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区房简史

每个中国家长的人生中，或许都逃不过学区房的梦魇。

前段时间，北京市西城区实行“多校划片”政策引起轩然大波：一套房子不再只对应一个学校，而是从2-3个学校中电脑派位，原本是为了给学区房降温，却不料促使更多家长为了搭上“末班车”，开始疯狂抢购。

据报道，五一期间，西城单单一个小区就成交了3套1000万+的学区房，最高单价超过25万元/平。

为了让孩子接受优质的教育，家长们也是拼了。

焦虑的家长们，一次次迎难而上，他们或许根本没有时间思考：这种压力和竞争从何而来，就不由分说地被裹挟向前。

追溯中国教育变迁史，回溯中国学区房的起源，或许就能明白：

个人命运于时代，宛如浪潮中一颗微不足道的尘埃。个体在教育资源分配中所承受的一次次“不公平”和牺牲、都是为了时代最终的“大公平”使命服务。

01

重点学校从何而来？

2018年年末，一篇叫《疯狂的海淀黄庄》的文章刷屏，北京海淀黄庄，方圆几公里之内，汇集了人大附中、清华附中、中关村一二三小等各路名校，而家长们为了将孩子送进这些学校，无所不用其极。

因为进入这些名校，才有冲刺北清，升入重点大学的希望。

即使现在来看，把学校划分成“名校”和“普通学校”，反映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合理，但任何事物，都是特定时代下的产物。

在我们愤怒与无奈的同时，也需要搞清楚一件事：

名校何以为名校？

时间倒回1953年，中国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温饱都成问题的年代，教育行业也百废待兴。

资源有限，就不得不“集中力量办大事”，就如同1953年《政务院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中指出的：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小学教育的发展也不平衡。我们应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多种形式，提出不同的要求来办小学教育；如果要求全国小学整齐划一，那是做不到的。”

用大白话翻译一下就是：

“资源有限，就先发展少数，集中力量砸几所重点学校出来。”

同年，随着教育部提出《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些中学和师范的意见》，重点中学也走上历史舞台。

自此，“重点学校”这四个字，如魔咒一样侵入中国人的骨髓。

在政策支持下，这些被列入名单的重点中小学，得到了国家资源大量倾斜，获得的师资、硬件投入，让那些没有搭上重点中小学顺风车的学校望尘莫及。

不得不说，这样的制度，实实在在推动了一批学校办学质量的迅猛提高，北京四中、101中学这一批老牌名校，就是时代下的产物。

这种以牺牲教育公平为代价的“给养式”培育，也埋下了极大隐患：一批名校的产生，必然剥削了普通学校的资源。

以北京为例，2009年，人大附小、中关村一小等10所重点小学的中级以上教师数量，就是普通小学均值的4.2倍；教育事业费支出是普通学校的3倍；教学仪器设备值也达到普通学校的3倍。

久而久之，城乡间、校际间的教育差距被进一步拉大，名校和弱校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

可以说，新中国伊始，就因种种原因埋下了教育不公平的种子，此后漫漫艰难求索，不过是对此的矫正和弥补。

02

条子、票子和位子

经过30年的发展，一批重点学校地位已“稳如泰山”。

但那时，大多数老百姓还习惯于单位的福利分房，单位给的房子在哪里，孩子就在附近的学校上学，也尚未流行“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中国式焦虑。

“买房”本身就是稀罕事，“学区房”概念几乎是闻所未闻。

直到1998年，国家颁布“停止福利分房、住房分配一律改为商品化”的政策，从此，中国的住房分配走上商品化道路，房地产业迅速崛起。

而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家庭重视教育，学区房的概念才开始流行。

但那时，学区房还不是孩子能上好学校的*决定因素。在“就近入学”政策还不算严苛的年代，想要进入重点学校，还有很多“门路”可走。

最典型的三样，就是“条子”、“票子”和“位子”。

政治资本转化为教育资本，最明显的就是“条子生”。一些握有实权的大人物，为了让子女或孙子辈入学，通过给学校批条子、打招呼来获得招生名额，学校也借此获得政治资源。

“共建生”的存在，也是典型的以权择校。所谓共建，就是政府机关、或者企事业单位为了满足员工子女入学，通过单位赞助的方式，与知名中学达成共建共享的关系。共建单位的子女，不用通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就能直接入读这些学校。

每年，都有人数众多的孩子通过这个隐秘的渠道，走进众人仰慕的“牛校”。

比如《21世纪经济报道》曾报道的，北京某单位中层管理人员王某的孩子，入读的市级示范校，就是王某所在单位的共建校，每年报名的孩子近7000人，最后实际录取不到400人，王某的孩子却不用费吹灰之力。

