲地宣布，在我短短五年的从业经历中，已经扮演过一个健身教练能扮演的所有角色。

我的事业起步于2016年。当时“健身热”的风刮得正猛，王石、张朝阳和俞敏洪，这些不时出现在财富榜上的名字都是健身爱好者，连苹果公司的CEO库克来中国，都去过线上健身公司Keep。

当风吹向大众，就转化成了遍地开花的健身房和教练们水涨船高的工资。

在经过一年多学习后，我在2017年成为了北京朝阳区一家健身工作室的教练。那是一个开业刚刚两年的工作室，占地面积200多平米，加上老板一共8个教练。

我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学员翻倍了、月薪翻倍了，但是老板不干了。

2019年秋天，我拿着攒下来的30万块，和两个朋友在居民楼里张罗起自己的健身工作室，每月房租两万，占地100多平，从9月到12月，我们招到了30个固定学员，再加上我们原本各自的学员，一共有60个。

过年回家前，我们在工作室里叫了海底捞的外卖，分了钱，觉得来年一定能大干一场。

疫情打断了一切梦想。

2020年一整年，健身房一共只开了3个月，大概30多位学员因为长时间的封控要求退费，还有十几位学员没再续费。两位合伙人相继退出。其中一位在退出后，以兼职教练的身份来代课，每节课200块。

一年后，因为学员过少，我的课尚且排不满，更别提分给她了，我们再次结束了合作关系。

等到2022年，我所在的小区被封控了一个月，加上消费低迷，几乎每个月都有学员离开，工作室的情况进一步恶化。

现在，为了省钱也为了节省时间，我退掉了自己原本租的房子，搬到了工作室里住，最早的课从6点半就开始，不是因为课多，而是因为我的学员要上班。

几年前，我只是一个健身教练的时候，这种时间点的课我都一律拒绝，但现在有课上就不错了，还要什么自行车。

为了给工作室运营攒点现金流，我在没课的日子里，就坐着地铁去其他的健身房里当兼职教练，从潘家园到华茂再到朝阳公园，这些健身房里都能看到我努力上课的身影，显然，我又过上了和2017年同样的打工生活。

03、2021年，没人再找我工作

赵本山说人生最最痛苦的事情，是人活着，钱没了。

早几年听到这句话，只当是小品里一句机敏、抬杠的话，笑一笑而已，没有切身感受。等到人过40，我才真切体会到，成年人的世界，离了钱寸步难行。

2020年7月，母亲住院，做心脏支架修复手术，2万多元的手术费用，我拿不出来。临时跟朋友借钱凑上。那是我*次开口跟朋友借钱，不到50个字的信息，在微信里输入、删除、输入、删除，纠结了好几分钟，心一横发送出去。

金钱面前，自尊心几经犹豫，即可舍去。我是真的需要钱，很需要。母亲住院前，我有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没有任何收入，没谈成过一个项目。每周照旧维系工作状态，看项目，约朋友，开车满北京城跑，吃喝玩乐，也谈谈生意。我把它称为维护行业体面。

我做影视行业，帮影视作品找投资。比如说，一部电影博纳投了，我们拿剩下的份额去找其他买家。我说的是比如，我跟博纳接触过，但没做成过一笔生意。

我业务做得杂，电影、电视剧、网剧，什么都沾点。这可能跟我入行的经历有关。2016年，我才进入文娱行业，之前一直做广告，但是，当时就职的公司倒闭了。再换工作的时候，我对行业选择比较谨慎。

毫不夸张的说，我是精挑细选才看中了影视行业，一个朋友介绍的。我研究一番，决定中年改行。那几年文娱行业太火爆了，上市企业的并购新闻不断，唐德影视收购范冰冰的爱美神，暴风集团收购吴奇隆的稻草熊，隔三差五上头条。

行业也有钱，几百万的投资很容易就谈下来，几千万的项目我也谈下来过。刚入行那两年，我挣了近百万。后来跟朋友搭伙，看中的项目，自己也会投一些。

然而，好日子没过多久，行业风向变了，从监管层叫停几笔影视并购开始。大家心里预期变了，钱不好拿了。再加上之前的一些项目，票房和数据表现一般，口碑也不行。主要是投资方没赚到钱，后续就不愿意投了。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个行业，就是想来捞一笔，没赚到钱，自然也就没有后文了。

我早几年赚的钱，都折在后来投的两个项目上。其中一个项目，就没开过机，直接黄掉了。我跟他们打官司，赢了，但是强制执行不了，因为对方账面没资产。另一个项目，拍拍停停，四年了，也没成片。我估摸着也是要黄的节奏。

从2019年开始，我就没有收入。日常开销，养家糊口全是吃老本。钱花光了，就刷信用卡，父母也给过钱，名义上是给孙子，实际上就是资助我们一家三口。

刚开始没收入的时候，我不太着急，因为赚过块钱，赚过大钱。总觉得挺到行业好转，还能挣到钱。但现在看来，当时还是过于乐观了。因为疫情，文娱行业情况一路向下，今年“十一”期间的票房更是回到了2014年的水平。我当年认识做这行的朋友，还有工作的，都是已经转行了。没转行的不是在家撸猫，就是在咖啡厅看书。

2021年，我调整过业务方向，帮影视剧招商，拉广告。但是品牌方喜欢的项目不会委托我这样的第三方企业谈合作，而有广告需求的项目，品牌方也不满意，勉强撑了半年也没什么进展。

今年看清现实的我只能继续找工作。广告行业大概是回不去了，年纪太大，没人会雇我。我现在就是灵活就业，主业开滴滴，家附近街道小区有疫情的时候，还会临时去当防疫人员。虽然都是挣点零碎的消遣，但没办法，得挣钱养孩子呀。至于之前幻想过的财富自由，就忘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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