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谁还拍电影

“我最开始来参加节目，也就是因为现在行业确实不景气。”

新导演曾赠在综艺《导演请指教》得到了大众、专业评审的一致好评，她却突然情绪崩溃、泪眼婆娑道出苦衷——现在拍一部电影长片太难，她打算一直拍短片下去。

另一边，当少数民族导演德格娜遭遇手法陈旧的争议，有影评人激情昂扬地鼓励她时，制片人方励却大声呵斥不要捧杀新导演，艺术片也要面对市场，“我们快要没有空间了，因为我活不了多少年了。”

作为劳雷工业&影业的老板，方励之所以如此苦口婆心地“教训”新导演，是因为他把位于美国加州的地球物理仪器公司卖掉赚的钱，全部赔在了中国电影身上了，可谓电影圈*慈善家。

方励从2000年开始投资电影，出品了娄烨、吴天明、李玉等的早期作品。但除了投资韩寒两部电影赚钱外，其他*赚钱的《百鸟朝凤》还是靠他下跪的营销噱头得来的。

而以现在电影市场的环境来看，别说是给艺术片一口饭吃了，连商业片都只能喝粥了。反复的疫情影响、跌破1万家的影院数、破亿都难的上映现状……也难怪连电影慈善家方励的态度都变得谨慎。

外行资本涌入影视行业那几年，各种新导演扶持计划层出不穷，还容许新导演有点个人追求。但现在，行业给不了新导演机会，因为场内剩下的没几人能赔得起了。

传统电影公司都在疫情冲击下幡然醒悟，纷纷布局网剧网大“续命”。院线电影本身，越来越像是一个奢侈品行业。那么最适合从事该职业的，也就只能是有钱人？

导演成了富二代职业？

不知你是否和硬糖君感觉一样，无论是去参加xx电影节、电影周，还是看《导演请指教》这类综艺，行业里所谓的新导演，大多是些不缺钱的“二代”或者“关系户”。

《导演请指教》里，除了明星演员、主持人转导演外，陌生面孔的“新导演”就八位，各有各的来头：王文也，华谊老总王中磊家的千金；宁元元，第六代导演张元之女；王一淳，做生意的老公投资300万拍处女作。

德格娜、钱宁黄、王暘都是海归，分别毕业于伦敦大学*霍洛威学院、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纽约视觉艺术学院，这些学校一年学费、生活费开销不低于50万人民币。

对比下来，“北电系”新导演曾赠、相国强还算朴实了，但他们拥有北电师哥师姐的豪华人脉资源，也算是赢在了起跑线。

硬糖君最近参加的某青年电影展，更是广聚富二代海归，拍着不食人间烟火的文艺片，哪怕是恋爱、亲子、未婚先孕这类接地气题材，那也*跟你我所知的世界相隔重山。与其说主办方邀请他们来参展，其实更像是邀请“二代们”来主办方的楼盘转转。

还记得在某创投现场，一位找投资的新导演称，自己已经投了200万拍片，现在想找个有经验的合伙人帮助完成后期宣发的部分；隔壁另一位新导演又说了，要是找不到上千万的投资，他就自己投资几百万，以小成本的方式拍了；转头，硬糖又听说导演孙浩的老婆是身价超25亿的新希望“千金”刘畅。

当时硬糖君就很感慨：现在的导演，都人均富二代吗？能随随便便拿出几百万？虽然没有数据统计导演家庭背景，也可以理解电影毕竟归属于艺术学科，学艺术就是比其他专业烧钱，稍微富裕点的家庭才供得起孩子搞艺术。但现在，市面上这些“新导演”，也富得有点超出预期了。

从源头上来分析，发掘新导演无非三个渠道：一是圈内转行，比如常见的编剧、演员、执行导演等转导演，包含各种二代关系户；二是通过相关艺术院校，拼的是知名院校的同门师哥师姐资源人脉；三是电影节或者新导演扶持计划。

以新导演辈出的2018年为例，当年票房Top11有6个新导演，“圈内转行”有四个：知名歌手转导演的刘若英（《后来的我们》），知名演员转导演的黄渤（《一出好戏》），徐峥《港囧》执行导演苏伦转导演（《超时空同居》），开心麻花知名话剧导演闫非、彭大魔转导演（《西虹市首富》）；

相关艺术院校的有一个李芳芳，毕业于纽约大学电影学院，是李安正儿八经的同门师妹，《无问西东》的主演都是与李安导演合作过的演员；新导演扶持计划出来的有一个文牧野（《我不是药神》），宁浩坏猴子计划扶持的新导演。

非京圈、非知名院校毕业的导演以及海归导演，都是靠长期混迹于各大电影节或是扶持计划谋求出头。只不过，行业不景气，资源压缩、僧多粥少，普通家庭的孩子大多为生计打了退堂鼓，能留下了不用为生计发愁的导演，也就是硬糖君眼中的“二代”导演了。