这项隐形的福利，也是让很多精英一边抱怨薪资低，又不愿意离开体制的原因。

如果没有“条子”，也可以通过“票子”解决。

比如“借读费”，指的就是“你不是我这个学区的，但你要来上学，所以你要多交一笔费用补贴学校。”择校费一般视学校不同，从几千的几万不等。

“指标费”，是指不达标仍要进班的费用。例如，一般学校内部会划条分数线，低于分数线10分以内要交2万，20分以内要交5万等等。

而对于那些分数实在差太多的，只要钱够多关系够硬，也能得到入学的名额。

没有条子，也没有票子，就只能靠“位子”。

所谓“位子”，也就是入读“坑班”。重点学校心里门儿清：保住金字招牌，不仅要靠*的老师，更要有优质生源。于是，为了抢夺尖子生，重点学校们原创了一种叫“坑班”的选拔模式。

“坑班”的运作逻辑是：将“违法”的选拔考试，转化成加入坑班后的若干次大考，通过监控学生们的长期学习数据，在小学毕业前，就将尖子生收入囊中。

一个坑班，最终只有不到10%的人能成功，90%的孩子只能陪跑。但即使陪跑，家长们也不会放弃这渺茫的希望。

除此之外，各学校还有“特长生”、“推优生”等录取名额，其中的灰色操作空间，不可与人说。

那些年里，各种五花八门的招生形式，把家长和孩子搞得身心俱疲，也养肥了教育系统中一些主事人的腰包。

03

“一房定输赢”的年代

随着时代发展，教育公平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教育公平改革进入深水区，一项项举措从纸面落实到行动中。

我们可以从各种文件中清晰地找出教育改革的步履：

2002年，国家政策叫停中小学考试招生制度；

2006年，新《义务教育法》规定禁止办重点学校和重点班；

2014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规定，19个大城市所有县（市、区）实行划片就近入学政策，100%的小学划片就近入学，对于哪条街道哪一栋楼房里的孩子可以进哪一所学校，都有明确的划分。

2019年，教育部办公厅文件规定，严禁自行组织或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考试，严禁提前组织招生，变相“掐尖”。

国家对于“选拔式招生”下狠手打压，“占坑班”被送上断头台，推优政策越卡越严，过去被认为牢不可破的小升初共建生、特长生计划，也慢慢退位。

与此同时，有关小学和初中“免试就近入学”的规定变得越来越具体严格。

这样的量化指标压缩了腐败的空间，却也于无形中，将学区房变成了决定孩子能否上重点学校的*标准。

但显而易见，由于前期的倾斜政策，现在各区域教育资源严重分配不均，“优质学区”和“普通学区”的差异客观存在。

中国父母都是好强的，没有谁仅仅因为运气不好，住的离“差校”近，就听天由命。

无可奈何，当优质学区资源有限，而争取学位的孩子只多不少，金钱，就成了置换资源的*筹码。

所有重视教育的家长都不想认输，开始疯狂下注学区房，房地产中介也“趁火打劫”，学区房价格一路飙升。

这些年，家长们为学区做的“傻事”，桩桩件件见诸报端。

一个10几平的过道房，成了梦寐以求的入学资格，卖出20万/平的天价；

限购令之下，不少夫妻为了买学区房假离婚，最后却弄假成真，一拍两散：

也有就像电视剧《虎妈猫爸》里一样的，为了让孩子上重点小学，把大房子换成了老破小，最后却发现新购的老破小不满3年，依然没有入学资格，进退两难，不得不让孩子晚一年入学。

这些好笑又心酸的故事，不得不让人细想：

就近入学，这一国家出于公平推行的入学方式，真的公平吗？

学区房的本质，还是按财富多寡去分配教育资源的优劣，把择校变成择房。家里经济条件好些的孩子进好学校，条件不好的孩子只能靠边站。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不公平？

为了降低学区房的热度，政策开始屡次变化。2017年，北京开始“多校划片”，一处房产对应2个以上学校，也就是说，就算买了学区房也不一定能上到好学校，而“过道房、车库房”，按照规定也不能成为入学资格条件，“实际居住”成为入学资格审核标准。

不久前，一纸政令，北京的学区高地——西城区也由“单校划片”步入“多校划片”时代。

但学区房热度因此减弱了吗？并没有。

只要中国的人才选拔还是以成绩为标准，那么，学区房的竞赛，永远都不会结束。

从拼资源、拼权到拼钱、拼房，是一代代中国家长“一切为了孩子”思维下的一腔孤勇，也是不得不扛起的生活重担。

他们杀红眼，时刻都在与变化的政策斡旋抗衡，生活本身的愉悦和追求被消磨殆尽。

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畏惧结婚生子，因为，一旦有了一个孩子，就意味着一生都要陷入与政策、与他人的搏斗和竞争中。

中国的教育公平之路，承载的是一个又一个家庭的希望，消耗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悲喜。

路漫漫其修远兮，或许在一次次的艰难探索中，我们会一步步接近公平；

或许，我们也会失落地发现，有人受益，就必然有人牺牲，无论如何改革，都无公平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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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改革重要文献选编》

张洪高，辛丽春《教育的正义性》

21世纪经济报道《北京小升初共建生内幕：权力部门的子弟全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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