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募镀金时代终结

公募基金薪酬体系大变革

近日，某地方证监局的一份通知，在公募基金行业掀起轩然大波。

该通知要求，辖区内基金公司5月底前报送薪酬激励约束机制的落实方案；还提出要抑制薪酬过高，增长过快，要有对少数冒尖情况的相关调控措施；各基金公司应通过2022年薪酬发放方案，报送2021年人均薪酬增幅比例，中位数及平均数、最高数与*数的倍数等信息，并进行近三年薪酬等数据分析。

自1998年首批公募基金公司成立以来，公募行业一直位于人才金字塔尖，从业人员向来以高学历、高薪酬著称。伴随行业全面发展，头部基金经理和高管的薪酬，不断走高。

公募或许不是人均薪酬最高的行业，但肯定是最“稳”的高薪行业。薪酬改革方案即将落地，一场行业飓风在所难免？

最“稳”的金领

薪酬高低与行业起伏，息息相关。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有些行业的高薪时刻已成云烟，而有些高薪神话却仍在继续。

十年前，公募基金业便有人均收入过百万的传闻。一名长期负责基金审计的人士透露，华南某头部基金公司2008年和2009年支付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分别约为1.5亿元、2亿元。对应150人左右的员工数量，人均年收入已站上百万大关。

2020年，华夏基金股权转让，让外界得以窥得行业领头羊薪酬的冰山一角。2008年和2009年，该基金公司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分别为5亿、6.69亿元。按华夏基金在职人数估算，上述两年，其人均薪酬和福利分别达130万和124万元。

人均薪酬高的前提，是人均创收高，盈利能力强。一名资深业内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公募基金的营收规模和利润体量虽然远不如银行、券商、保险，“但员工数量少，人均创收高、盈利能力强，这是高薪基础。”

“公募基金从业人员收入高，行业应如何体现社会价值，这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一家银行系基金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大众眼中，高端制造业、战略性行业的社会价值高，“但二级市场炒股票听起来就不那么‘高精尖’。”

业内人士对高薪情况也有反思。一家基金公司的负责人曾公开表示，在目前大环境下，过度的、短期的激励会引发各种短期行为，进而损害投资人利益。这名负责人认为，一些过度追求短期排名的做法，会使产品的回撤和波动非常大，并且诱发投资者在比较高的价位进行申购。

公募行业薪酬改革已在路上。“现在年终奖都还没发，以往中后台的年终奖，在三四月就会结清。”一家华南基金公司内部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披露。

“原以为薪酬改革只会冲击某些头部基金经理。但作为一揽子方案，一些中后台高管已经开始找员工谈话，这是一个信号。”上述华南基金公司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年终奖缩水，似乎已近在咫尺。

神话与现实

外界对公募基金天价薪酬的关注，一直没有停息。

传奇基金经理王亚伟的千万年薪，曾被视为公募行业“天花板”。近年，头部基金经理的管理规模迅速增长，高薪传闻也愈发受人关注。

董承非自掏腰包，4000万元自购，就可管窥头部基金经理的高收入。知名基金经理蔡嵩松也曾被传年终奖高达7000万元。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了该传言。外界猜测并非毫无根据：300亿元管理规模，对应1.5%管理费，再加之基金经理15%的分成，如此算来即约为6750万元。蔡嵩松公开表示，他个人资产都在房产上，甚至“有一些学区房压力”。

“很多传言都是假的，我们公司的薪酬制度是背靠背，我根本不知道同事拿多少钱。”沪上某基金公司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2017年，太智联合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基金经理税前年薪（包括税前年终奖）中位数为169万元。太智联合数据显示，基金公司总经理平均税前年薪（包括税前年终奖）为511万元，副总经理平均税前年薪（包括税前年终奖）为337万元。

多起劳资纠纷将基金行业的绩效奖金情况公之于众。

2017年8月，中海基金前任总经理黄鹏离职，而后因递延奖金未发放而与老东家对簿公堂。黄鹏年薪为138万元，离职后并未拿到2015年专项激励计划奖金69万元。长信基金前基金经理薛天，每月工资为税前8.33万元。离职后，他向长信基金追讨2016年度绩效739.41万元。

“一家独大”的奖金分配机制也浮出水面。2015年，薛天所在的国际业务部，绩效奖励为187.62万元，实际发放薛天的绩效奖金就高达167万元。此外，薛天称2016年部门绩效奖励为850.11万元，应发放薛天的绩效奖金739.41万元。薛天“讨薪案”还披露了长信基金的奖金发放节奏。在2016年一季末发放一部分后，大头在2017年1月才先后发完。

国联安基金的“讨薪案”，则将该公司年终奖体系公之于众。2015年，这家规模排名50名开外的基金公司，计提的年终奖高达1.35亿元。该公司人力总监陈某索要的年终奖达739万元，但后续将金额降低至160万元。2015年，监察稽核部总监年终奖89万元，风险管理部总监115万元，人力资源副总监年终奖88万元。

被平均的薪酬

“我们的客服人员每月基本工资才4000元。”一家基金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不过，中后台工作人员的薪酬也靠天吃饭，依据不同行情拿月数不等的年终奖。”

仍有人愿意从头部互联网大厂跳槽到公募基金担任中后台。刘烨（化名）曾在一家互联网大厂任职，后加入上海一家中型基金公司。刘烨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薪酬差不多，但加班更少，何乐而不为。”

一家头部基金公司的高管以高收入著称，传言副总经理年薪为3000万-4000万元。

“头部基金经理的收入，对标私募基金经理。”某资深业内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以“公转私”的基金经理林鹏为例，首日发行规模为150亿元，按1%的管理费计算为1.5亿元。“除去渠道分成，大几千万跑不掉。大头还是行业惯例的20%业绩提成，遇到牛市分分钟财务自由。”这名业内人士说。

“倘若基金管理费与业绩挂钩，甚至基金经理收入与业绩表现关联，这没有问题。业绩出色的基金经理多拿点，业绩平庸的基金经理少拿一点，才是王道。”某不愿具名的基金公司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薪酬水平和工作强度也相对应。”

中邮基金因已在新三板挂牌，是一个可探究的行业样本。时代周报记者梳理，中邮基金挂牌新三板以来，高管平均年薪下降趋势明显。2016年，7名高管薪酬合计超过4000万元，人均年薪近600万元；2017年，7名高管的合计年薪已将至3877.68万元，人均554万元。2018年，中邮基金新增2名高管，9名高管的平均年薪进一步降至440万元。2019年，其高管人均年薪继续下滑，跌至190万元。此后，该基金公司高管的平均年薪始终在200万上下徘徊。

总体而言，盈利能力越强的基金公司，员工薪酬越高。“但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是一个问题。”某华南基金公司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如何平衡公司发展和员工激励机制，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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