想当电影民工，都有门槛？

不说电影导演变成了“二代”越来越多的职业，其实很多非京圈、非知名院校毕业的，想进圈子当个普通的电影民工，也得有家里兜底或是副业救济。

硬糖君认识不少朋友拿着5、6k的工资在某电影公司做项目开发/策划，而北京目前五环内朝阳区合租价格在2-4k不等，余下3k不到的生活费，得勤俭持家才能活下去；如果讲究点，想住5k以上的一居室，那必然要靠家里接济房租或生活费了。

硬糖君身边就有一位刚脱离苦海、跳槽去互联网的朋友，她不可思议地谈起还在某知名电影公司奋战的友人，“从德国留学回来的硕士欸，拿着那么低的工资，挣扎在贫困线上，图什么啊？”

另一位从美国本科念到硕士的朋友更挫败。她在一家小公司做策划，三年出不来一个署名项目，试图跳槽改善境遇。面试了某知名电影公司策划，结果对方拒绝她的理由是“屈才了”，实际上是嫌弃她要价太高。她本以为高学历+工作经验不愁找工作，但实际上很多公司只愿找更便宜的“傻白甜”应届生。

其实也不怪电影公司抠门。影视行业并非能量产的生产模式，不需要太多固定上班的工作人员，大部分人都是流动性的项目合作制，超30人规模的公司已经算人多了。毕竟为固定上班人员付出的边际成本越少，才越能提高收益。

而在一家制片公司中，固定上班的财务、法务、人事部门，是专职专需；核心的制片部门，是拿项目分成大头的油水部门；签约的导演、编剧更是高价绑定的核心资源，只有前期的项目开发/策划处于金字塔的*端，是可以压缩成本的吊车尾部门，也只有这个部门是对广大普通院校毕业生、影视爱好者敞开的。

很多小编剧为了有稳定生计，也会选择去应聘策划，然后再接编剧的私活，靠两份工作养活自己。前期项目开发/策划虽然是处于金字塔底端，但也是所有部门中最清闲的，找IP、读小说、评估剧本，找编剧、维护编剧资源等等，都是无法量化的弹性工作。有的公司策划会深度跟进项目，负担一部分制片前期的活儿，甚至是项目后期的活儿。

硬糖君就认识一位曲线救国的海归朋友，回国先进高薪的互联网行业，靠不断跳槽提升工资，疯狂积攒存款，然后再进电影行业追求梦想。总之，没点家底或是副业，想来电影圈打工是撑不下去的。

普通人还有机会吗？

《寄生虫》夺得奥斯卡的那晚，编剧之一韩进元说：“要与忠武路电影人分享这份荣誉。”

忠武路，对韩国电影具有特殊意义，它见证了韩国电影产业的变革与崛起。而其更传奇的一面是，见证了无数“穷小子”实现电影梦。

1988年，进入延世大学的奉俊昊，一边念社会学系，一边像《寄生虫》里的剧情一样，去有钱人家当家教。后来，他凭着对电影的爱好进入忠武路打工，干过照明、摄影、场记、配角、助理等多个工种。

这就是忠武路培养导演的方式——学徒制。入行者都是从*层做起，经历过各个工种的历练，最后才有望成为执机的导演。这种封闭体系培养导演的方式，也是国内正午阳光等传统影视公司的方式。

某制片人曾和硬糖君分享过一个现场故事：某部双导演执导的剧集，两位都是新导演，只不过一个是从学徒制体系走出来的，另一个是大老板的女婿，也就是关系户。

这俩导演在拍片现场产生了很多矛盾。女婿导演提出了很多制片无法落实的拍摄创意，而学徒制导演则想用更省钱、更实际的方式，赶紧拍出来。

曾经辉煌一时的香港电影圈，之所以能培养出那么多基本功过关的“行活儿”导演，正是因为他们一直奉行学徒制体系，林超贤、徐克、王晶等大导演，都是从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比起现在，电影圈太多揠苗助长的“二代”新导演，而学徒制体系也算给了不少努力的普通人机会。

电影是一个比电视剧风险高的行业，它没有稳定为其买单的视频网站、电视台，加上疫情对电影行业的持续影响，资本对于电影导演的选择更加谨慎。

四处为自己电影项目找投资的小余告诉硬糖君，最近在某资方的游说下，他终于决定放弃处女作的大银幕梦，转战更实际的网大。

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做甜宠剧编剧维持生计。他曾满腔热血地闷在家写电影剧本，直到听闻胡波自杀的事，改变了他的想法。遗作《大象席地而坐》夺得中国台湾金马奖*影片的胡波，生前曾不断在微博提及生活的窘迫：“拍电影就是屈辱，就是穷，就是忍受。”

深受触动的小余决定：先有面包，再谈梦想。毕竟做电影梦的时代，已今非昔比。大洋彼岸的好莱坞老大哥迪士尼，都在今年的片单中大力布局剧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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